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无行：牺牲自己 还是为虎作伥（上）

文人无行，自古以来都叫人深恶痛绝。正所谓“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一个品行有失的人，学识越高，危害越大。

比如，同样是叛国者，一个山野村夫最多也就是给鬼子引个路、告个密，可是若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就可能帮助侵略者对广大民众进行奴化教育，使其“顺天应命”，安于自己的日子，老老实实做一个听话的亡国奴……如此久而久之，那可真的会“国将不国”了。

当然，大多数无行的文人还是没有这么大能量的。他们所表现的，大抵只在两点：一是人品，二是文品。这其中，也有程度之分：程度低的，只是叫人觉得可怜可笑，如孔乙己、范进之流；程序高的，则叫人觉得可气、可恨，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大文学家冯延巳，还有晋代的美男子潘岳，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实际上无论程度高低，无行的文人普遍都是招人恨的，可恨的不只在于其人品或文品有多差，更在于其骨子里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和洋洋自得。所以在民间故事中，多有秀才想借文才羞侮农夫结果却反被羞辱的故事，正可见这种人招恨相当普遍。

不过一般情况下，对于普通民众，恨他们或烦他们，其具体表现也只是敬而远之，对他们而言，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可是到了到了蒲松龄笔下，在对这种人深恶痛绝的心理下，则给他们安排了一系列不得好报的下场。

比如在《彭海秋》中，名士丘生因为“素有隐恶”，结果被仙人变成了马，被主人公彭好古骑行千里，连丘生自己都认为“是大辱耻，诚不可以告妻子”。而在《苗生》中，那些文人则为他们的无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