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与非言语分析可促进抑郁识别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是以抑郁心境的自我体验为中心的一组临床症状群和功能性精神障碍，具有高复发率、高自杀率、高致残率、低识别率、低治疗率的“三高两低”特点。抑郁症患者通常会表现出心境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认知功能损害，并且伴有一些特定的躯体症状。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15年抑郁导致的自杀是全世界15岁至29岁人群死亡的第二大原因，预计到2030年抑郁将成为世界疾病负担首位；抑郁症的发病率高峰出现在老年人群，其中55岁至74岁的女性患病率高于7.5%，女性高于男性的现象发生于不同年龄段和地域。其中，2015年，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4.2%，成为第二大负担疾病。2016年与2019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分别为“关注抑郁症”“关注自杀预防”，均引发全世界对抑郁症的极大关切。为了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党和政府颁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加强抑郁症的早期发现”。2019年7月公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将“减缓抑郁症患病率上升趋势”直接确定为具体行动目标之一，抑郁的预防和治疗成为重大社会工程和政府工作。而抑郁的早期识别是抑郁预防的关键。

认知与执行功能障碍是抑郁识别的深层机制

自19世纪中叶，科学家开始展开抑郁的科学研究。虽然抑郁的科学研究大致经历抑郁发病的生理机理基础研究、认知与神经机制研究、生理药物与心理治疗等重心不同的探索阶段，但是均一直以抑郁的治疗为核心。生理机理研究中，1996年谢林恩等较早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大脑结构中，海马的体积会因疾病而发生变化，称之为“海马萎缩”现象。“海马萎缩”现象使人类知道抑郁存在生理解剖结构的关联。神经系统方面，2018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左西年等展示了抑郁症相关的人脑连接组特定模块网络组织特性的改变，揭示药物对重塑脑网络模块特性改变的潜在作用。2019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严超赣等联合国内17家医院25个抑郁症研究组的抑郁症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数据库，开展抑郁症多中心大样本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默认网络内部功能连接强度异常下降，突出了默认网络异常在抑郁症脑机制中的核心作用。同年，兰州大学胡斌等也发现抑郁症早期阶段，功能网络比结构网络更加灵活。基于国际合作，牛津大学遗传学家弗林特研究团队于2015年在《自然》发布报告，首次确定抑郁症高相关的两个基因片段，第一次在基因层面证实与抑郁症的关联。药物治疗探索中，浙江大学胡海岚团队系列成果相继发表在《自然》与《科学》，发现了大脑中特殊部位的特殊放电模式与抑郁症的关系，并找到快速抗抑郁靶点，为研发新型抗抑郁药物提供了多个崭新的分子靶点。

抑郁患者的解剖结构、生理机理的特异性决定了其认知加工与执行功能的障碍。刘明矾等人采用情绪负启动技术，发现抑郁个体对负性信息存在抑制机制障碍，该负性信息的偏向与选择性注意中的维持成分有关。面对歧义情境时，李娟等人认为抑郁患者具有强负性阐释偏向。采用事件相关电位实验，冯正直等人发现抑郁患者对负性刺激的返回抑制能力不足，认为对负性刺激抑制能力的缺失导致抑郁个体难以抗拒负性事件的干扰而受到不良情绪状态的困扰，从而可能更多地体验到抑郁情绪，并致使抑郁持续和发展。钱铭怡等人发现，反刍思维与抑制功能缺失有关，高反刍个体对无关刺激存在认知抑制缺失，该认知功能缺失可能部分源于其抑郁水平的影响。彭代辉等人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发现首发抑郁症患者存在字母工作记忆损害，而语音环路的双侧与左侧布洛卡区激活减弱可能为其病理机制之一。

话语与非言语行为特征成为抑郁识别的直接依据

语言加工、动作控制直接受抑郁者的认知与执行功能障碍影响。抑郁患者在多个执行功能领域的神经心理加工较差，包括抑制、定势转移、问题解决、计划、言语流畅性、加工速度、持续性注意、言语记忆等。布奇与弗雷德曼早在1981年就关注到抑郁患者的语言功能的表现。毕瑞格等人通过两年追踪研究，发现抑郁症状的治愈与言语记忆功能的改善密切联系。

首先，言语或非言语行为可以作为单一线索，有助抑郁识别。言语加工方面，言语流畅性测验包括语音流畅性与语义流畅性，均能够捕捉到各类抑郁的语言异常性。但是，抑郁患者的语义流畅性缺陷比语音流畅性缺陷更严重，抑或语义与语音流畅性对抑郁具有同等的敏感性，目前研究并没有形成一致结论。布拉斯特总结到，与健康群体的语言特征比较，抑郁患者的语言运用上，采用更多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更少的第二、第三人称代词，更少的正性情绪，更多的负性情绪，更多的死亡指代；语音层面，抑郁者的音高变异性低，停顿时间长，语速慢，重读减弱。爱因斯坦德特等人甚至发现，分析社交媒体Facebook上的话语信息，能够较好地预测该个体的抑郁发生。不过，以停顿时间为例，其反映的是心理动作激活水平的普遍性减弱，还是缓慢的认知功能，取决于任务对认知的要求。只有在自由发言情况下，话语特征才能成为抑郁心境的有效测量手段。

非言语加工方面，钱铭怡等人认为羞耻情绪能预测抑郁症状。布拉斯特等人梳理文献总结到，与健康群体相比，抑郁患者的行为特点是晚间更多、白天更少的肌肉运动，更频繁、时长更多的自我触摸，更少的眼神接触，微笑、眼眉运动、手势减少，非特定的注视类型、向下看增加。艾琳格瑞也认为抑郁导致人际交往中脸部活动下降，而阿尔格欧文内姆等人的眼动研究发现抑郁患者的眼睑距离更小，眨眼时长更长。声音测量为抑郁及其程度提供有效的额外信息，抑郁具有特定的声音特性，哈斯木等人认为声音的响度、强度等能较好识别抑郁；进一步，朱廷劭等人发现抑郁症患者声音异常存在跨情境稳定性，认为声音可能是潜在的一种抑郁识别手段。

其次，话语与非言语行为联合成多线索可以发挥识别作用。吉拉尔德与科恩通过建立视—听行为分析，改善了抑郁的筛查与诊断。实际应用领域，最近美国国防部DARPA与陆军RDECOM资助的痛苦分析访谈语料库（DAIC）主要面向退伍军人，辅助抑郁等心理异常的诊断。但是，多线索整合进行抑郁识别的研究，总体比较薄弱。

当前，由抑郁治疗为主转向抑郁防治结合，抑郁的早期识别越来越重要，创新抑郁预防新范式尤显迫切。以话语或声音的单一线索为主、过度依赖于临床访谈和自我报告，难以适应当前的实际社会发展节奏和现实需求。未来发挥大数据分析、多线索整合的优势，确立风险化解的目标，建立以识别为核心的抑郁预警机制，可以完善抑郁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评估、咨询、治疗等衔接的危机干预和援助一体化模式。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柳生

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