赵益：“窜句脱文”及“错误一致原理”与通俗小说版本谱系考察

版本（文本）谱系考察是古典文献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达成文本校勘最终目标——确定某一文献的所有属性，将其各种文本尽可能地恢复到原始文本乃至重建一个唯一的定本——的关键。

版本（文本）谱系考察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它不像文献研究的其他方面一样多以外部事实的佐证为主，而是需要进行以内部证据为主要依据的逻辑推理。既然运用推理，就必须具有原理意识，亦即从人们已经建立的因果关系和逻辑法则中去推导出可以为我所用的各种原理，并进行具体的应用。而这样一种原理意识和推理实践，正是目前本土文献学研究中较为缺乏的。

本文在前人时贤的基础上，以“窜句脱文”（或称“串句脱文”“窜行脱文”及“同词脱文”）及其所属的“错误一致原理”在通俗小说版本谱系考察中的具体运用为例，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希望引起文献研究者对文献原理建设的重视。

一、Homoeoteleuton、“涉上下而脱”的校勘学内涵及古代通俗小说中的“窜句脱文”

古代中西文本抄写中都存在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抄写错误类型，英国汉学研究者魏安（Andrew West）的描述是：

在一本书流传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种很特殊的钞写错误，那就是如果在几行之内再次出现相同的（或略同的）词（或词组），钞写者在钞写的时候很容易钞到第一次出现的词（或词组），然后在原文里看错地方，而从相同的词（或词组）第二次出现的地方继续钞下去，结果是新钞的本子里脱漏一段文字。因为钞写者是读串了句子，这种钞写错误可以名为‘串句脱文’（英文叫做homoeoteleuton）。[1]

严格来说，因相似性而造成的窜脱在西方校勘学中分为两类，一是homoioteleuton（词义：相同的结尾），即两个词、短语或句子结尾字母相似而造成的窜脱，二是homoioarchton（词义：相同的开头），即两个词、短语或句子开头字母相似而造成的窜脱。合并总称则为homoeoteleuton，如L.D.雷诺兹和N.G.威尔逊所著《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第六章《校勘学》所举西塞罗《致阿提库斯的信》ⅶ.9.4.一例：

Praeteriit tempus non legis sed libidinis tuae, fac tamen legis; ut succedatur decernitur; impedis et ais ‘habe meam rationem’.[2]

某一版本抄脱了斜体部分，抄手因为前后两个legis，直接抄到了下一个legis。中文不是拼音文字，因此homoioteleuton和homoioarchton两小类不存在，homoeoteleuton为单纯一事。

中国古代校勘学主要处理传统经典文献，而经典文献为典雅书面语，虽然脱文的现象大量存在，脱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窜句”而脱亦即脱掉多个词或句子的现象却并不太多。王念孙已经注意到古书存在“有脱数字至十数字者”，并举例如《逸周书·文传篇》一段原文当作：“明开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不明开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今本皆脱去第一句“明开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3]，但仍未总结其内在规律。

第一次系统总结因相似性而造成窜脱的是陈垣，他在校勘较为特殊的文献《元典章》时发现了这一现象，归之为“因同字而脱字例”，并曰：

钞书脱漏，事所恒有，惟脱漏至数字或数十字者，其所脱之末一二字多与上文同，在沈刻《元典章》中此为通例，因钞书之人，目营手运，未必顾及上下文理，一时错觉，即易将本行或次行同样之字句误认为已经钞过，接续前钞，遂至脱漏数字数行而不知。此等弊端，尤以用行款不同之钞格者为易犯。[4]

其所举脱数字和脱数句共有二十一例，如其中之一为：

元刊本：江南诸道行省户口税粮课程造作等事，实为繁重，目今行省令史俱于各道宣慰司令史内勾补，多系带行白身之人，理合依例于六部令史内选取，将见勾当。令史一例迁转，为此送吏部讲究。

沈刻本：江南诸道行省户口税粮课程造作等事，实为繁重，目今行省令史俱于各道宣慰司令史内选取，将见勾当。令史一例迁转，为此送吏部讲究。[5]

陈垣的命名、概括、举例极精，与西人对homoeoteleuton的总结，完全一致。其中“此等弊端，尤以用行款不同之钞格者为易犯”的判断，又可称是基于中国文本实际基础上的发明[6]。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将此一类型名之曰“涉上下文而脱”[7]，并举有裘锡圭发现的《论衡·卜筮》中一例：

正：又试使人骂天而卜，殴地而筮，无道至甚，亦得兆数。苟谓兆数天地之报，天地之神何不灭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乱其数，使之身体疾痛，血气凑踊？

脱：又试使人骂天而卜，殴地而筮，无道至甚，亦得兆数。苟谓兆数天地之神，何不灭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乱其数，使之身体疾痛，血气凑踊？[8]

同样非常典型。从裘例中也可看出，传统经典文献因文言简赅峻洁之故，“因同字而脱”或“涉上下而脱”往往相邻较近，不常窜句。

在本土学者中，王三庆最早注意到古代通俗小说中存在着类似现象，他称之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无意识脱文”，并曰：

抄胥长期过录一部大书，自然产生倦态，加上左右邻行间，有着共同的文字或近似的字形、字音，促使抄者不知不觉误移了一行或两行，因而抄重或脱去了一行或两行的文字。

这种无意识、非任意性的人为疏失是抄录者在面对着一部大书的抄录时，因困倦而疏于注意视觉的移动规律，或因邻行文字的相近，造成不经意的回抄前行文字或跳抄下行文字，留下不必要的重复文字或文义难以衔接的地方。[9]

《红楼梦版本研究》

除了称脱文以“行”为单位不尽准确外，其他分析、总结十分到位。

王三庆在《红楼梦》诸抄本中发现的窜句脱文，其称之为“某本以某某（字或词）跳脱若干字”，如：

正：贾赦之妻邢氏忙起身笑道：“我带了外甥女过去，倒也便宜。”贾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罢，不必过来了。”（甲戌本、戚本、全抄本、程甲本、程乙本）

脱：贾赦之妻邢氏忙起身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罢，不必过来了。”（庚辰本）[10]

庚辰本即以其母本此段前后二“笑道”脱去中间的文字。

王三庆独到的发现是，除了“窜句脱文”，还有“窜句重文”，其称之为“某本以某某（字或词）回抄（上行）若干字”和“某本以某某（字或词）跳抄（下行）若干字”，前者较为典型，如其所举列宁格勒藏《石头记》抄本（列藏本）第七十四回一段：

一则保的住没有别的事，二则也省些用度。太太想我这话如何？”王夫人叹息道：“你说的【事二则也省些用度太太想我这话如何】何尝不是！[11]

王三庆教授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做学术讲座

【】中为抄重之字。抄手因“的”字的前后重出，视线前移，又再次抄写了一遍“的”后面的文字。

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窜句脱文”（其称为“串句脱文”）做了最详细系统的论证（见前引），此后中国小说研究者或称之为“同词脱文”（此称和陈垣“因同字而脱字”类似，皆与homoeoteleuton同义，以标揭错误之由为重心，有其合理之处），定义则与王三庆、魏安无异。

通过中西方学者的总结可以发现，Homoeoteleuton、“因同字而脱字”或“涉上下而脱”“窜句脱文”“同词脱文”有较为严格的限定，其根本点在于：

脱文是由前后词句相同或相似的原因造成，并且所脱文字处于前后两个相似词之间。其它原因造成的窜句、窜行之脱，不能归结到这一类型之中。

王三庆、魏安的贡献在于，他们在通俗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中“发现”并运用了最典型的“homoeoteleuton”“涉上下而脱”——本文统一作“窜句脱文”。

前举王三庆发现之例外，再以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中一个典型例子示范如下表1（为方便对比，表中以灰色条标示脱文。下同）[12]：

表1

如王三庆、魏安所指出的，“窜句脱文”在根本上和“homoeoteleuton”“涉上下而脱”相同，都是一种因前后相似导致抄手将前后相似之间的字符抄漏的抄写错误。

通俗小说中的“窜句脱文”之所以最为典型，原因在于：

第一是其致误之由不是前后相邻不远的相同或高度相似的两个字母或字符，而往往是专有名词、短语甚至是句子；第二是抄手将前一词或句视为后一词或句而从后一词或句继续往下抄写，漏掉的往往不仅仅是几个字，而是一句甚至数句。

很明显，在叙事文学特别是通俗小说中，因为人物角色姓名、地名、物名及其他专有名词经常被提及，一段叙事中出现相同动作、行为词语（包括对话繁多而使用的“曰”“道”等词）的使用频度较高，“窜句脱文”的出现具备较高的逻辑必然性；同时，如果通俗小说出版不太注重质量且版本众多，“窜句脱文”的发生更会具有非常坚实的客观基础。

而这一切，均在十六至十八世纪出现并被不断抄写、翻刻的几种优秀长篇小说中得到了验证。特别是《三国演义》，流行时间长、受众广，版本众多，这种错误最为突出。魏安在各本《三国演义》中找出了154个例证，其他学者也有新的发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红楼梦》早期主要靠抄本流传，“窜句脱文”更常发生，王三庆《红楼梦版本研究》在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本、全抄本、程本前八十回各本中就发现了140多个例子。曲沐、张杰、孙柏录、刘世德、周文业等学者也发现了《红楼梦》《水浒传》诸版本中存在的很多例证[13]。

当然，通俗小说中的“窜句脱文”存在复杂之处，有些前后词句相同或相似情况下的脱文，是否为“窜句”而导致脱文，也不易判断。

比如魏安的例子中，有一些似乎是可以商榷的，如其例33：

33.1部下三百军叫曰：“将军休走，我等并力击之！”马忠拨回马来，众军一声喊起，将关兴围在垓心。兴力孤，不能展转。（嘉靖本）

33.2手下有三百来军一齐围将上来，果是寡不迭（敌）众。（叶逢春本）[14]

后者肯定是有所脱文，但抄录或改写时以意致脱的可能性，大于因“军”字而造成的“窜句脱文”的可能性，因为两个段落后一个相似词之后的文字并不相似，前者使用的是“力孤”，后者使用的是“寡不敌众”，完全是不同的行文；“寡不敌众”很大可能是对“众军一声喊起，将关兴围在垓心，兴力孤，不能展转”句义的归纳。

再举《水浒传》中的一段，《水浒传》简本系统的三个版本文字如表2所示：

表2

这也是比较特殊的例子：

表面上看很像是插增甲本因其祖本上下文两个“知县”而犯了窜句脱文的错误，但因为文本中多了“禀知致死根由”一句，足以概括下文的交待；再考虑到《水浒传》各简本即使据有简本母本，也都不是就原文直接抄写而是予以删节，所以插增甲本少了知县与武松的一段对话，似乎就不能算是“窜句脱文”。

总之，任何证据都需要进行检验，以“窜句脱文”为证据，同样必须首先检验其是否符合“窜句脱文”的条件，而且这种检验必须尽量严格、苛刻。

无论如何，最能代表“homoeoteleuton”或“涉上下而脱”抄误类型的典型就是通俗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中的“窜句脱文”，此无疑义。

二、版本谱系考察中的“错误一致原理”

“窜句脱文”之所以能够用来考察版本谱系（或文本谱系，包括印本和抄本[15]）是因为它是一种典型的“错误”，可以根据校勘谱系法实践中的“错误一致原理”判定版本之间是否存在关系以及存在怎样的关系。

所谓“错误一致原理”，即：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存在一个或一个以上很难独立发生的完全相同的错误（“独特错误”[16]），则此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必然存在着某种关系，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均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祖本。

其一个重要推论是：如果三个或三个以上文本既存在一个完全相同的独特错误，又各自拥有一个或一个以上不同的独特错误，则此三个或三个以上文本虽源于同一个祖本，但彼此不存在直接的关系[17]。

“错误一致原理”中，“错误”的限定内涵有三：第一必须是一种严重的“错误”；第二是错误原因完全一致，而且必须严格对应；第三是“错误”必须具有复杂性。否则，“错误一致原理”即不成立。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文本中的“窜句脱文”完全符合上述限定：

首先，它是一种极为严重的“错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义。

其次，“窜句脱文”具备“错误原因一致性”，即有着明确的、完全相同的、存在逻辑因果的致误之由，而不是随机性的抄写错误。

再次，“窜句脱文”具备较高的“错误复杂性”，同一文本在不同抄写者身上发生相同“窜句脱文”的可能性极低，发生多次完全相同的“窜句脱文”的可能性则几乎为零。由此，不同文本之间存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相同的“窜句脱文”，即可以符合“错误一致原理”。

反过来，没有明确致误原因或不具备复杂性的错误，比如随机性的抄脱、不影响文义的非关键文字脱文、较为简单的错误等，均不可作为“错误一致原理”的“错误”证据。

显而易见的是，西文文献的homoeoteleuton中如果仅是因相邻或相排比的词的词头、词尾相似造成的字母脱误，尚不能算作是一种“连结性的错误”，也就是无法成为谱系考察中“错误一致原理”的证据，因为这一错误就像中文文献中普通的“形近而讹”一样，往往可能会在彼此无关的几个抄手中独立发生[18]。

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涉上下文而脱”和很多关键性异文，是否能成为“连结性的错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但通俗小说中的“窜句脱文”则毫无疑问是“错误一致原理”的最佳依据[19]。

“错误一致原理”的内涵并不复杂。关键点是，它属于依据因果关系的推理，可以逻辑地推导出某种真的结果。“错误一致原理”的运算规则可按谱系法原则简化为：逐级归同、逐层求异。

逐级归同，设有A、B、C三本，若A、B、C出现有相同的独特错误，则它们来自一个共同的祖本。

由此又可生出两种不同的情况：（1）A、B、C中，若A、B具有的共同的独特错误，C本却没有，则A、B来自同一个低一级的祖本；（2）A、B、C中，若B、C具有的共同的独特错误，A本却没有，则B、C来自同一个低一级的祖本。这两种情况非此即彼。如图1所示：

逐层求异，设有A、B、C、D、E五本，若A本有的独特错误，D本没有；而D本有的独特错误，A本没有，则A与D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关系；若A、B、C本有的独特错误，D、E本皆没有；而D、E本有的独特错误，A、B、C本皆没有，则A、B、C系统与D、E系统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关系。如图2所示：

两种方法综合运用，再结合“错误一致原理”的另一项重要推论：“如果一本子B，拥有另外一个本子A的所有独特错误，另外还至少存在一个自身特有的独特错误，则B本源自于A本”[20]，就可以得出全面的谱系。

《金瓶梅版本史》

因为“错误一致原理”不是枚举归纳而是一种逻辑演绎，其求真结果不以证据多寡而转移，所以它在运用中的一个特殊之处是并不需要进行完全统计。除非特殊情况，理论上只要发现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当然例证越多越好，但两个例子已经完全充要了）。

具体来说，在某一“窜句脱文”上，A、B本比较有四种类型：（1）A本脱，B本不脱；（2）B本脱，A本不脱；（3）两本皆脱；（4）两本皆不脱。

四种类型都可能出现，每一种情况对应的结果不同，但任意一种类型只需要一个例子就可以了。比如A本脱，B本不脱，发现一个例子后，即无须再找出其它例证。“错误一致原理”的这一特质是由其以“错误”为证据故而具有反证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是一种简明直接的、易于操作的证明方法。

例如中川谕研究嘉靖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毛宗岗本之间的关系，又发现了魏安没有指出的两个“窜句脱文”[21]，但根据更多数量例子所得到的结论，和魏安的结论没有任何的矛盾。

通俗小说中的“窜句脱文”，中国学者王三庆早具相当程度的认识，其《红楼梦版本研究》相关研究即可谓孤诣独造。

根据其提供的证据（《红楼梦版本研究》附表三《诸本脱文分布简表》）进行“逐级归同”和“逐层求异”，可以得出诸抄本的谱系如下图3（图中的“过录本”非限定为一本；虚线表示不确定）：

这个谱系当然不够精确，因为很多抄本残缺或未能全面统计，故而缺乏相应的“窜句脱文”证据（特别是“逐层求异”所需要的证据）。

另外，《红楼梦》抄本大都是过录本，且过录环节和过录次数均无法确证，也影响到准确判定诸本关系。如果能结合外部证据进一步予以精确化，“窜句脱文”所能揭示的诸本关系将一定会有助于《红楼梦》版本疑难问题的解决。

魏安是研究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西方学者，其西方学术背景和汉学家的身份使他具有一种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因为熟悉西方校勘学特别是谱系法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同时又能进行小说的文本对勘，所以才能有意识地将“窜句脱文”运用到“错误一致原理”中去系统考察《三国演义》版本谱系，且例证丰富、方法正确、逻辑周到。毋庸讳言，如果缺乏比较的视野和文献原理意识，恐怕很难发现通俗小说中的“窜句脱文”及其重要性，更谈不上有意识地加以运用了。

在王三庆《红楼梦版本研究》、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之前，尽管海内外研究古典小说版本的学者中有一些人对“窜句脱文”也有所发现，但他们大都将其视为一般性错误，均未明确提出过相应概念并加以运用。

也就是说，在魏安之前的小说版本研究者中，除了王三庆以外[22]，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运用版本谱系法中的“错误一致原理”。

在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之后，除了前文所引的中川谕、朴在渊等日韩学者和少数中国学者外[23]，大多数本土小说版本研究者似未能完全理解此一方法[24]，充分借鉴并系统运用到小说版本谱系研究中的则微乎其微。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版本异常复杂，考索十分困难，原因就在于外部证据严重缺乏，可以依靠的主要就是内部证据。中国学者非常注重对插增内容、回目文字、诗词、叙述正文之有无、异同、正误等进行研究，却对同样是重要内部证据并能进行逻辑推理的“窜句脱文”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忽视，缺乏原理意识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三、“窜句脱文”与“错误一致原理”在通俗小说版本谱系考察中的运用

运用以“窜句脱文”为独特错误证据的“错误一致原理”考察通俗小说版本谱系，除了探明特定关系从而建立谱系之外，还可以发现很多深层次的问题。

比如《英雄谱》“三国演义”部分的文本相当复杂，早先的研究者都发现本来不应该同时在一个谱系文本中出现的现象居然都出现在《英雄谱》中，故小川环树、金文京认为它是两个系统的混合版本[25]；中川谕在其基础上继续考察，最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6]。

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一致性（相似性）原理”（《英雄谱》与其对照版本在“花关索”“关索”故事方面分别有哪些相同之处，然后归纳相似程度），而不是“错误一致原理”，因此结论都存在不确定的地方。

而魏安则不然，他很明确地指出《英雄谱》的底本是一个有缺损的本子，采用了另一个系统的本子来进行补充，造成最后的文本是由两个不同系统的版本组成。

魏安所以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原因即在于他不仅考察了关索故事、注释是否相同，更重要的是采用了“窜句脱文”的证据，根据“错误一致原理”进行了推导。而这一类结论，不可能通过简单归纳轻易得到，必须依赖于逻辑推理。

“错误一致原理”对版本谱系中的不同版本关系的考察，较“相似性原理”更为有效。例如魏安以“错误一致原理”之“窜句脱文”为其研究的主要方法，但也有自我矛盾的地方，以夷白堂本和周曰校本的比较为例，魏安就没有对夷白堂本的“窜句脱文”进行统计，只是依据夷白堂本中的《梁父吟》第九、十句同周曰校本，得出夷白堂本出于周曰校本的结论[27]。这实际上是运用了“相似性原理”而非“错误一致原理”。

中川谕既找到了夷白堂本和周曰校本皆脱的例子，也找到了周曰校本脱而夷白堂本不脱的例子（详见表3）[28]，于是，根据“错误一致原理”运算规则，结论是：夷白堂本和周曰校本出自一个共同的祖本，但夷白堂本并不直接承自周曰校本[29]。

显然，中川谕的结论是正确的。

表3

“错误一致原理”尤可以对一些错误结论进行证伪。如《红楼梦》己卯本和庚辰本有着共同的“窜句脱文”，它们源自一个共同的祖本没有疑问。冯其庸根据相似性方面的考察，又提出了庚辰本完全依照己卯本抄出这一独特观点[30]。

根据“错误一致原理”，只要找出庚辰本脱、己卯本不脱和己卯本脱、庚辰本不脱两种情况都存在的例子，冯氏的结论即可不攻自破[31]。

事实上，王三庆早已经发现了庚辰本脱、己卯本不脱有5例，己卯本脱、庚辰本不脱有1例[32]，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二本不存在直接的抄录关系。其他否定冯说者，则均未运用此一原理。再如有学者提出“程前脂后”说，以王三庆所发现的证据并运用“错误一致原理”，同样立即可以断定其论之非[33]。

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据此考察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水浒传》简本系统中一些重要版本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

以最早的《水浒传》简本“插增甲本”“插增乙本”为据[34]，可以找到“评林本”和“二刻《英雄谱》本”、“刘兴我本”存在不少完全相同的窜句脱文，姑分别举出1例（表4-表5）[35]：

表4

表5

也可发现“插增甲本”“插增乙本”“评林本”“二刻《英雄谱》本”“刘兴我本”正、误交错的情况，如例3-例5（表6-表8）：

表6

表7

表8

再看例6（表9）：

表9

此例中插增甲本的脱文，是因为其祖本此段行文中有两个“宋江”，导致将前一个宋江直接“窜句”到后一个。但插增乙本、评林本中前一个“宋江”句亦即“宋江史进舞刀拍马”明显不通，宋江既不可能亲自上阵，后文也明明说只有史进一人“舞刀拍马”。

马幼垣因此怀疑“宋江”后疑有脱文。实际上，另二本“二刻《英雄谱》本”和“刘兴我本”此处分别作“宋阵”和“宋军”（见表10），意思非常正确。因为没有误为“宋江”，所以此二本均未发生窜句脱文的错误：

表10

根据上举窜句脱文的例证，运用逐级归同和逐层求异的方法进行逻辑推导，我们立即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评林本”“二刻《英雄谱》本”“刘兴我本”来源于一个共同的祖本，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插增甲本”与“插增乙本”不存在直接的关系；“插增甲本”与其他三本也不存在直接的关系。

这个推导与学术界对《水浒传》简本系统研究的原则性结论[36]，完全吻合。因为这是运用“错误一致原理”推导的结果，较从相似性方面进行的比较、推测，更立于不败之地。

不仅于此，这个结论甚至还可以揭示出《水浒传》繁本、简本问题的真正事实，即：《水浒传》诸简本确实来源于一个共同的简本祖本，但这个简本祖本并非如很多当代学者所认为的像繁本一样古老，而是建阳地区应乎需要而产生的一个对繁本的节本，这个节本立即就成为当时坊刻《水浒传》的共同来源。

这是因为三个主要的建阳刊本时代相近，处于同一个《三国演义》出版阶段，彼此既无承继关系，则它们与共同祖本之间的环节绝不会太多，很大可能就可能直接源自于这个祖本。

当然，“错误一致原理”在版本谱系考察中并不是万能的，因为一种原理只能证明其因果逻辑所针对的事实。

简单而论，首先，“错误一致原理”无法解决版本的先后。因为这条原理的核心是“犯了同样的独特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是共同依据了某一祖本，但什么时候犯了这样的错误则不在其包含范围之内。

其次，它无法解决不同版本的远近程度。无论是逐级归同还是逐层求异，如图1、图2所示，从“祖本”到“低一级祖本”再到A、B、C、D、E本，并不限定只是一个层次的差别，也不限定是等差层次，同时彼此级差数量也不限定完全相同。

因此，某一些版本犯有共同的错误，可以证明它们出自同一祖本，但是不能证明它们彼此与祖本的亲密程度。某一版本“窜句脱文”数量多而另一版本少，也不能证明前者就一定比后者距祖本远，或过录手数多。

王三庆认为“窜句脱文”还可以考知诸本之间的早晚、存真率和过录次数[37]，逻辑上似有问题。如果需要考察同一系中的数种版本的先后及彼此之间的远近程度，除了外部证据外，只能运用“相似性原理”中的相关方法对不同文本进行判定[38]，“错误一致原理”则基本派不上用场，这是由不同原理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以“窜句脱文”为代表的“错误一致原理”运用到通俗小说的文本校勘和版本谱系考察中，还必须充分考虑到通俗小说文献的实际，因为任何原理都存在适用范围，条件和背景发生变化，原理的适用范围也就会出现改变。

从理论上说，如果逻辑推导与实际情况发生矛盾，那么就必须发现新的事实来解决矛盾。从实践上论，通俗小说的文献性质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前面所论及的《水浒传》简本“删繁就简”貌似脱文、《英雄谱》采用不同版本为底本，都是典型的例证。

通俗小说的商品性本质，决定了它在编纂、印刷、装订、运输、发行、销售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因而产生了盗版、板片交易、编刊分离及印刷发行分离、批发、地区产业链差异等一系列现象，最后使通俗小说的版本具有独特的内涵。

举一个最显明易晓的例子：假如一种小说版本是由不同版本的印张装订而成的（混版或拼版），或是其中有内容是经过据别本剜补修订的（或活字印刷时随印随改），那么以“窜句脱文”运用“错误一致原理”所得出的结论就会与现有“事实”发生矛盾，形成某种悖论，研究者必须重新考察此一版本的属性，努力发现新的事实去解决悖论。

考察通俗小说版本谱系，如果不能正确认识通俗小说版本的特殊性，无论运用任何原理、方法都是容易出现谬误的。

四、馀论

中、西古典文献学研究对象的文本书写、内容、载籍体式和形式特性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同，但分析版本、处理异文、建立谱系并形成一个最终定本的根本目标并无本质性差异，文献研究中所遵循的基本原理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通过加强比较意识和原理意识，对西方文献学的原理、方法及其实践进行借鉴，然后结合自身的实际进行广泛的实践和理论总结，即可以有效地推动中国古典文献基本原理的建设，使文献学从“记问之学”上升到规律性认识的高度。

注释：

[1] 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3页。

[2] L.D.雷诺兹、N.G.威尔逊著，苏杰译：《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5页。

[3] 王念孙：《读书杂志·逸周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王氏家刻本，2000年，第7页。按，此处的脱文主要是因为存在两个相似的句子，导致抄脱了其中一句，与“窜句脱文”有相似之处，但不完全一致。

[4] 陈垣：《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1959年，第25-26页。

[5] 陈垣：《元典章校补》，《励耘书屋丛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65页。

[6] 王三庆也注意到了行款问题，并认为可以用“窜句脱文”来反推诸本的行款变革（王三庆：《红楼梦版本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32-33、124-126、172-173、227-228、327-329、496页）。

[7]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齐鲁书社，1998年，第141-143页。

[8] 裘锡圭：《论衡札记》，《文史》第五辑，中华书局，1978年。

[9] 王三庆：《红楼梦版本研究》，第62、558页。

[10] 王三庆：《红楼梦版本研究》，第63页。

[11] 王三庆：《红楼梦版本研究》，第561页。

[12] 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第63页。

[13] 曲沐：《庚辰本〈石头记〉抄自程甲本〈红楼梦〉实证录》，《贵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58-65页。张杰：《从同词脱文来看脂本、程本的先后关系》，《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4期，第3-5页。孙柏录：《<红楼梦>版本异文考》，《文史哲》2009 年第3期，第37-59页。刘世德：《水浒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周文业：《〈水浒传〉刘兴我本和藜光堂本数字化研究》，黄霖等主编：《2013年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825-877页。

[14] 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第154页。

[15] 抄写错误之所以包括刻本，是因为：（1）除非是摹写和影刻，雕版印刷的“写样”（据底本抄写纸样）过程必不可少，因此刻本的文本在本质上仍是抄写的产物。活字排印本可能不需要写样，但排字工人直接据母本排字，同样属于一种“抄写”。（2）雕版印刷增加了一个校对写样的环节，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抄写错误，但这主要体现在官刻、私刻所刊经典文献上，而且不能保证校对完全无误；坊刻之书一般很少校对，同时编校态度轻率、文字水平不高，导致文本质量低劣。（3）刻本确实存在着一种固化文本的作用，但这一作用主要发挥于它“淹没”前有抄本以后的长时段中。同一时代对同一流行书籍的翻刻，不仅没有固化文本，反而促成了文本的歧异。

[16] 因为此类错误可以揭示版本之间的联系，西方校勘学称之为“连结性（关联性）错误”（参见耶格尔（Gerhard Jger）：《文本考据》，刘小枫编、韦卫平译：《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151-152页；保罗·马斯（Paul Mass）：《校勘学》，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91页）。

[17] 保罗·马斯（Paul Mass）：《校勘学》，第49-50页。

[18] 保罗·马斯（Paul Mass）：《校勘学》，第93页。

[19] 理论上讲，王三庆发现的“窜句重文”比“窜句脱文”更为典型，但可惜的是“窜句重文”发生数量太少，无法发挥证据价值。

[20] 保罗·马斯（Paul Mass）：《校勘学》，第49页。

[21] 中川谕著，林妙燕译：《〈三国演义〉版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5、87页。

[22] 王三庆博士论文《红楼梦版本研究》1981年由台北石门图书公司初次印行，远在魏安博士论文《三国演义版本考》完成之前。近四十年来，竟无人注意到他的首创之功。

[23] 就个人所见，中国学者中周文业强调了“同词脱文”对于版本研究的重要性，并主张用电脑自动识别（《中国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和计算机自动对比》，尹小林主编：《第一届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年；《〈水浒传〉版本数字化及应用》，张虹等主编：《水浒争鸣》第十一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同时对《水浒传》简本藜光堂本和刘兴我本中的“同词脱文”进行了研究（《〈水浒传〉刘兴我本和藜光堂本数字化研究》，第825-877页）。张杰（《从同词脱文来看脂本、程本的先后关系》，第3-5页）、李庆之利用“同词脱文”证据对《红楼梦》版本进行了探索（《同词脱文现象与真假红楼之辨》，《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3期，第11-13页）。另有孙柏录以“关键性异文”（包括“窜句脱文”）为据研究了《红楼梦》的版本谱系（《红楼梦版本异文考》，第37-59页）。最近则有程国赋、郑子成《日本九州大学藏〈考订按鉴通俗演义三国志传〉考》（《文献》2019年第3期，第79-91页）运用“窜句脱文”对新发现的一种《三国演义》版本进行了考察。

[24] 国内对魏安著作的评价即比较少，就个人所见，专门的书评只有一篇千馀字的短文，其他都是在综述中简单涉及。在有限的评价中，绝大多数都只不过是泛泛地称赞其“方法新颖、特别”“方法科学”等，并没有深刻理解其所依据的版本谱系法原理（比如把版本谱系认为是“版本分类”），甚至尚未能完全理解“窜句脱文”本身，因为他们认为魏安的“窜句脱文”有很多例证不成立，属于“繁简删节问题”，故而结论就不可靠。实际上，魏安的例子中确实有2至3个值得商榷，但数量极有限；重要的是，“错误一致原理”并不以“窜句脱文”的数量为决定要素，魏安的154个例子中哪怕有一半不是，也不足以影响其结论。

[25] 小川环树：《二刻英雄谱》“解说”，京大汉籍善本丛书18-20，同朋舍，1980年。金文京等：《花关索传の研究》，汲古书院，1989年。按，金氏观点又见其《〈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26] 中川谕著，林妙燕译：《〈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第142页。

[27] 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第101页。

[28] 中川谕著，林妙燕译：《〈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第100-101页。

[29] 中川谕著，林妙燕译：《〈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第100-102页。

[30] 冯其庸：《论庚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第2-12、86页。

[31] 王三庆：《红楼梦版本研究》，第173页。

[32] 王三庆：《红楼梦版本研究》，第110、65页。

[33] 曦钟：《如何看待程甲本〈红楼梦〉中的窜行脱文现象？——“程前脂后”说再献疑》，《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4辑，第2020-206页。又可参阅张杰《从同词脱文来看脂本、程本的先后关系》，第40-53页。

[34] 关于《水浒》“插增本（插增甲本、插增乙本）”的命名及详情，参见马幼垣：《现在最早的简本〈水浒〉——插增本的发现及其概况》，载其著《水浒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35] 本文所据插增甲本、插增乙本的文字，均据马幼垣辑校：《插增本简本水浒存文辑校》，香港岭南大学，2004年。评林本，即双峰堂《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日本日光慈眼堂藏本，本文所据为《古本小说集成》第3辑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二刻《英雄谱》本，即雄飞馆刊《名公批点合刻三国水浒全传》，本文所据为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刘兴我本，即富沙刘兴我刊《新刻全像水浒传》，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本文所据为《古本小说丛刊》第二辑影印本（中华书局，1990年）。

[36] 马幼垣：《两种插增本〈水浒〉探索——兼论若干相关问题》，载其著《水浒二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14-188页。

[37] 王三庆：《红楼梦版本研究》，第495页。

[38] 统计异文特别是相同异文的数量及分布以归纳相似程度，即是基于“相似性原理”的考察，如孙柏录研究《红楼梦》诸本（孙柏录《红楼梦版本异文考》《文史哲》，2009 年第3期）、刘世德研究《水浒传》诸本（刘世德：《水浒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和《红楼梦》“眉本”（刘世德：《红楼梦眉本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等，与基于“错误一致原理”的研究方法并不相同。关于版本谱系“相似性原理”的内涵及运用，本人将另撰文章阐论，限于篇幅，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