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有文学上的冲动 擅写人物对话（擅长场景再现和细节刻画）

西汉二年，即公元前99年，李陵统率的一支偏军遭到匈奴主力大军的围攻。这支五千人的突击部队节节抗击边走边退，在撤至汉朝边境仅百余里时，终因矢尽粮绝，彻底失败，李陵兵败投降。消息传至长安，满朝哔然，都说李陵该杀，只有太史令司马迁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却被汉武帝收监下狱。更不幸的是，一位出使匈奴的使臣带回一个错误的消息：李陵在帮助训练匈奴军队。震怒的汉武帝下令杀李陵全家。后来发现，训练匈奴军队的是另一位降将李绪。悲愤的李陵派人暗杀了李绪。于公于私都无必要为李陵说话的司马迁，不满于世态炎凉才起来说话，不想自己也遭世态炎凉的打击。没有钱赎身没有朋友援手，身受宫刑才换得余生。后来做了中书令，那是一个宦官职位。支撑他活下来的，就是未完成的《史记》，一部天地大书。

《史记》是一部世界史，它所涉及的地域的广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为全世界的。《史记是一部人类史，它所涉及的时间的跨度，从黄帝到汉武帝的三千年，在当时被理解为涵盖全人类文明的全部历程。《史记》是一部空前规模的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所撰部分不详）系统完备的史学巨著。而且，由司马迁个人创造的体例——纪传体，成为历代王朝饮定的官方正史的范本。但是，在它之前和之后的所有官方或非官方编撰的史学著作，都没有《史记》所充溢着的强烈的个性色彩和活力四射的激情因素。毫无疑问的，“李陵事件”是造成《史记》风格的“情意综”之ー。

对于《史记》的著作，同马迁作了多方面的准备。作为皇家图书馆馆长，司马迁对书面资料的广泛阅读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从二十岁起，他就开始漫游全国，游历过湖南、江西、浙江、江苏、河南、山东等地，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又曾作为中书令陪侍汉武帝巡视各地。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有意识地寻找历史遗证包括口头流传的史料。刘邦、萧何、樊哙们少年时的那些老底子，就是在这样的调查中被翻拣出来的。如此精心的历览，才使得《史记》兼具正史的端庄和野史的生动。此前此后的史家们，都没有这等的耐心和用功，因此也没有创造出《史记》般的辉煌魅力和功勋彪炳。

有必要揭示一种读法。《史记》总计一百三十卷，但是，尽可以先放过十卷《年表》，八卷《书》。十二卷关于帝王的《本纪》，三十卷关于王公的《世家》，只有十余卷好看，其余多是政事编年，故事性差，可以路去。七十卷《列传》中间，《明鲜》、《大宛》、《匈奴》、《龟策》等卷也可以先放在一旁。八十余卷人物传，二百多位嘴脸各异遭际不同的人物及其命运，足够你目眩神迷，唏天嘘地，拍案不绝了。在《史记》完成一百多年以后的罗马帝国时期，一个来自维奥蒂亚的希腊人普鲁塔克，也完成了一部传记著作，《希腊罗马名人列传》。在这部西方传记文学的最早的经典著作中，普鲁塔克将同类角色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一对一对排比着写出来，如亚历山大和恺撒，狄摩西尼和西塞罗。

《史记》中也有这类写法，如《屈原·贾谊》《张耳·陈馀》。普氏总计写了二十三对人物，加上四位单个人物，总计写了五十人。这在规模上是无法与《史记》抗衡的。有趣的是，普氏《列传》每一篇结尾，必有一段赞词，是对主人公的赞美。这种体例源于希腊合唱队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胜者或宴会结束时赞扬主人时唱的赞歌。司马迁在单篇文末，通常也附有一段“太史公曰”的“论赞”，对某个话题进行总结、评点、分析，倒未必一定是赞歌。普氏的《列传》，至少是莎士比亚的那些古罗马历史题材戏剧，如《尤里乌斯恺撒》《安东尼与克雷巴特拉》的主要史料来源。

《史记》则是中国叙事文学绵延不绝的素材宝库，其中的人物及其故事，在后世被不断地取用，再创造再放大，生生不息。1953年，邱吉尔以史学著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个角度上，邱吉尔与司马迁有一些类似。司马迁用心于史学撰著，却完成了一部辉煌的文学杰作。《史记》是散文写作的古文典范，《史记》更是文人小说的最早孳本。曾国藩在对司马迁推崇备至时，却说《史记》“大半寓言”，意思是《史记》有大量虚构的小说的成分。这倒未必便是《史记》的短处。

司马迁有文学上的冲动，有自觉的文学意识，擅写人物对话，擅长场景再现和细节刻画。对一个史学家来说，细部越生动，虚构的成分越大，因为史实的细部，往往是无法取得实证的。但司马迁的文学创造，是服从于人物的大体，植根于真实事件的框架之内，并非凭空捏造。这样，所谓史学的纯正减了半分，文学的生动就添了一分。司马迁用一两千字写项羽之死，在史学家是奢侈，在文学家则是理所当然。否则，《史记》何至于让我们爱不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