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吴昌硕的绘画）

诗文、书法、绘画和刻印的四绝艺术，都是相互联系，相依相成的。吴昌硕先生的“直从书法演画法”，“画与篆法可合并”的诗句，也就说明这个道理。他老人家在《刻印》长古中说：“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吴昌硕毕生孜孜不倦肆力以求的正是这个“通”字。他在精通了金石考据和娴熟了古今字体结构之后，进而又将书法与诗意入于画中，这画的艺术效果自然不凡。然而他又说：“我画非所长，而颇知画理。”不难理解，“画理”是从吴昌硕毕生艰苦的艺术实践中悟来的，是从一个“通”字中得出艺术理论的结晶，在他一生留下的许多艺术遗产以及他的笔记和函牍中，都可以找到他有关美学和“画理”的精辟见解。

先父吴东迈先生，曾把先祖父昌硕公的“画理”加以总结概括，用这样四句话来表达，即“师造化，奠基础，贵独创，寓褒贬”。

（一）师造化

昌硕先生在题《梅花诗》中曾有这样的句子：“吾谓物有天，物物皆殊相，吾谓笔有灵，笔笔皆殊状。”大意是反映客观事物的作品，都要殊相作为依据，不能凭空想象，但也不能呆板地用笔底来表现万物的“殊相”以求“形似”，必须要透过表象，深入抓住对象内在的精神实质，以求“神似”，才能“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所谓“五岳储心胸，峥嵘出笔底”。他在《六三园宴集》诗中说：“无端长风吁海表，胎禽(指鹤)舞雪寒皓皓。此时目中书画徒相嬲，娇首乾坤清气一切齐压倒。”更进一层阐明师法造化的旨意。

（二）奠基础

昌硕先生说过“读书最上乘，养气亦有以；气充可意造，学力久相倚。”又说读书破万卷，行道志不二。”所谓“养气”与“行道”，指的是道德品质方面的修养，这与读书勤学的修养是不容分开的。任何工作都不可缺少这两个方面的修养，对艺术工作者来说，尤其显得重要。要在艺术上有所发挥创造，非得依靠文学艺术多方面的学问，奠好扎实功力的基础不可。只有奠好强有力的扎实基础，“气”方可“充”，才可“意造”，才能把书、诗、画、印熔于一炉，艺术方可达到高超境界。

（三）贵独创

昌硕先生说：“画当出己意，摹仿堕尘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后。”“出己意”就是要有创造精神，又道“古人为宾我为主”，更大胆地要超越古人。但他同时也反对一些借口创造，不求奠基，徒求速效，而离开法度，行不由径的做法，说道“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以告诫后学者。

（四）寓褒贬

吴昌硕先生早年遭到兵荒马乱之灾，中年生活也是坎坷莫定，人世炎凉，使他积累了浓厚的愤世嫉俗心情，寄托在诗中画里，泄发出胸中抑郁不平之鸣。他常在画的梅、兰、竹、菊、石、荷、松等的作品中，题以长跋、诗句，使这些画面，都成了有生命的艺术品。吴昌硕的绘画作品往往以物喻人，一舒心胸，真是“画树墨狂饮，借以吐块垒”。有时以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如画猫，如此题道：“前朝太内，猫犬皆有官名、食俸，中贵养者，常呼猫为‘老哥’。”又在一幅《钟馗画》中题句：“馗乎馗乎，易不奋尔袍袖，砺尔剑锷，入鬼穴，刺鬼母，寝其皮而食其肉，保四海八荒，纤尘不作，而依草附木之游魂，曾何是以供尔大嚼。”把旧社会人少鬼多的世界，骂得多么痛快淋漓。所以在他的诗中画里有歌颂，有涕泪，有笑骂讽刺，甚至有和鬼神与大自然的对话。

他绘画除以书法笔法来表演所画对象外，细小的地方也很注意，如钩筋、点蕊、擦皴、点苔等，各方面都要顾看全局，相应相宜，使轻重虚实配合恰当。题款字大小、多少都得统筹安排，不因空白多而多题，空白少而少题，即使是钤印位置都经过详细考察，诸如印章大小、多少，朱白分布等等。他作画也非常重视陪衬与色彩的配合，像画兰、菊等花卉常以石为陪衬，使兰、菊更显得孤傲高洁。其他如牡丹与水仙相配、红蔷薇与芭蕉相配、凤仙与枇杷相配，都可使画面收到对比协调之美趣。

总观昌硕先生艺术的伟大成就，其影响最大的是绘画，功夫最深的是书法，诗文是书画的推动力，篆刻是书画的发展，又反过来成了加强书画的表现能力。四者浑然一体又各有千秋。之所以能构成四绝的基因，就是不可忽视的所谓“气”。昌硕先生自己说：“苦铁画气不画形。”我国艺术领域内，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气势”二字。“气”是艺术内在精神生命，“势”则是气的外在表现形式，两者相互依成，互为表里。南北朝大画家谢赫所说“绘画六法”，“六法”之首条就是“气韵生动”。石涛是“以心使腕，以腕捺笔”，则心气自生腕底而运于笔间。昌硕先生对气韵之生深有领会，他主张作画时凭一股气，他说：“气充可意造，学力久相依。荆关董巨流，其气仍不死。”同时他对自己的评价是“道我笔气齐幽燕”，所以他的作品是“气”势磅礴，“韵”味卓然。

文：吴长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