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先生在中欧出版业研讨会发言

曹文轩先生在中欧出版业研讨会发言 原创 蒋博言 北京开卷 收录于话题 #国际发布 10个内容

由欧盟中小企业中心（EU SME Centre）和英中贸易协会（CBBC：China-Britain Business Council）联合主办的“中欧出版行业网络研讨会”于2021年9月6日在线上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方发言，众多英国和欧盟出版商在线听取发言。

曹文轩

作为主办方的合作伙伴，北京开卷也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先生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在线分享了以“边界与无疆”为主题的演讲。

英中贸易协会主办中欧出版行业网络研讨会

以下为作家曹文轩先生发言的全文内容：

曹文轩先生线上发言

我约有一百多种作品被翻译为其它语言，在若干国家出版。其中有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腊语、瑞典语等，欧洲的大部分语种都有翻译。我们现在很热衷于谈论“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跨越文化”，我不知道我的作品算不算已经“跨”了？但我很清醒地知道，即便是说已经“跨”了，大概还有一个漫长的“走进深处”的过程。不仅是我要面对这个过程，几乎所有已经走出去的中国作家大概都要面对这个过程。那么，如何达到这样的状态？坦率地说，一方面需要我们自己更加努力，将我们的作品写得更好，一方面还需要等待——等待对方消除对中国文学的隔膜。这种隔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存在很久了。消除隔膜可能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什么时候，《草房子》《青铜葵花》等作品，也能在中国以外的空间里能够像在中国的土地上被广大读者所接受（《草房子》在中国已经500多次印刷，晚于《草房子》8年的《青铜葵花》也已经300多次印刷），需要我们双方的耐心等待。

作为还算是幸运的中国作家，我愿意谈谈我的心得——它们为什么能够走到巴黎、伦敦、柏林、罗马、莫斯科、马德里等欧洲区域的心得。

我首先要说的一点是：能够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不会是别的，一定文学性。

我的所有作品，无论从外表看上去它们有多大的差异，但从根本上来讲，都是建立在我所体悟到的那些基本面之上的。文学要不要变法？当然要，但它的变法应当是在基本面之上的变法。任何一种被命名的事物，都有它的基本性质，我们只能在承认它的基本性质之后，才能谈变。我常喜欢拿普通事物来喻理。比如，我说椅子：什么叫椅子呢——也就是说，椅子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呢？定义是：一种可供我们安放屁股的物体叫椅子。这就是“椅子性”。如果，这个物体不具有这个功能，那么它也就不是椅子了。事实上，椅子也一直在变法，我们能说得清楚，这个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椅子吗？四条腿的，三条腿的，两条腿的，一条腿的，没有腿的；还有，古今中外，有多少种材质又有多少种风格的椅子呢？但变的不是性质——再变，也不能变成剑，一把剑，是不能当椅子的。不信，你坐上去试试！

既是文学，就有文学性。基于这样一个朴素的理解，我在变法。在写了《草房子》《青铜葵花》之类的作品之后，我写了幻想类作品《大王书》，和之前我的作品相比，这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真的很不一样。从前，我写的大多是烟村茅屋、小桥流水、细树矮篱式的作品，有点温婉，有点小调。但《大王书》看上去颇有点气势，荒漠大川，天上地下，场面宏大，情节跌宕，是一种浪漫性的叙述。但从追求美感、倾向悲悯、着重人物、喜欢风景、留心细节等方面相比，我还是觉得它们都是我的文字，是在同一美学平台上的把戏。事实上，我在写任何一部作品时，都有顽强的突破和革新的欲望。

我对文学的理解和界定，显然是非主流的，也不是流行的。几十年来，我对文学的“伺候”，一直是按我的文学理路来进行的。因为我自认为我对文学的感受，是有文学史的背景的，它们来自于我对经典作品的体悟。我坚持认为文学是有基本面的，这个基本面从有文学的那一天开始就存在了，它是文学的天道。

我所持有的并不是什么文学的理想，而只是坚持文学的原旨罢了。

文学与其他东西不一样，我们不可以将它置入进化论的范畴里来论。文学艺术没有经历一个昨天的比前天的好，而今天的又比昨天的好的过程。文学的标准就在那儿，在《诗经》里，在《楚辞》里，在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里，在《红楼梦》里，当然也在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里，千年暗河，清流潺潺，一脉相承。如果将文学置入进化论的范畴里论，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见解：今天的一个英国剧作家写的作品必须要比莎士比亚写得好——莎士比亚在那么久远的年代就将作品写得那么好了，你，一个今天的英国剧作家，生活在多少年以后的现代，难道还不应该比莎士比亚写得好吗？若没有比莎士比亚写得好，你还写它干什么？你该干其他事情去了，扫马路去，或者送快递去。可是，文学史所显示出来的是这样的景观吗？不是一峰更比一峰高，而是一座一座同样的高峰矗立在不同的时空里。当世界万物都在受进化法则的制约时，惟独文学是不在进化论范畴之中的，这就是文学的奇妙之处。古典没有因为今天而矮出我们的视野，而且我们还看到，文学的今天是与文学的昨天是连接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开的，一旦分开，下游的河床就会干涸，五谷歉收，饥荒就来了。我们没有感到饥荒的临近吗？

我坚持文学是有基本面的。文学有文学的边界，就像权力有权力的边界，国家有国家的边界。边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数百年、数千年的战争，差不多都与边界纷争有关。古罗马有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就是测量土地，确定边界。我们都还记得卡夫卡的《城堡》里那个土地测量员。他在测量城堡的边界，村庄的边界。“土地测量员”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一样，既是文学就必有文学性——恒定不变的品质。我将会永远提醒自己：要时刻明确文学的边界。守住边界，才能使你走向世界，从今天走向明天。这就是至高无上的辩证法。

我对我文学观始终不渝的自信和冥顽不化的坚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作品在一直作为有力的佐证，矗立在我的背后——在几十年时间里，它们在不断地被印刷，不断地被翻译，不仅去了欧洲，还去了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以及亚洲的许多国家。而我明白，它们之所以能够走向天边，恰恰是因为我坚守了文学应当坚守边界的理念。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一样，既是文学就必有文学性——恒定不变的品质。我坚持一个看法：文学与门类无关。

我要说的第二个话题是：作为小说家，你必须要写一些结结实实的、角度非同寻常甚至刁钻古怪的、美妙绝伦的故事。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的小说才算得上是好小说？我的标准是：经得起翻译。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小说才经得起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讲了一个品质上乘的故事的小说。

从前，我们将语言看得至高无上。我中国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对语言非常非常在意。我对自己说，你要对每一个句子负责。但我并不赞成语言至上论——至少在小说这儿。我们显然将语言的功用夸大了。是的，我讲究语言，可是这样的讲究，只是在我的母语范畴。如果我的作品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或日语，你在汉语中追求的那一切——比如神韵、节奏、凝练和所谓韵味，还能丝毫无损地转移吗？大概很难。即使这位翻译水平再高，对你在语言方面的追求再心领神会，都是难以做到的。他只能做到“尽量”。如果翻译之后的作品，依然会在语言上让与他使用同样语言的读者称道，由衷地赞美那部作品的语言，那其实是在赞美那个翻译的语言能力。托尔斯泰的作品翻译为中文之后，我们其实已无从知晓他在俄语方面的独到运用和美学追求。但，我们在阅读了他的那些巨著之后，丝毫也没有影响我们从心灵深处认定他是一位光芒四射的文学大师，是一座耸入云霄的文学高峰。翻译成中文的托尔斯泰还是托尔斯泰，也许因为语言的转换，损失了一些，但这些损失不足以毁掉一位大师。那么，是什么保证了在语言转换后的托尔斯泰还是托尔斯泰呢？是因为庄园还在，四大家族还在，是因为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又一个辽阔宏大的俄罗斯故事。那些富有物质感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从俄语世界转换到汉语世界而缺失。娜塔莎将要第一次参加社交活动，心潮彭拜。而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给她准备一套礼服，只能请女佣们将母亲的一件衣服加以改动。就在她穿着这件还在缝制过程中过的衣服时，父亲出现了，她一时忘记了女佣们还跪在地上为她缝制裙边，激动地跑过去要亲吻父亲，将还没有缝好的裙边又扯开了。这个细节，或者说这个事实，无论怎么翻译，都不会因为语言的转换而改变的。

让我们记住这个朴素的道理：“一个男孩盘腿坐在墓碑上”，无论翻译成何种语言，这个事实都不可能被改变。

所以，我要好好讲故事。那些深刻的题旨，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暗含在和活在故事中——所有一切你希冀达到的，其实都离不开一个有品质的故事。

当然，我承认：也许在诗歌这里可以讲“语言至上”。诗歌其实是不能被翻译的。诗歌一旦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那么它原有的韵律、节奏等，基本上都不存在了——翻译诗歌实在是无奈的选择。

世界永远处在运动状态，运动就有事件，而有事件就有故事。故事先于文字而产生。创作故事是一种人类的先天性欲望，而听故事也是一种先天性的欲望—— 一种强烈的欲望。“故事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以至旧石器时代。从当时尼安得塔尔人的头骨形状，便可判断他已听讲故事了。”我们从中国的那尊有名的“说书俑”的雕像的那副神采飞扬的样子，看出的却是那些在听说书的人的入迷神情。《一千零一夜》中，机智勇敢的山鲁佐德正是利用故事的魅力，从暴君的屠刀下救下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少女。听故事的欲望，鼓舞了说故事的人，使他们总在考虑，如何更好地去说故事。说故事人之间开始了无形的竞争——这样，故事离小说、童话也就越来越近了。

我们即使一眼就看出了小说与故事的区别，我们还是无法回避一个事实：故事是小说的前身；小说无法彻底摆脱故事；小说必须依赖故事。故事是“小说这种非常复杂肌体中的最高要素”。尽管福斯特从内心希望小说的“最高要素不是故事，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是悦耳的旋律，或是对真理的领悟”，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小说还得老老实实地将故事作为自己的基本面。故事是小说的本性之一 ——本性难改，改了也就不是小说了。

我要说的第三话题是：文化是民族的，人性是人类的。

这个世界上并无白色人种的人性、黄色人种的人性、黑色人种的人性。无论是哪一种人种，也无论是哪一个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民族，就人性而言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作家想让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能够跨文化，那么他要做的就是他的笔触要直抵人性的层面。唯有这样，他的作品才有可能走向远方。

在几十年时间里，曹文轩的作品不断地被印刷，不断地被翻译，不仅去了欧洲，还去了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以及亚洲的许多国家。以跨越文化的文学作品为中心，曹文轩先生分享三点心得体会：

第一，能够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一定是文学性。当世界万物都在受进化法则的制约时，惟独文学是不在进化论范畴之中的，这就是文学的奇妙之处。古典没有因为今天而矮出我们的视野，而且我们还看到，文学的今天是与文学的昨天是连接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开的。

其次，怎样的小说才算得上是好小说？曹文轩先生的标准是：经得起翻译。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小说才经得起翻译呢？答案是：讲一个品质上乘的故事的小说。就像托尔斯泰的作品翻译为中文之后，我们其实已无从知晓他在俄语方面的独到运用和美学追求。但，我们在阅读了他的那些巨著之后，丝毫也没有影响我们从心灵深处认定他是一位光芒四射的文学大师，是一座耸入云霄的文学高峰。

最后，无论是哪一个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民族，就人性而言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作家想让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能够跨文化，那么他要做的就是他的笔触要直抵人性的层面。唯有这样，他的作品才有可能走向远方。

在此研讨会上，蒋博言先生代表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也在线做英文发言，分享了中国出版行业，特别是童书出版及英国和欧盟作家作品在中国市场表现，并探讨西方出版商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业机会。

蒋博言先生发言视频

网络研讨会结束后，与会听众还就感兴趣的话题持续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交流。

通过市场数据分析和作家的演讲，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原创儿童作品质量正在稳步提高，中国童书出版、儿童IP的开发和打造有更多可能，随着中英、中欧在出版业的沟通交流日益深入，充分了解中国好书，未来双方的合作将更加紧密。

关于欧盟中小企业中心

欧盟中小企业中心由欧盟资助成立，为来自欧盟国家的中小企业（占欧盟企业总数99.7%以上）提供全面、实用的支持性服务，协助他们更好的应对进入中国市场面临的挑战。

欧盟中小企业中心办公室位于北京，目前由五家欧洲商会联合管理，包括中国意大利商会、英中贸易协会、中国丹麦商会、EUROCHAMBRES、中国欧盟商会。

主办方英中贸易协会(CBBC)是负责促进英国与中国之间贸易的最重要机构，协会曾多次组织出版业活动，为中英以及欧洲出版商提供线上面对面交流机会。

蒋博言公司：北京开卷的国际战略合作伙伴。致力于中外图书与文化贸易和交流，帮助作者和出版商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出版发行和投融资等机会。

原标题：《曹文轩先生在中欧出版业研讨会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