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哲思享｜姜凯宜（蓝江：生命政治的两种叙事：论福柯与阿甘本话语观之分野）
摘要：在围绕晚近生命政治的叙事中，福柯留下的“遗产”包括，一是在场的生命，二是生物技术范式下的“他者”如何言说。福柯是从后者诠释前者，即探讨在生物技术的话语霸权下“他者”生命的言说有无可能。阿甘本保留了福柯的第一个命题，却相对回避了生物技术的关键词。相较于福柯的“文明—他者”二分，阿甘本以“门槛”为核心提出了“三分”法。阿甘本将“门槛”视作两种情境的夹缝，“门槛”一侧的“例外”处于改变另一侧“常态”的边缘，却永远只在“即将来临的过程”中。语言仅存在于夹缝之中，话语形塑的生命则更显得晦暗不明。生命政治的另一种叙事传统由此形成，然而二者均落脚于生命的在场与困境这一晚近后马克思主义议题。
关键词：福柯；阿甘本；话语；他者；门槛
在晚近的生命政治叙事中，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观在福柯与阿甘本那里清晰可见，这源自于福柯与阿甘本不同的诠释逻辑。福柯的起点源自于其前期与认识论相关的叙事，其奠基则得益于其后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视域借鉴。通过承接康吉莱姆式的逻辑，福柯力图诠释现代生物技术范式背后所谓“文明”的话语霸权，并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视域获得了现实感的提升，从而围绕文明与“他者”（Other）的张力，勾勒了现代社会如何开展其“治理术”、如何对生命监控的图景。相较而言，阿甘本在叙事过程中尽管不乏对福柯的生物技术范式批判的聚焦，却与生物技术等关键词渐行渐远。不同于福柯“文明一他者”之间的二分，阿甘本提出了以“门槛”（Thresh-old）为核心的三分法。阿甘本认为，在生活世界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永远是在两种情境之间的“门槛”，“门槛”的一侧是常态，另一侧则是随时颠覆现存情境，永远在“即将到来”（Coming）途中的某种“悬临”的例外（Exception）。生命政治叙事中由福柯后期提升的现实感，在阿甘本这里再次出现了弱化的趋势。福柯与阿甘本的话语观差异在其“二分”与“三分”的叙事中可见一斑，然而二者共同落脚于围绕在场生命的困境这一晚近生命政治主题，尽显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诠释生活世界中的话语困顿。
一、生命政治的叙事起点：“他者”言说
众所周知，福柯“话语即权力”的论断，当属于晚近以来话语理论重要的观点之一。究其一生，福柯的话语观建立在解构现代生物技术范式的基础上，却又以生物技术的范式结构为视角，换言之，福柯本身便是一位“反对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福柯“对人们将他指认为结构主义式地‘将历史学说建立在间断性(discontinue)之上的哲学家’的说法，也颇感‘哭笑不得”’。福柯一直强调其出发点“不是结构主义，而是康吉莱姆”。福柯其实反对英美经验分析式的范式概念，而相对青睐康吉莱姆式的批判现代生物技术的叙事结构，即批判性的结构视角。）。从福柯早年的疯癫（Madness）到其后期的规训（Discipline）、安全（Security），通过一系列重要词汇的提出，福柯逐渐将批判生物技术范式的风格延伸至围绕社会发展的各层面叙事中，由此推出了现代技术所形塑的话语霸权问题。福柯真正感兴趣的，正是受到现代话语遮蔽却真正推动历史的主体，即“他者”。福柯后期延续了生物技术批判风格、吸收借鉴了政治经济学所建构的晚近生命政治范式，其核心要义，同样是现代治理术（Art of Government）之下的“他者”问题。按照福柯自己的话说，那便是“人们要反对的不再是君主权力的滥用，而是治理的过度”。福柯认为，“治理的过度”实则是现代生物技术范式的霸权话语渗透在社会场域中的体现，而值得关注的主题在于治理的过度之中，“他者”有无开展言说、活动的可能。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福柯后期围绕治理术等词汇展开的生命政治叙事，乃是洞察世俗化的现代社会生活场域中的话语霸权问题。如福柯所言，“这个问题（治理术——引者注）与我在关于疯癫、疾病、犯罪、性这些方面所提出的问题是一样的”。然而福柯后期围绕治理术概念的诸多尝试，始终离不开其在20世纪60年代的努力。一是将批判性的生物技术观点引入其围绕现代性的叙事，二是将语言结构、陈述序列等语言学概念引入对于现代范式的诠释中，这两种思路在福柯的叙事中实则是合而为一的。实质上，福柯是将现代范式的核心逻辑定位为以临床医学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同时又将生物技术背后的语言结构认作是主导现代认知的核心要素，即技术范式是由语言的建构和演变而来，通过语言陈述的排列组合获得话语霸权，故而福柯的思路在于从话语中反抗技术。
如福柯自己所言，“为了构成我们发现在语法和语文学、在自然史和生物学、在财富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中所使用的那种确实的知识基础，什么样的秩序形态曾经被认可、设定并与时空联系在一起”。前期的福柯便以一种较为明确的态度，通过聚焦以语言为核心的认识论，试图拆解现代话语的宏大叙事。基于此逻辑，福柯逐渐展现出贯穿其终身的重要关键词——“他者”的“话语”，即“他者”自我言说的范畴。在福柯看来，“他者”是一种相对于“文明”的词汇，换言之，是“文明”的“他者”。如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当中引用他人的诗句所言，“我无数次地打着灯笼，寻觅，在这正午时分”。福柯寻觅的主题在于，“他者”的自我言说，是否可存在于“正午”的文明中，即占据主导的生物技术范式的话语霸权之下。在福柯看来，“疯人并不以其存有显现，但如果他不容置疑，那是因为他就是‘他者’异类”。福柯认为，“他者”莫过于被现代生物技术的语言结构所界定并排斥的对象而已。由此，“文明一他者分”的逻辑在福柯前期的叙事中逐渐明朗。
福柯认为，围绕“他者”的语言结构、叙事框架，皆产生于现代话语之中。如其所言，“以一项具体的理性为背景，疯人具有如此直接的自明性”。“具体的理性”，则来自于一种康德式“走向成熟”的启蒙话语，或者说，是一种由明确的语言序列、陈述表达所形塑的有关人类科学认识论和自然之间的体系化、整体化的叙事框架。按照福柯的说法，这是明晰的要素在语言与认识、具体的话语与知识、普遍的语言与思想的分析、人类历史与语言科学之间的正当联系中显出光彩”。从中亦可看出，不同于利奥塔等人一味强调的“眩晕”，福柯的叙事似乎从一开始更加具备一种现实感，一种更为迫切的现实维度的探寻，这种探寻在福柯早年文本中体现为一种对“疯癫者诸相”和“临床医学治疗”的考察，而到福柯的后期，其现实感得到了更为明显的提升。
二、生命政治的叙事奠基：
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借鉴
这种变化来自于福柯向政治经济学的贴近，在70年代之后的文本中，福柯将“他者”言说的叙事主线，延伸至对现实社会的考察，试图探讨如何在晚近资产阶级的话语渗透中，防止过度的治理，以致不让“他者”处于一种全景化、无形化、监狱式的细节监控中。为此，福柯在其叙事中强化了对现实社会场域的凸显，从而推导出其后期所具有的延续生物技术话语霸权逻辑的关键概念——治理术，即“在治理的内部和外部中，或者说在治理实践领域中，人们设法以何种方式对这个治理的实践活动进行概念化。我试图确定，为了以尽可能好的方式来治理，人们以何种方式建立起治理实践的领域，它的不同对象、它的一般规则、它的整体目标是什么”。在对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生成、变迁的回溯中，福柯确立了其考察晚近资产阶级治理如何自我调适，或者说诠释资产阶级治理术的学科，“毫无疑问，它就是政治经济学”。
福柯对于晚近生命政治的奠基，与其政治经济学的叙事相伴相生。后期的福柯试图用一种更为世俗化的叙事方式，从更为经验化的社会场域回应了霍布斯遗留的本体性的“利维坦（Leviathan）”概念。在福柯看来，这种笛卡尔式机械装置国家的机器，无疑构成了现代的惩罚体系，而惩罚体系的实施逻辑，本身就可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上加以诠释。譬如对游民问题，福柯直言，“这些人（游民——引者注）不全是在整体中谋求部分消费品，而是在很多层面上影响到生产机制：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回到土地上作为生产本金的金钱数量”。在福柯看来，游民是与生产活动相背离、相冲突的存在，所以现代社会往往会通过细致化的惩罚的方式，试图将之驯服，如19世纪罚金与监狱相结合的机制便是较好的证明（福柯认为，“当人们无力支付罚金的时候，就会被关进监狱。罚金被看作是劳动日的替代品，监狱代表了一定数量金钱的等量物”）。此后福柯在诠释规训（Discipline）时亦指出，“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福柯后期叙事中的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逐渐显现出日益清晰的轮廓，即将其早年依托批判现代生物技术范式所形成的“文明—他者”的历史观，置于更为具体化的生产实践当中，由此具备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风格。
借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风格，以此增加“文明—他者”二分中生物技术批判更多的现实感，该逻辑可理解为福柯奠定的晚近生命政治范式的主线。值得强调的一点在于，福柯后期的生命政治叙事，是其前期“二分”逻辑的延续。如福柯所言，“肉体也直接卷人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很明显，福柯后期的一系列概念，并未脱离其前期叙事中对于“他者”在生物技术话语霸权下如何言说的探讨，只是离本体性的认识论建构渐行渐远，逐渐走向更为世俗化的场域而已。福柯早年在《词与物》当中所强调的现代认识论“是与语言向客观性的方面逐渐转变相联系的”，而到了70年代的文本中，这种从认识论角度探讨语言陈述的形塑问题，逐渐转换为探讨现代话语霸权中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如果说“他者”是贯穿其叙事的主线，那么政治经济学则划分了福柯前后期叙事的沟壑。从前期到后期，福柯完成了从围绕认识论到围绕现实社会场域的叙事转换。福柯后期对于现代社会场域中经济行为的关注以及围绕其进行的对现代资本主义治理的诠释，似乎逐渐取代了他前期对于认识论中语言结构、陈述序列等要素的执著，然而话语的概念在福柯的叙事中并未消失。如果说马克思通过批判性借鉴苏格兰启蒙运动以来的经济学视域，改造了黑格尔旧哲学，那么福柯则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借鉴，赋予其话语观以现实的厚重感。如福柯所言，“现实是可能的，这才是它的可理解性”，这正是福柯在其后期文本中所显示出的逻辑。福柯探讨的话语霸权并非洛克等启蒙学者所聚焦的“暴政”，而是一种更为隐秘化的细节控制。围绕细节控制的诠释亦并非仅依托于认识论，其逻辑有赖于对治理实践当中的生产、交易等经济行为的聚焦。这种逻辑便是后期福柯所认为的、现代话语霸权的真正内涵所在。由此，福柯真正奠定了其后期生命政治的叙事传统。
三、生命政治的叙事转换：范式的继承与论争
在晚近生命政治的奠基中，福柯留下的遗产有二，一是生命主体的在场问题，二是现代生物技术的范式下他者“言说”的可能性，受其直接影响的包括奈格里等人。如奈格里指出，“福柯的作品让我们认知了新权力范式的生物本质”。奈格里所说的新的权力范式，便可视为通过福柯生命政治话语观的传承，即现代生物技术主导下的更为细节化、隐秘化的权力操控，然而生命政治的内涵，却并未止步于生物技术的单一主线。其主题可拓展延伸至生活世界中的生命本身，进而可得出这样的设问：形塑生命、影响生命的话语，究竟遵循着何种逻辑？如果说福柯是将现代场域中形塑生命的逻辑，归因于一整套生物技术范式对于社会的渗透，那么阿甘本则试图逐渐绕开生物技术的问题，从更为持久的话语困境中诠释生命主体本身。
从福柯生物技术范式批判的解读入手，到疏远生物技术的关键词而另辟蹊径地解读范式，再到从范式的解读中推导出“门槛”的核心要义，阿甘本逐渐开辟出一条不同于福柯的叙事传统。阿甘本的着眼点，首先便在于对福柯范式批判的诠释。对此，阿甘本区分了福柯的范式批判与托马斯·库恩为代表的科学范式之间的沟壑，后者所代表的，无疑是晚近欧洲大陆激进哲学主体性批判的聚焦对象。对此，阿甘本这样评述，“通过一种与《知识考古学》的前提完全一致的方式，福柯把注意力从一种允许建构常规科学关于主体（科学共同体成员）的标准，转向了那些独立于任何主体之参照的‘陈述群组’和‘形象’的出现”。很显然，阿甘本对福柯在批判性的生物技术范式上所做的贡献，是持一种认可态度的。福柯前期对认识论语言结构的谱系学式的考察，在阿甘本那里，显示出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于语言本身。
阿甘本明显意识到，在福柯的叙事中，库恩是一位不太被看好的学者，因为库恩范式概念的建构代表的仅是缺乏批判维度的英美经验叙事风格，其莫过于对福柯导师康吉莱姆的狗尾续貂。正因后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青睐，使福柯后期的经验性叙事日益凸显，然而对“他者”概念的恪守使其主体性批判并未停下脚步。如阿甘本所言，“显而易见，即便福柯没有在《知识考古学》中明确说，但他已渴望把自己的研究主题与库恩的范式区别开来了”。在阿甘本看来，福柯关注的是语言，是话语结构，而不是某种精准考量的结构体系，而语言本身，在于它的飘忽不定、晦暗不明，按照阿甘本的说法，那便是“对于福柯而言，话语没有定义”。对于“没有定义的话语”，相较于批判生物技术范式的福柯，阿甘本则给出了不同的解读方式。
阿甘本的不同解读，是从对福柯话语观贡献的肯定中得以顺延的。不难看出，阿甘本着重于聚焦福柯前期展现的谱系学式的历史维度以及对福柯本人后期生命政治叙事的影响。如阿甘本所言，“我的研究与福柯的研究一样，具有一种考古学的特征，而它处理的现象也在时间的跨度中展开”。与福柯一样，阿甘本所反对的，是20世纪后期以来英美经验叙事中日益浓烈的精准化的分析旨趣，其关注的同样是现象的发生，或者说是显现的状态。在对福柯所留下的“在场的生命”这一主题的继承中，阿甘本一直关注福柯后期的诸如“环形监狱”等概念，以诠释福柯前期批判生物技术范式的“他者”叙事的贯穿过程，然而阿甘本真正的兴趣点不在于此。如果说福柯诠释语言的逻辑在于批判其背后的现代技术控制，那么阿甘本则聚焦于语言规范本身对于生命和生活世界的形塑。
阿甘本的逻辑是通过对范式的完全不同于福柯的解读方式体现出来的。依据阿甘本的观点，每一个特定范式背后均有特殊的语言规范，透过范式的解读，阿甘本的话语观可初见端倪（在阿甘本看来，范式本身便是处于范例和例外的张力之间的存在，故而范式背后的语言规范莫过于是受到例外影响、随时可能被颠覆，并无自身特定内涵的“空洞之物”。如阿甘本所言，“在范式中，没有本原，一切现象皆为本原”。）。在阿甘本的描述中，范式的价值内核，不在于体现范式的范例，而在于颠覆现存范式的例外，可能随时降临的例外将使某种常态规则不再适用，却又因为例外而体现出自身可能的存在价值。阿甘本曾言，“例外因其排除而被包含，范例因对其包含的展示而被排除”。阿甘本认为，一切生命，不是某种主导型的普遍语言排斥某种特殊的东西，即福柯所说的“他者”，而是一切具有特质的存在物。在阿甘本看来，一切存在物其内在价值在于悬置其上的特殊状态，事物本身的存在逻辑不过是处于例外（Exception)与范例（Example)的夹缝之间而已，这一论断是阿甘本“三分”尝试的基本呈现。
四、生命政治的话语分野：“门槛”的建构
不难看出，阿甘本先是通过赞成福柯对于库恩的范式批判，划清了其同英美经验叙事之间的界限，而后又通过找寻范式本身内在的特质，与福柯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断裂。阿甘本认为，“他（福柯——引者注）总是顽固地坚持陈述相对于符号和符号所意指的对象具有异质的特点”。在阿甘本看来，福柯的“顽固坚持”，莫过于从现代的陈述结构中反思话语霸权，然而其实质的启发意义应是思考符号的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夹缝，或者说是符号所处的特殊情境与常态情境之间的门槛。这恰恰是福柯忽略的关键点，即陈述本身的真正受制之处何在，话语真正的境地如何。如阿甘本自己所说，“与其说是捕获那一整套安排了交流或确立了言说主体之能力的逻辑或语法规律，不如说是停下来反思‘话语的实践’，也就是反思‘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阿甘本认为，福柯的话语观留给后世真正有价值的产物，其实不在于某种生物技术的普遍性控制，而在于反思话语本身的发生逻辑。
阿甘本通过诠释语言陈述的发生逻辑，逐渐表现出其特有的话语观。这一话语观以“三分法”的“门槛”为核心要义。门槛，便是介于两种情境之间的存在，是形塑生命的话语的真正价值所在。如阿甘本所言，“陈述被定位在符号学和解释学之间的门槛上，签名就是在那里发生的。既不是符意的，也不是语义的”。阿甘本认为，这种门槛其实体现为某种痕迹，或是签名。这一概念在他那里，意味着某种悬置于当前情境之上，随时可能将另一种情境置换而来的力量，而在常态之下，这种所谓痕迹、签名只是当前情境中永远不会出现的、某种“即将来临”（Coming）的东西（阿甘本语）。这种即将到来，或者说随时置换情境的力量，却又主宰着当前情境中的一切存在，阿甘本认为，所谓主宰的发生逻辑，正是介于情境的置换之间。话语便是存在于两种情境之间的门槛中，而这种难以找到某种绝对、团定情境作为“源头”的话语，却又成为形塑当前情境下生命活动的力量所在。
由此可见，阿甘本与福柯式的生物技术范式批判风格相距甚远，其唯一坚持的是对于生命存在本身的思考。围绕晚近生命政治的主题，阿甘本相应提出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槪念，如神圣人（Homo Sacer）系列，在对于赤裸生命（Bare Life）等概念的诠释中.阿甘本从福柯的一系列论断中展开，又最终磽立了充全不同于福柯的解读路径。在引用福柯最终作品中名言——“长久以来，至高权力的特征性特权之一，就是决定生与死的权利”的同时，阿甘本提出了“生”与“死”之间的赤棵生命。阿甘本曾这样评价政治与生命之间的关联，即“原初的政治元素不是简单的自然生命，而是暴露在死亡面前的生命（赤裸生命或神圣生命）”。按照阿甘本的认知，生命本身的价值，应为权力的话语所塑造，而权力的话语则是悬置于所有生命之上可以带来死亡的力量。很明显，引用福柯语言的阿甘本，依托其“三分法”的叙事，却与福柯大相径庭。
按照阿甘本自己的说法，“政治生活的首要基础，就是一个可以被杀死，并且通过被杀死的能力而被政治化的生命”。阿甘本认为的生命的塑造者，其实在于生与死之间的话语，即话语蕴含了随时可以置换生命所处情境的死亡力量，这并非一种“流血屠杀”，而是将死亡的力量与生活相对等，以“悬临”的力量赋予生命本身的内涵（按照阿甘本的说法，便是“生命最初仅仅是如下事物的对等物：一种威胁死亡的权力——更确切地说，不流血的死亡”。在阿甘本看来，生命的话语逻辑，其背后其实是悬置的绝对力量，而绝对力量在常态中，永久地体现为话语）。“门槛”在这里可体现为塑造生命的“生”与“死”之间的话语。围绕自身独具特色的概念建构，阿甘本的话语观与福柯所言的现代生物技术形塑的“他者”的言说逐渐分道扬镰，其更加侧重于一种话语“漏洞”，即在两种情境的对应当中，寻找到一种夹缝，一种更为中间的地带。在阿甘本看来，真正值得忧虑的，不在于福柯担忧的生物技术范式通过改变陈述的排列组合所导致的所谓断裂性的现代话语霸权，而是在于生命恒久的存在状态，在于生命存在中话语的塑造逻辑。
阿甘本的忧虑，早已不是所谓现代社会他者“言说”的可能性，而是表达本身在“门槛”中的飘忽不定。正如剥离了一切形式的“赤裸生命”随时必须迎接死亡情境来临一般，表达随时需要迎接语言结构对于人类意图的重塑，并在二者的撕扯当中苟延残喘。表达既不是现实的经验性的存在，亦非一种“眩晕”的符号，而是一种在语法结构和意图的“二律背反”当中，走向空洞的能指。如阿甘本在《万物的签名》中所言的那样，“正如上帝只能通过言辞来构想万物并给它陚形，签名作为创造的模型和实效的工具，让它所居留的创造和沉默符号，变得有效且富表达力”。在阿甘本看来，正如上帝的绝对力量髙悬于天空一样，签名同样是一种“门槛”，“门槛”之后的力量，似乎蕴含着颠覆性的能力，却又永远在“即将到来的途中”，在此之前，唯一存在的只有令人绝望的、空洞的语言表达。
故而阿甘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类不可能真正通过他们说话本身，透过其说话的语言，真正表达出其想要表达的内容”。阿甘本这里是想表达一个近乎尴尬的事实，那便是正如签名存在于权力的例外影响与常态化范例之间、生命存在于“生”与“死”之间一样，生命的语言表达，只是在表达意图与语言结构之间尴尬地存在着而已。语言结构的特质与表达意图随时制约了表达本身，正如死亡的力量随时会置换生活的情境一般。表达能做的，只是在二者的张力中间维持自己的存在，随时受制于“门槛”之外的力量，因为表达仅仅是“门槛”本身而已。这便是生命的无所依靠、绝望和空洞。如阿甘本所言，“所有我们所言、所认知之物，仅通过命名的逻辑，在语言和知识中被先验性的预设”。作为表达的“命名”，便处在“命名”的语言结构与“命名”意图的“门槛”中。命名的对象，即一切所谓“认知之物”则因语言的空洞性，自身的现实感受到严重削弱，显得晦暗不明。
总体而言，围绕生命主体的批判，已然成为晚近后马克思主义叙事中的共同主题。这似乎亦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以来，西方激进哲学对经典马克思文本中主体性批判进行淋滴尽致发挥的重要体现。在一系列的叙事中，在场生命本身的困境，或者说对生命存在状态的忧虑，则可视为尼采式谱系学影响下，福柯对晚近生命政治提供的命题。福柯与阿甘本分別完成的不同叙事风格，可理解为从“二分”到“三分”的变迁，或者说是从聚焦富有现实感的现代话语霸权，到透析话语永恒的生成机理的逻辑转换。从福柯到阿甘本，生命政治的叙事方式形成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二者缘起于共同的生命主题，却又展开了不间的话语观。如果说福柯是通过对生物技术范式进行批判，以断裂的现代性看待生命的困境，那么阿甘本则是从考究范式的话语逻辑中，诠释了形塑生命主体的人类话语所处的永恒、连续化的尴尬境地。由此可见，偏离了马克思经典文本中政治经济学的阿甘本，比福柯更为悲观。
从福柯与阿甘本的话语观分野中，亦可发觉晚近生命政治叙事中现实感的唤起与失落。如果说福柯是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借鉴，以治理术为关键词，建构其富有现实感的生命政治话语观，那么阿甘本则是围绕两种情境交叉中的“门槛”概念，将福柯那里的现实感再次予以肢解。与利奥塔、德波等将现实感的弱化归咎于现代性的“眩晕”不同，阿甘本那里模糊的现实感则源自于其自身所认为的生活世界中永恒的、绝望的语言漏洞。相比于福柯着迷于“他者”在现实场域中言说可能性的倾向，阿甘本则试图诠释言语表达的空洞，即一切的言说，将不具备某种被刻意关注的意义，一切存在的现实感也因表达的空洞而显得晦暗。由此，现实感在福柯后期短暂“复明”之后最终模糊，这一切亦可理解为阿甘本对福柯遗产的另类传承。从福柯到阿甘本的蜕变过程，折射出后马克思主义在寻找现实感中的话语困境。
本文选自《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生命政治学批判研究”（项目号：16BZX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姜凯宜，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 / 王琦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