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寓言故事的发展：从古代文学的源泉到文人的创作素材
先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也是寓言成熟的关键时期，以小故事为载体的寓言往往带有一定哲理或某些道理，具有劝诫、教育的功能，因此时常被人们所引用，自身也得以发展。
在寓言被广泛流传使用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多加观察，那就是许多寓言被不同叙述者反复提及，同一寓言出现在同一本或者不同的典籍中，至少两个以上的文本都讲述同一个寓言。
或者人物、情节以及环境大体一致，寓意相同；或者一个故事脚本被重复运用于多种语境，每次不断生出新意，寓意完全不同；或者寓意和结构相似，但叙事核心和情节发生变化。
先秦同题寓言概述
一 文本的相似性、差异性和异变性
1、高度相似的同题寓言
在这一百多组的同题寓言中，不少文本之间十分相近，全文相差甚微，具有高度相似性。如“齐宣王为大室”，前后出现在《晏子春秋·谏上》和《吕氏春秋·恃君览·骄恣》中，内容一字不差。
在不同典籍中，彼此近乎抄录的文本至少说明了这些书之间可能存在着不一般的联系，也就是说，在全文相似的条件下，典籍之间可能存在着或深或浅的文本渊源。究其可能存在的原因，一是不同典籍之间流传借鉴，晚出者抄录前者部分内容。
另一种是不同的记录者都借鉴过同一类语类文献，而且在当时，这些公共的语类资源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
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同题寓言中是很常见的，特别在一些相似度很高的同题寓言中，常常变换或增减虚词和一些“无关紧要”可以被代替的实词，同时语序也存在细微差别，这些文本彼此间具有一定传承性，存在传抄增删或讹误问题的可能性。
另外，名字地名等音近传讹的情况之所以会出现，或许是因为该组同题寓言正在经历一个口头流传的过程，而文字的相关表述只是短暂停留，并不固定，其背后还有很大的变动空间。
2、存在差异的同题寓言
上述几乎完全相似的同题寓言文本还是比较少的，即便是相似性很强的同题寓言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文字差异，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各种情况如错简、抄写等导致的讹误或改写都在所难免。
从目前所见材料来看，大多数同题寓言文本间都具有程度不一样的差异性，最常见的是字、词、句、段落以及故事情节之间的不同。
古代汉语虚词发达，虽然没有具体的语义，但虚词本身还有语法作用，所以存在很多将虚词替换又不改变具体表达的手段，在同题寓言中，虚词被替换很常见，有时候就算是句末语气词也不尽相同，如“列子问关尹子”，该寓言意在点明“藏人于天”的道理。
我们可以发现，《列》通篇比《庄》五字，其中如“夫醉者之坠于车也，虽疾不死”的句子就比《庄》中“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多出个“于”字，体现出虚词之间的不同。
除了虚词使用的不同，还存在个别实词使用不一致的情况。以“走兔与积兔”为例，该寓言主要讲了无主财产权的归属问题，进一步是为了说明通过制度规范的文明可以防治无序“逐之”的野蛮。
二 同题寓言的简单模式和复杂模式
1、简单模式
简单模式指的是一组同题寓言在先秦现存的著作中出现两次的情况，该模式在先秦同题寓言中所占比例将近三分之二，以“社鼠”为例，分别见于《晏子春秋》以及《韩非子》。
对比两则寓言可以看出，文本内容基本一致，主要角色都是在社庙的庇护下才得以生存的老鼠。社会治安受到了危害，叙述者将那些占据要柄仗势欺人的奸臣小人比喻成社鼠，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让有识之士得不到重用。
但事件背景却发生在不同的君臣之间，《晏子》发生在晏子和景公的对话中，而《韩非子》里却是管仲回答桓公的治国之问。
这些寓言在叙述模式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大约是在流传过程中论说者主动将“甲”的事件放在“乙”的身上，甚至将相关情节随意“置于”某个历史人物身上，导致故事主角和相关情节能彼此替换，不过寓意仍然保持一致，叙述结构也十分相似，所以这些寓言文本之间很有可能存在吸收、改造以及变形的关系。
后来的接受者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去自行填补空白，更新不同的版本，这样的文本更容易产生“一呼百应”的效果，也体现寓言独立化成熟化的倾向。
2. 、复杂模式
在先秦寓言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寓言题材似乎格外被人青睐，在不同典籍中互见了多次，笔者将那些在先秦著作中文本叙事结构大体相似且出现三次及以上的同题寓言称为复杂模式寓言。
除了在不同文献中多次出现，同一则寓言在同一典籍中出现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情况也不少，据初步统计，总共有 31 组。
泉水干了，鱼互相呼气、吐沫来润湿对方，显得患难与共而仁爱守义。但不如各自遨游在江湖中，彼此相忘，才是真正的自由自在，这则寓言在后世被总结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有一只海鸟在鲁国东城墙外待了好几天，臧文仲知道后，便让百姓们去祭拜它。《鲁语》记录此故事主要是为了抨击礼崩乐坏的社会风气，因为人们祭祀海鸟是不合礼制的，还设置了“是岁也，海多大风，冬暖”的报应结局，关注点在祭祀礼仪的规范。
而在《至乐》篇和《达生》篇中，庄子两次引用这则寓言，故事内容基本延续了《国语》的原貌，但又添加了一些情节，即所谓国君“以己养鸟”，奏《九韶》，备三牲，结果海鸟“忧悲眩视”、“三日而死”寓言在此欲说明万物本性不同，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理解，《至乐》篇比《达生》篇的篇幅更长，多了“御而觞之于庙”和鸟“不敢饮一杯”的小细节。
先秦同题寓言的运用方式
作为一种公共话语资源，先秦寓言在被人们引用说理的时候有一定的灵活性，即寓言的“寓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从正面引申，有时则从反面立意。而且同题寓言在论说中承担的说理“任务”也有轻重差异，有的自己独立承担“重任”，有的则与其他寓言并列承担。这些现象反映出先秦寓言在论说中活泼而多样的生态。
一 同题寓言的正向引用和反向引用
在一组组同题寓言中，存在从正面引用还是从反面角度对比言说的区别，至于如何选择，取决于作者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认知，即面对所转引的故事，言说者是赞同还是反对，据此将其分为肯定模式和否定模式，下面以“管仲遗言”和“务光投河”两组同题寓言为例。
1. 同题寓言的正向引用
《管子》中认为桓公之所以死了十几天“虫出户”无人收尸，是“不用贤”的缘故，对于管仲遗言中强调要去三子的建议是持赞同的态度。
《吕氏春秋》这篇文章是以“纪治乱存亡”、“知寿夭吉凶”为基本出发点，作者也是极力赞赏管仲临终前的嘱托，认为是“圣人之所见，岂不远哉。”齐桓公之所以不得善终，主要是因为他“听管仲之言”，一个君主不听忠诚耿直之言，只能自取灭亡，值得深思。
《韩非子》在引述寓言后，认为管仲只是口头进谏，没有从制度上对君主的行为加以规范，是失职的，同时还指出对待奸臣小人，君主应该“为刑罚以威之”，因为只有做到赏罚分明的地步，才能让竖刁之辈无计可施，无法影响君主。
所以，韩非对“管仲遗言”是不赞同的，甚至有所批判。 还有另一组同题寓言引用也有明显的正反之分，即“务光投河”，分别见于《庄子》《吕氏春秋》以及《韩非子》。
2. 同题寓言的反向引用
这组同题寓言中，《庄子》和《吕氏春秋》所载较之韩非的版本详尽，除了地名说误的情况，内容大体上没有很大差别：《庄子》讲了商汤打算给务光让位，务光认为这样是不符合道义的，心里不能忍受这种情况发生，便背着石块自沉庐水。
《吕氏春秋》延续了《庄子》的故事走线，面对“汤让天下”，务光坚决推辞，并最终选择负石沉于募水而死。毫无疑问，在这两个版本中，性格刚烈，秉性纯良的务光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主要突出他的贤能之处；而作为传统中正义无私的正面人物，汤也是真心实意地想让王，并不想引发务光投河的结果。
二 同题寓言作为引证材料有轻重之别
历代叙述者在运用寓言阐述新思想以及建构新文本时，除了叙事情节会发生改变，或者多角度生发寓意外，还存在一种情况，即所引证的同题寓言在论说中的“任务”有轻重之别。有些与其他寓言故事并列承担某个道理的论说，有的则“独自”承担。
1. 并列式材料
并列式指的是叙述者将几个主题不同的寓言组合在一起，服务于同一个主旨，构成寓言群。这种材料中，每个寓言像串珠子一样被并列放在一起，之间少有过渡词。通过罗列材料来建构文本的方式在《吕氏春秋》《韩非子》等文献中十分常见。
以人们耳熟能详的“三人成虎”为例，该寓言主要讲述的是魏国大臣庞恭因为陪太子质于邯郸，担心会有心怀不轨之人，趁他不在的时候，跑到魏惠王面前中伤他，便用“三人成虎”给魏王打“预防针”。
以期魏王可以多方面参考观察，不要被奸臣的谣言蒙蔽，而故事的结局恰恰就是庞恭回国后被君主疏离，正说明了谣言的可怕之处。具体见《韩非子》和《战国策》。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韩非子》篇和《战国策》篇两个文本相似度很高，背景都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但《韩非子》中，“众端参观”强调用人要从各个方面考虑，“三人成虎”的寓言将此道理形象化了，让人们可以更好的理解。
但同时，“三人成虎”又和“魏王使荆”、“卫嗣君重如耳”等寓言一起出现，被并列编排在一起，只能发挥普通参与的作用。
而《战国策》则不同，该寓言被放到魏国内政外交的环境之中进行论述，对于文章的阐述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发挥的说理功能性更强。
2. 套环式材料
所谓套环式，指的是在流传过程中，有些同题寓言变成了叙述者阐释观点的重要论证，存在于人物的对话之中，变成了“说中有说”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小寓言和其母体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不能将其分割出来。
以“五羊皮”为例，该寓言讲述了秦缪公用五张公羊的皮得到了百里奚，并将他任命为大夫，落魄的百里奚才得以显露才华，分别见于《孟子》和《吕氏春秋》。
在该组同题寓言中，《吕氏春秋》出现在并列式材料中，和其他寓言同时出现在文章中，彼此没有特别明显的联系。而《孟子》讲述的形式则比较特殊，借由万章之口，点明“君王要善于识人”的道理。
这部分相关材料通过在对话中使用寓言论证观点，使寓言变成了对话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要存在于史书之中，如《左传》《国语》《战国策》，还有一些如《孟子》一样的理论著作中，也可以发现它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