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为古典抒情文学的代表（在有限的空间内更加讲求抒情话语形式）

在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环境中，词作为一种从冶游酒筵上走出的消费文学，天然地具有声色之娱的功能，始终为以政事和道德立身的文人士大夫所轻所摒，“词为小道”的认识贯穿唐宋两代。与此同时，人们对词又有着强烈的需求和爱好，唐五代北宋文学史上有名气的文人几乎都留下了作品或评论，小词而大盛成为词发展的现实。地位的卑下与创作的繁荣这对矛盾推动着词情感内容与抒情方式的革新，制约着词向正统诗文靠拢的同时保持自性独立的发展方向，决定了词指向复雅尊体、雅趣并善的最终归宿。

因而，词之言“情”是变动不居的，既可能是对美色的狭玩，对恋情的模拟，也可能是富于个性化的情感倾诉，自由自在的内心独白，还可能是诗骚比兴别有寄托，表现士大夫“中心摇摇”之志，其文化内涵在不同时期不同词人（甚或同一词人）笔下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复杂状态。其组织方式和审美诉求也在对情感经验和审美经验的理解中，不断开掘创造出新的境界。

从抒情方式角度研究晚唐五代文人词，直接影响着对有关词体体性、词学审美理想和词史上的雅俗之争、本色之辩的认识和理解。然而，纵览前辈时贤著述，对这一课题的论说还远不够系统和深入。本课题的研究，旨在把握晚唐五代北宋文人通过词这一文学样式在抒什么样的情，及这种抒发这种情感的代表形式是什么。

通过研读具体作品，在诸词人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抽绎出词人创变革新的内容和方式，试图剖析、透视文人词抒情文式生成、沿革、求变、坚守的规律。但是，在创作数量颇丰和研究日益深入的条件下，要做出完整准确且不乏新意的论述，实属不易。笔者将竭尽所能，力图向既定之目标不断趋近。

德国现代哲学家卡西尔的论述指出了抒情文学的本质在于对情感经验做出理性安排，并使之转化成为“与我们的感觉、理智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动态形式是同构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制造不仅仅是对内心活动的传达，同时也是在重组情感经验和创造审美理想。作家以精心组织的抒情话语这种艺术形式，实践和传达着自己的艺术经验和美学理念。在创造艺术形象和审美价值的过程中，作家“从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词作为古典抒情文学的代表，其在极其有限的空间内更加讲求抒情话语形式。词人的艺术经验来源是多元的，换言之，词本身就是在多种文体、文化交融互渗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词之所以能自成一体，根因于其抒情话语组织形式的独特——曲尽人心，感人尤捷；烛照幽隐，陶写性情。正是在词人的心力安排之下，人类的普遍情感经验才得以脱弃感性的混乱、原始的浑浊，成为可观或可闻的形式，成为被注视的对象。有别于生物性的人开始被关注、认识和思考。

也正是通过文学创作活动，人终于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思想和情感积淀成集体的记忆，使传统仍然活跃在现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词的确成为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人这个在者正是以说话的方式揭示世界也揭示自己。”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典论论文》）立言在政治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实现上对文人士大夫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当诗文的社会价值被突出和强调，在文章和诗歌中，文人往往就会按照社会的期望塑造自己的形象，根据汉儒解诗的批评规则构建自己的作品，强化其社会教化功能，放大自己的社会角色。

诗文自然而然也会成为士大夫干预政治的武器，亦因其社会价值而居于尊位。在这样的文学传统中，其造成的后果有二：一是不利于文学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的发展，二是容易轻视缺乏实用性的文学体裁。小词初生，作为娱宾遣兴的角色，既不能承担教化之重任，何况供职于无有德行的冶荡环境，并时时成为这种氛围的重要推手。在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环境中，自然为正统文学所鄙薄。

然而正如前文中提到，词为小道的价值定位并没有阻止小词而大盛的现实。那么，词是如何组织自己的情感经验，表现出了怎样的内容和功能，透露了文人士大夫哪些不能在诗文中呈现的文化内涵，而终成“一代之文学”的？这些问题正是本文立论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