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重视语言的污染问题

环境的污染大家看得到，环境污染的危害大家也有所了解。语言的污染，并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对其危害性的认识，只是认为粗口和骂人的脏话不文明而已。在人民眼中，汉语博大精深，不存在污染的问题。实际上，汉语存在严重的污染、破坏问题。这个污染和破坏体现在发音和逻辑体系上的混杂含糊、似是而非、偷换概念等。有人认为西方文明中逻辑思维的发达跟他们的语言有关，认为中国的“李约瑟难题”是由于中国的语言落后。

语言离不开发音。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声音对婴儿的大脑有影响。对学话的婴儿来说，声音起到类似硬盘格式化的作用，对他日后的语言模式、思维模式将产生重大影响。许多同音字或多义字可以追踪到它的根源。例如，英语的son与sun，太阳与儿子，儿子跟太阳一样重要。Miss有两重含义，迷失与小姐，小姑娘比较迷糊。潜移默化中，使用英语的人会认为儿子和太阳一样。

真正混淆思维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有共同的发音。英语多音节，同音现象较少。现在普通话只有4个音，古代汉语至少8个音，发音的大幅减少造成同音字的大量增加。古代本来不同的音硬是在当代成为同音。普通话是比较低级的汉语。南方的粤语、客家话的音调至少6个。普通话失去了入音，这在全世界都是罕有的，即使非洲语言也不会没了入音。不仅是音调的问题，普通话的发音也累赘，不能直抒胸臆。对比客家话与普通话，客家话语速较快，单位时间内表达的意思多。普通话还有儿化音等多此一举的东西。本来以前的普通话并没有儿化音，因为首都北京所在的周边地区有儿化音，就堂而皇之地推广了。儿化音本来是口语习惯，竟然要特意在字典中标注，愈演愈烈，现在中央台的新闻联播都时不时有儿化音。不合理的同音字和儿化音是普通话被污染破坏的一大证据。由于普通话被认定为当代汉语的主干，使用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可认为当代汉语的发音体系已经被严重污染。

中国特色的避讳制度严重干扰了语言的正常发育，扭曲了语言的正常解构。避讳制度在古代是普遍存在的。帝王、长官、圣贤、长辈的名号，古代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在东汉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陆游编著的《老学庵笔记》记有一故事：一个叫田登的州官不准下属及州中百姓叫他的名字，也不准写他的名字，到了正月十五照例要放灯三天。写布告的小吏不敢写灯字，改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由此便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笑话。

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周公之名，甚至老子之名，古代都要避讳。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清朝尤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发音不许为“丘”，要读成“七”字。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人改了姓邱，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避长辈，又称“家讳”或“私讳”，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也很普遍。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

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晋，“晋”与“进”同音，李贺一生不能举进士，更不能用晋字。《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母叫贾敏，故林黛玉凡是遇到敏字都读成米或密。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了名。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 后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是如此，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觉地变为“郭太”了；叫“郑泰”的，也变为“郑太”了。又如唐朝的诗人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杜甫母名海棠，《杜集》中无海棠诗，不名母名也。又如苏轼祖父名“序”，即讳“序”字，所以苏洵不写“序”字。碰到写“序”的地方，改成“引”字；苏轼也跟着不用“序”字，他以“叙”字来代替。

避讳不单是简单的改说法的问题，有些固有词汇也被改了。例如因为宋代避讳赵玄朗（财神赵公明），中药元参改称为玄参，天地元黄改为天地玄黄。避讳制度既改变了不少词汇的本来面目，还人为地创造了信息盲区。前面所说的杜甫，因为避讳一辈子不写海棠诗。类似敏感词，一些东西不能讲，信息的传达就存在黑洞。类似避讳一样该讲的不讲，能直接讲的非要拐弯抹角含沙射影，肯定拖科学技术的后腿。科学技术需要直接、简明。牛顿的力学体系很科学，就用他的名“牛”作为力的单位。假如牛顿是古中国人，按避讳制度力的单位可能就是“畜”或者“耕”，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可笑，但在古代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实。

一些新词也有流毒。有些革命者或者统治者，有意创造或引进标新立异的词汇。领导的说法是较近的时期出现的，领导一词出现时，对所指称的对象，人们的惯用说法是“做官的”。领导听起来给人的感觉不是官，给人一种有担当有能力能决策能带领下属前进的想象。实际上，领导跟皇帝时代的官是同一性质的人，不少领导实际上还不如官。古代的官还讲讲仁义礼智信，现在的领导口是心非的太多了。“领导”的说法刚出现时，一部分人被忽悠可能真的把他们当作领导，另一部分人在有官概念的对比下应该认为：哪有什么领导不领导，不就是官嘛？

书记一词是从苏联引进的，已使用了几十年，书记听起来给人的感觉是文雅的、能采纳群众意见的，实际上，书记往往是官场的一把手，从斯大林等书记的施政看，他们比过去的官还要苛刻。现在，我们日常中已经很少有官的说法，大脑从小就被输入领导的概念，要说领导、书记就是官，正能量爆棚的群众都能自觉指责你的“反逆”。领导、书记的概念模糊了官僚剥削、压榨的面目。负增长一词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泛滥的，我们亲眼见证他的诞生，知道在什么场合会有人用它、谁先带头用它，基本知道它的意思就是下跌，使用者要自欺欺人回避走下坡路的事实。我们知道这个词很有迷惑性，但对从小就生活在“负增长”氛围的下一代，他们可能真的认为负增长是跟增长一样的，都是“增长”。

还有白军、伪军、红军、解放军之类的说法，感情色彩太浓了。科学的语言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数学不会说伟大的分子，可耻的分母；物理学不会说敢于担当的原子核，团团转的电子。这样的说法画蛇添足又滑稽。太多的个人主观情绪附加到具体的事物上，大脑会变得糊涂，先入为主，难以冷静，无法全面地进行思维。

假如有条件，应该全新设计一种语言，建立合理的发音和严谨的词汇、语法体系。假如没有条件，在使用普通话的同时，应该保持自己头脑的清醒，不要被其污染，尤其要保护好学话小孩。原理与我们应对环境污染的做法是相通的：在环境污染的大前提下，要远离污染源或者做好净化、隔离措施，而不是听之任之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