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啊话语权：一个80后的个人简史
有句哲（ji）言（tang）是这么说的：“未经审视人生不值得一过。”还有比新年伊始更适合审视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刻吗？
于是我花了一根烟的时间审视了一下自己的人生，只得出以下几个字：
80后，奔四，一事无成。
按理说这几个标签贴上，还不麻溜找个买醉之地，借酒一吐衷肠，慨叹人生，再唱两句“越过山丘……”
不过我一点也没有一醉方休的冲动。
本人学的是历史。“古今之变”不一定通，但历史学家的一大特征，我倒很愿意学习——大多数史学名家都长寿。
长寿的原因，我个人推测，读历史太多的人，脑海里一定会形成一套理论，判断现实世界未来的走向。他们怎样能证明自己的理论是对是错？只能活得足够长，亲眼看看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历史学家是不舍得离开人世的。加上本人家族长寿基因很明显，我觉得这个年纪还不用急着换上老油条的心态。
我打小也不是性情中人，接人待物冷峻有余、热心不足。为此没少挨父亲的揍，父母逢人也说“家里老大内向得很……”。
这性格与好的历史学家品质相契合，于是，我就不知羞耻地写下了这个题目——如果说活了近四十年最大的感悟，也就是“话语权”了。
1.
传统史书为王侯将相忠臣孝子写传，一般都要追溯祖辈，尤其是王侯，恨不能追溯到黄帝轩辕。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小老百姓，据说我爷爷就是最大的官——村支书，文革时还被薅了。我下面要回溯的，连爷爷级都不到，就从父亲这一辈开始。
80后的父辈，绝大多数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所谓“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按我初高中时当文艺青年的阅读习惯，这辈人的故事该这样叙述：
在该上学的年纪停课，闹革命；下放农村，饥饿、苦闷、挣扎。控诉XXX云云。
不过对我来说，直到读大学，才碰到第一个曾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之前接触的，包括我爸爸在内的父辈，要么就是农民，要么都是从农村挣扎而出最终在城里镇上扎根的。
就我家成分和环境，碰上真资格的知青少之又少，就概率来说也属正常：
据估计，从50年代至70年代末，这20年间知青总人数在一千多万人，而这20年中国的城市化在20%上下波动，而中国总人口从5亿增加到10亿。
换句话说，知青占总人口比其实很低，尤其是这一千多万是20年合计的人数，如果平均到每年插队的知青，那占比就更低了。
但是，90年代，在我识字成长的时代，能接触到的描写1980年以前的文学读物，就两类：一类是传统的革命文学，这类书一般静静躺在学校图书馆的犄角旮旯里，铺满灰尘；一类就是当时成名的中生代作家的“知青文学”。
（如果把王小波的作品归为“知青文学”，相信很多粉丝会不以为然。好在本人也很爱好王小波，并无不敬，而且知青也是他曾经的身份，文学创作的来源，姑且这样归类。）
文学之外，电视剧的影响更大，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厂办电视台循环播放了好几次《孽债》，每次家里都坐满了观众。当时三岁小孩也能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可以说，这些文艺作品、加上教科书政治课对那个时代三言两句的叙述、再加上父辈教育我们时泛泛谈起的吃过的苦，这些构成了我这个80后对那个时代最初的印象和判断。
但从那时我就有一个疑问，这些文艺作品电视剧，为什么没有我父亲或生活中遇到这些人作为主角呢？
（说完全没有也不准确，《平凡的世界》能够火这么多年，正是因为主人公从农村到城市的经历，正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经历，但这部小说、以及改编的电视剧在社会和主流文艺圈的影响，与上面提到的文艺作品，显然不能同日而语。）
后来，当我接触到“话语权”这个词的时候，这个疑惑逐渐解开了。
2.
90年代，我生活在四川某地的一个国有钢铁厂。
我父亲从农村走出来，是走的当兵这条路，铁道兵。
在部队里学了工程技术，1985年大裁军，转业来到这个国企，算是当时我家族第一个农转非的。
（铁道兵的历史，父亲的经历很值得再辟一篇文来写，在此暂做个背景介绍）
厂办幼儿园玩耍、厂办小学里读书，厂办医院里挨针。
我们厂有个灯光球场，也是搞文艺活动的舞台。我记得，还年轻的父亲擦着红脸蛋，在台上跟同事们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我还记得，一个新诞生的国家——俄罗斯的杂技团来表演，身着三点式的耍蛇女郎出场时，我妈把我眼睛蒙了起来。
钢铁厂，热水最多。从高炉流出的热水，直接用来洗澡。食堂的旁边就是澡堂，尤其是夏天，一群小孩光着屁股在澡堂里跑来跑去，欢呼雀跃。
现在想来，确实有点浪费水资源，可谁能否认，那是一段多么惬意的时光。
我住的那个家属区名曰中层干部宿舍，实际上一般工人也在里面住，我还记得我们单元一楼的发小家，我第一次看到了电路板和电器元件这个东西——当时发小父亲是第一线的炼钢工人，却很喜欢鼓捣电子的东西，发小成为我们镇第一个开电脑行的，大概也因此有关。
1996年，我读初二。一天放学，经过灯光球场，只听里面人声鼎沸，喧哗、叫骂的声音之大，远比超以往的篮球比赛歌咏比赛。
“厂长被工人们打了！”
……
从这一天起，我知道了贪污、腐败、改制、股份、下岗、分流、倒闭这些词。
后来看到的一个统计数据，几年时间全国下岗分流职工达一千多万。
和20年一千多万的知青比，我期待文艺界出现一个能与知青文学媲美的下岗文学流派，不算过分吧？
但它一直没有出现。
直到后来很多年，才在《钢的琴》等极少电影中的极少片段，才能看到这一千多万人的一丝丝背影。
可是，这段时光，对于我，就是家里父母愁云惨淡，口角频发；外边据说很乱，武警中队在镇上常驻。儿时的玩伴，有两个因吸毒关的关，死的死。
我明白，关键还是那个词：话语权。
3.
2001年，读大学，第一次来省城成都生活。
成绩马马虎虎，头脑浑浑噩噩。不知怎的曾经只知厂办技校的我，上了大学。
选经济学专业纯属调配的意外，但由此接触到一些理论，来解释我看到的世界。
国企低效浪费，计划经济失败，看不见的手，价格理论，资源合理配置等等等等。
对这些解释我有很多疑问，但这些疑问没有机会跟教授我们这套理论的老师探讨。
我遇到的老师，人其实不错。只是在第一天上课就说：“你们中学学的东西统统丢了，才能理解我讲的内容！”
如此宣言，加上他留过学的金字招牌，我们这些来自小地方的土鳖，又怎么敢和他讨论，更不用说争辩了？
而他的姿态和语言，对刚从填鸭式的高考生涯脱离出来的学生，又那么新鲜，又那么有腔调。他们是从打心底钦佩他。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话语权的力量，它不是高中老师那些要你好好学习的陈腔滥调，而是一套非常精致的理论，再加非常有力量，摄人心魄的语言。
（2019年，学生向校方“告密”老师的事件引起轩然大波。我是赞成要勇于和老师辩论，反对把老师言论向学校行政方举报的行为。不过，在现实的教学实践中，有多少老师能做到平等对待学生的质疑，而不是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地位，一律把学生观点归为“幼稚”、“被洗脑”，我个人是存疑的。所谓的“举报”事件，也许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比如现在的学生对于所处政治社会的认同强度，远超过老师这一辈人的。）
可是我还是有很多疑惑，虽然有些疑惑现在看来确实天真了。
例如，我曾经生活的那个小镇，原来只是个贫瘠的乡场，为什么有不止一个包山包海的大企业在这里选址？还有一个水电站，里面的职工孩子一水儿的正宗普通话？
为什么，我小时候亲眼看到三班倒的工人们，在现在的话语圈里，怎么成了既得利益者？
为什么，改革企业就必须剥离教育医疗的职能，没有更稳妥、更积极的方式吗？如果整个社会坚持企业负担教育医疗的成本，而不是向下看齐，而是向上看齐，那么对于市场公平、对于工人福利，难道不是更好的方式么？
为什么，计划经济真是一无是处吗？对四川这个人口众多的内陆省，若只是市场经济，任凭资本去逐利，会有三线建设，工业基础会比历史上发展的更好吗？
……
（从1964年到1978年，大批企业内迁四川、完成基本建设投资355.7亿元，占建国以来（至1985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的52％，占同期全国工业投资的10％，建成三线企事业350个。1985年三线企业工业产值120.36亿元，占全省工业产值的26.49%，使四川成为我国地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
这些疑问老师没有机会给我答案。这个时期，网络方兴未艾，天涯、新浪、凯迪、猫扑如日中天。我在上面也没有得到答案，只收到更为极端恶毒的辱骂，来自各种立场。
网络呵，“自由、多元”更多是广告词而已，我只看到话语权无处不在的印记。
4.
从上大学开始，我就在成都这个城市待下了。
到现在接近19年了，也是这座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迈向超大型城市脚步最快的时期。
在网络上骂战继续浓烈，JY，FQ帽子满天飞的同时。我从最初留不留在大城市的纠结，到开始关心挣钱，关心房价，关心物价、关心雾霾。
但我不再为话语权的纠结了，也不太会受传统的话语权支配了，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
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定义，一定不会跟现在的话语权相同。
如果不是改革打破了条条框框，市场的容量能扩张得怎么快吗？能有这么多的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吗？
如果不是特殊的土地机制，限制了城市原住民的漫天要价，城市能扩张得这么快吗？
更重要的是，我不会忘记，如果不是父辈前三十年在大山脚下的挥洒汗水，付出心血，我能在城里立足吗？
说通俗点，有多少人在城里买房子的首付，不是来自父辈？
我不想代表别人，可我们并不是少数。
（至少在这个城市里，跟我同样经历的人绝对不少，请看上图红线最后两个阶梯，它代表了像我这样的大城市的新住民。）
在这个世界，话语权应该有我们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