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重病卧床不起 致电中央（请求休养半年 毛泽东回复一句话）

前言

罗荣桓经常说：“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多年来，罗荣桓一边担负着繁重的工作，一边同疾病做顽强的斗争。同时，他又始终保持着大公无私、艰苦朴素的作风和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

忍住巨痛，继续工作

1942年冬天，罗荣桓在山东指挥甲子山战役期间，十几个日日夜夜没有好好休息，操劳过度，得了重病，因为当时的药品特别缺乏，除了吃一些普通的药之外，就是停止吃辣椒，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罗荣桓的病情一天天加重，没过多久，就卧床不起了，行军转移时得用担架抬着走。拖到1943年3月，罗荣桓实在支持不住了，便致电党中央，请求休养半年。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你的病情如果还是不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

原来是因为在同一天，中央决定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任命罗荣恒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委兼代师长。

罗荣桓的担子加重了，更没有时间治病了。他忍住病痛，召开动员大会，安排各方面的工作，忙了2个多月，后经中央军委批准，才于5月底到苏北新四军军部治病。

罗荣桓坐在担架上，由卫生部长谷广善、军医萧英和夫人林月琴陪同南下。在新四军军部，罗荣桓会见了分别多年的陈毅军长，还见到了黄克诚等其他老战友。国际友人、奥地利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大夫，为罗荣桓作全面检查。

根据病情，罗生特大夫决定，首先要进行膀胱检查，从而弄清是膀胱出血还是肾脏出血。可是当时没有麻醉药，而膀胱镜又是金属的，罗生特想，在不用麻醉药的情况下，作这种检查很痛苦，怕病人经受不住。

罗荣桓看出了大夫的心思，便让翻译告诉罗生特，请他放心大胆检查。

罗荣桓的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身体不断轻微地痉挛，他忍住剧烈的疼痛，一声不响，罗生特大夫和在场的其他人都很受感动。检查的结果，发现两边的肾脏都有病变。

罗荣恒在新四军医治了20天，病情还未见好转，便向陈毅告辞。因为他时刻惦记着山东的斗争。陈毅军长派出新四军卫生部的黄农，陪同罗生特大夫一块到山东，以便随时为罗荣桓治病。

订个5年计划，争取多活5年

在回山东的途中，罗荣桓对守护在担架旁的妻子说道：“我要订个5年计划，一定要打败敌人，争取多活5年，到那时候，我走也走的安心了。”

林月琴安慰他说：“你的计划一定能实现，打败了敌人，就有条件治好病。”

刚回山东不久，罗荣桓又兼任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他带病坚持工作。为消灭敌人，拔除日伪据点，扩展抗日根据地，打通各根据地的交通，改善人民生活，发展抗日武装……他经常忍着病痛工作到深夜，作战时坐着担架到前线指挥。

1945年大反攻前夕，鲁南、鲁中和滨海根据地连成一片，胶东和渤海的日伪军，被我军压缩到铁路沿线各城市和据点里。

8月间，敌人宣布投降。罗荣桓高兴地对林月琴说：“我要订新的5年计划了。”

林月琴也欢喜地说：“将来到大城市一定能治好你的病。”

这年的冬天，罗荣桓到了沈阳，住在原来的日本陆军医院。经检查，确诊了病情。医生主张手术，罗生特也同意了。

中共中央东北局发电报向中央请示，中央认为他的病情严重，为了慎重起见，建议他去朝鲜平壤苏军总医院做手术。

罗荣桓到平壤后，金日成对他很关心。但这所医院的设备不全，又建议他去苏联莫斯科治疗。

1946年夏天，罗荣桓和林月琴到了莫斯科，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经过了4天的详细检查，专家医生会诊之后进行了手术。

苏联医生看罗荣桓头上冒着汗珠，咬紧下唇忍着疼痛，不由得翘起大拇指，称赞他是真正的英雄。

1947年3月，医院复查发现罗荣桓的身体还是有些问题，建议他去克里米亚疗养。罗荣桓夫妇正收拾行装准备去疗养。这时，国内传来了国民党军占领延安的消息。罗荣桓立刻改变主意，准备回国。

苏联医生根据他的病情，劝说他应该再治疗一段时间才能出院。但他主意已定，谢绝了苏联医生的多次劝阻。医生只好同意他出院，但在出院通知书上写着：“建议休养3年，每天工作不能超过3小时。”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5月间，罗荣恒从苏联回到哈尔滨。他带着病，日日夜夜紧张地忙碌着，很少休息，投入了新的斗争。

罗荣恒回国以后，病情虽有所好转，但是身体经过了大手术，又没有得到好的休养，怎能经得起辽沈战役、平津战役、部队南下这一系列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操劳。

1949年4月间，他到天津视察时，正在和两位同志谈话，突然晕倒了。

这个消息很快在第四野战军驻天津部队的高级干部中悄悄地传开了。

几天后，党中央和毛主席也知道了罗荣桓的病情。中央决定派保健医生黄树则赴津为他治疗。黄树则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协和医学院的学生。

“七七”事变后黄树则参加了八路军，在延安长期为中央领导人看病。毛泽东主席给罗荣桓写了一封亲笔信，叫黄树则转交给罗荣桓。

毛泽东在信中要罗荣恒安心在天津养病，暂时不要管作战的事情了，毛泽东主席还用“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来安慰他。

黄树则见到罗荣桓，立即将信交给他。罗荣桓一看是毛主席写给他的信，立即拆阅。罗荣桓非常高兴地看完了信，又和黄树则拉起了家常。

在谈话中，罗荣桓听出了黄树则是天津一带的人，便又问起他的家庭情况。黄树则说：“我是天津人，家里还有老母亲。”

罗荣桓接着说：“那你今天就回去看看，明天再来。我这里没有什么事。”

黄树则摇摇头，随即取出了听诊器和血压表，给罗荣桓作了仔细的检查。在罗荣桓的再三催促下，黄树则一直到晚上才回去。

第二天，黄树则请来了天津著名的内科朱教授为罗荣桓看病。朱教授为罗荣桓作了全面检查后，认为病情比较严重，并向黄树则和罗荣桓身边的工作人员发出了“预后不良”的警报。

朱教授说，一定要让罗荣桓静心养病，不能再劳累了。可是，罗荣桓身在养病，心却牵挂着部队工作。

一天，何长工来看望他。这时四野部队已过江南下了。罗荣恒对何长工说：“部队过了江，仗还是有得打的。要特别警惕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部队。那些穿短裤和草鞋的兵打仗比较顽强，又善于爬山。从武胜关到武陵山脉，恐怕就要同这些广西部队作战，要做好大量的准备工作。要有付出一些伤亡的思想准备。”

不管身体上有多少痛，都不忘前方的将士

罗荣恒时刻关心着前方的将士，又念念不忘后方的家属、孩子。部队南下后，许多单位的留守处都驻在天津。有一天，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李聚奎来看望他，他对李聚奎说：“部队到了南方，后方这一摊子就交给你了。一定要搞好。干部在前方打仗，他们的妻子、孩子在后方，要照顾好。吃饭、住房、医疗、孩子入学，都要具体管好，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在前方才能安心打仗。”

1949年9月，中央决定罗荣桓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任命他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9月又兼任军委总干部管理部部长。

这三个单位都是刚刚建立，工作量很大，就是健康人也吃不消，何况他又是个重病在身的人呢！

毛泽东知道后，曾在一份文件上写道：“荣恒同志：你宜少开会，最好是不要开会，只需要和主要干部谈谈话和批阅一下文件，减轻工作量，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否则身体难以持久，请考虑。”

后来，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罗荣桓的身体状况，决定他每天接见干部不超过两批，每批不超过一小时。

在这种情况下，罗荣桓虽然重病在身，但仍然要找人谈工作、批阅文件、读书看报。

医生为了让他多得到一点休息，劝他听听音乐、打打扑克，参加一些娱乐活动，可是他对这些都不很感兴趣，便带着几分歉意对医生说：“我是个不会休息的人，在娱乐方面没什么爱好，这是一个缺点。青年人可不要学我。”

接着他又说：“娱乐是必要的，可是你们也要注意适可而止。乐而忘返乃至玩物丧志就不好了。”

对于罗荣桓的健康，同志们及他的老战友都非常关心。

贺龙和罗荣桓钓鱼

1956年夏天，邻居贺龙看他很少到室外活动，就向他宣传钓鱼对身心健康的好处，想拉他一块去钓鱼。罗荣桓一开始不想去。

贺龙又请聂荣臻一同来劝说，盛情难却，罗荣桓只好去了。到了龙潭湖，贺龙帮助他上好了鱼饵，刚下竿，就有一条大鱼上钩了，咬着鱼钩在水里到处乱跑。由于罗荣桓思想没准备，把他拉了一个趔趄。

贺龙赶快来帮忙，一边放线一边说：“老罗，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罗荣桓站在湖边上兴致勃勃地看着贺龙放线又收线，收了又放，反复了好多次，经过二三十分钟，才把鱼钓上来，一称17斤。罗荣桓第一次钓鱼，就钓到这么一条大鱼，心里非常高兴，但又怕公园吃了亏。

贺龙告诉他，我们每季要给公园交几十元钱钓鱼费，超过公园规定的数量就把鱼交给公园。他听后，这才放心地继续钓。

从这次钓鱼开始，罗荣恒慢慢地对钓鱼产生了兴趣。但他钓鱼时，脑子里经常在思考问题，鱼咬钩了却忘了提竿。贺龙打趣地说：“老罗，姜太公钓鱼是愿者上钩。可是你呀，鱼咬钩了也不提竿。”

罗荣恒听了，禁不住哑然一笑。因为他心里想的是工作，他最喜欢的仍然是工作。有一次，他被疾病折磨得坐卧不安。服药之后，稍微好些，但仍然很难受。

林月琴为了分散他的精力，给他打开收音机，聆听歌曲，又拿来画报给他看，都不能缓解他的痛苦。

林月琴也没有好的办法，只能叫通信员拿出一些文件来，罗荣恒看到文件之后，立刻有了精神，非常高兴地说：“对嘛，快拿过来，我要看文件！”

他聚精会神地看起了文件，忘记了病痛，沉浸在工作的愉快之中。

1960年，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又带病拼命工作。1963年9月，因病情严重，旧病复发，身体状况一落千丈，再次住进北京医院。他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同疾病进行着最后的斗争。

由于肾功能出现问题，罗荣桓患了尿毒症。当时的治疗方法主要是向腹内注射很多的生理盐水，停半小时再抽出来。盐水注进去，肚子胀得像个鼓，他默默忍受。尿中毒使他浑身奇痒，没有什么办法能止住，只好做热敷，而又常被烫出水泡。

罗荣桓一声不响，也不责怪别人。尿毒刺激肠胃，吃不下什么食物，吃完后又想吐，他又以坚强的意志，一口一口地吞回去。这样，吃了吐、吐了吃，一顿饭有时要吃四五次。每当勉强地吃进一点东西，他就带着胜利的笑容说：“又打了一个胜仗。看来对病也要抗！”

由于病情发展得很快，罗荣桓已经很难起床了，但他还是一次次地挣扎着坐起来，反复地说：“让我坐起来，站起来。能站起来就是胜利。”

那时医院里还没有轮椅，林月琴把家里的一把旧靠椅装上四个轮子，在医院的走廊里推着他活动。过惯了军队紧张生活的罗荣桓，是多么想从这里走出去，再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啊！

可是，罗荣桓的病情更重了。他常常进入昏迷状态。同志们万分焦急，但他醒过来却宽慰大家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新陈代谢，自然规律嘛！”

党和国家领导人、元帅们和将军们以及他的许多老战友，络绎不绝地来看他，他都嘱咐他们要保重身体，好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朱德来到他的病床前，满怀期望地说：“荣恒同志，战场上你都没有倒下，和疾病斗争你也不能倒下啊！”

罗荣桓看着老领导、老战友、老朋友。平静地说道：“这一次恐怕斗不赢了，实在斗不过去，也只好这样了！”

一代元帅罗荣桓

12月15日，罗荣桓的病情更加恶化。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指示医院大力抢救。为了准备输血，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许多青年军官自愿组织起来，守候在医院里。

这天下午，罗荣桓从昏迷中醒来，他看看床前的林月琴和孩子们，拉着林月琴的手说：“我恐怕不行了。等我走了之后，国家分给我住的房子，你们要退出来，搬到普通的房子就可以了，不要搞特殊化。”

罗荣桓又慈祥地一个一个看看自己的孩子们，嘱咐他们说：“我这一生都在走革命的道路，从第一步开始，我就走对了。我没有什么东西能留给你们，我只想留下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随后又昏迷过去。昏迷中，还断断续续地重复着说：“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

1963年12月16日，下午2时37分，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罗荣桓元帅，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会议，听取聂荣臻等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大会准备开始之前，毛泽东主席就提议，会前先为罗荣桓同志默哀。

默哀毕，毛泽东说道：“罗荣恒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他非常有原则性，并且对敌人狠；如果对其他的同志有意见，他不会背后说，只会当面说，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始终如一。一个人想要一辈子执着一件事，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对党是绝对忠诚，对党内的团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会后，毛泽东悲痛逾常，几天几夜不能安寝，遂写成七律一首《吊罗荣桓同志》。

12月22日，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公祭大会。大会宣读的悼词说：“罗荣桓同志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将永远不忘。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勇敢的革命精神，深入群众当中，了解群众的苦处、难处。他艰苦朴素的作风，值得广大的党员同志们学习。”

罗荣恒元帅是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巅峰，他一生为人朴素，是一位心无旁骛，克己奉公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也是一位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对罗元帅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