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阅读及摘抄（20200510）

分析语言哲学家的贡献就是，通过他们耐心、仔细，常常是枯燥无比的语言分析，我们看到了语言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复杂性与哲学问题的关联。

赖尔反对将人视为机器，但是，用行为主义的话语来解释人的思想情感，岂不是仍将人视为一个物理的机体？即使这个物理机体的行动不同于机器的运转，它的行动的特点又在哪里？赖尔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许他也不能回答，所以他只能无力地说：“人只是人，这虽是同语反复，有时却值得铭记在心。”

尽管如此，赖尔对传统心灵概念，即“机器中的幽灵”的特殊消解，却是与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解构主体的基本倾向相一致的，传统的心灵哲学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

奥斯丁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学院哲学家，他并没有什么宏大的哲学抱负，也不想解决什么重大的哲学问题，他只想以琐碎细致的分析技术来研究日常语言的形式与概念，研究语言行为，所以有人说维特根斯坦追求深刻而奥斯丁追求精确。

基于上述考虑，奥斯丁觉得必须抛弃执行性陈述与记述性陈述的概念，而重新提出他的语言行为理论，这就是他的语用力（illocutionary forces）理论。奥斯丁认为，我们说话时实际是在做一些可以区分开来的行为，如发音、用词、表意等。从语言的实际功能来看，那么语言行为可以分为三类，即语谓行为（locutionary acts）、语用行为（illucutionary acts）和语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s）。

这三种语言行为的区分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它们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奥斯丁对于哲学的贡献固然在于他的语用力理论，在于他将语言哲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语言行动，放在语用上，使人们看到语言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人们实际的语言使用的经验分析，他向我们揭示了，真和假只是人为的抽象，是哲学家们在近代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影响下所做的假定，以为事物的关系与性质必然非真即假；实际上当我们在语言中使用“真”或“假”时，它们必然相对于与它们有关的那些事实的评价尺度。

斯特劳森思想的出发点，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奥斯丁。他和他们一样，将注意力主要放在语用的研究上。

除了混淆指称一个东西与断定一个东西的存在外，罗素还错误地认为任何句子都非真即假，否则就是无意义的。但在斯特劳森看来，句子的确要么是有意义的，要么是无意义的，但它们并不一定非真即假。因为句子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是描述事实，因此，很多时候根本谈不上真假问题。奥斯丁的语用力理论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再说，陈述和句子也不是一回事。陈述可以是真或假的，当然也可以是既不真也不假，但它决不会是无意义的。总之，意义与真假没有关系。

从尼采开始，人们开始逐渐明白这是一个虚幻的目标，因为没有绝对确定的东西（这也是现代自然科学的结论），知识的对象总是相对于我们的理论坐标和语言参照系而言。奎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理论，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进一步阐明和肯定了这一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基，就此彻底瓦解。就像没有绝对的位置和速度，只有相对于坐标系的位置和速度一样，没有绝对的事实，只有相对于一个存在论承诺和背景语言的事实。在此背景下，绝对真理的主张亦难以立足。

（节选自“第九讲 语言与哲学：四个分析哲学家”，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2020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