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印谱：领袖一句话（养猪不是“资本主义尾巴”）

作者档案：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

自打记事起，我家就没断过养猪。

常常是年初父母赶庙会，花几块钱买来一只小猪仔，关进猪圈，靠熬日子喂养。猪食主要是涮锅洗碗的泔水，家里三口人，每顿饭泔水没有多少，需要掺点麦麸之类才行。另一项饲料是猪草，但小猪吃野草特别挑剔，喜欢吃苦子蔓、灰条子、蒲公英等细嫩草，不大好找。到了秋天，我上山沟柿子树上挑摘回一筐筐软柿子，搅拌在猪食里，小猪吃得喷香，算是改善伙食了。

生产队社员家家户户都养猪，主要是为了挣工分。猪踩的粪全部送到集体田里，队里依据猪的体重计算工分。于是乎，生产队劳动增添了一项新活计——每个月给猪称重量。

嗨，这活计我亲自干过。

生产队长领着我们三个壮劳力，使用的劳动工具是一柄长杆秤、一根杠子和两条粗绳子，岀这家，进那家，给猪称重量。一进家门，几个人跳进猪圈，肥猪瞅见这阵势，立马慌了，四处乱窜。我们围追堵截，有经验的社员猛然出手，一把逮住一只猪后腿，将猪掀翻在地，趁此机会，其余人用绳子往猪身上一套，插进杠子，朝上一抬，猪就被吊了起来，嗷嗷直叫。掌秤的队长移动秤砣，一刹那，猪的重量就被约岀来了。

有时候，遇到性子暴烈的大肥猪，几个人折腾来折腾去，还是难以降服它，浑身溅满了猪粪。队长无奈地摇摇头：算球了！瞧瞧上个月的分量，估摸一个数记上。于是，这户社员家当月猪的重量，就比上个月多岀个四五斤。

一开始，给猪称分量还比较认真，逮住猪一一过秤，称的家数多了，一套程序就是抓猪，捆猪，抬猪，称猪，记分量，千篇一律。干得厌烦了，就按照队长说的给猪估算分量。这种估法，往往高岀实际重量，我们省事，养猪户高兴，落个皆大欢喜。至于猪的重量跟产粪之间有没有必然关系，没人去细究。家家都把猪粪送到集体田里，生产队的粮食亩产却总在二百来斤徘徊，社员分的口粮根本不够吃。

为了让猪产粪，大队部做出决定，谁家的猪跑到巷道，逮住后严厉处罚。有一次，我和两个小伙伴去山沟拾柴禾，刨了两个早巳死掉的树根，不料被护青人员发现了。他们无限上纲，提升到“砍伐树木，破坏植树造林”的高度，对我们的处罚是，三天时间满巷道赶猪。确有个别社员为节省饲料，故意把猪放到外面寻食，我们发现猪后就把它撵回家，并向护青人员报告。

印象中，我们家没有喂出几头肥猪。原因是人口少，每顿饭后泔水少。人的口粮都十分紧张，哪有多余的粮食喂猪？村里有个别生产队大牲畜饲养员，倒是每年能岀售一头肥猪。人们背地议论是饲养员偷了集体的饲料，拿回家喂了自家的猪，但却拿不出“证据”，也没人认真追究。万荣县南面的临猗县眉户剧团，排演过一出著名小戏《一颗红心》，进京演出过，其中反映生产队饲养员偷饲料情节，很有生活气息，小戏深受社员欢迎。

我家猪圈旁边长着两棵苹果树，每年能结不少苹果。一年夏天，一颗颗青苹果挂满枝头，我从家门口的池塘挑水，浇灌在果树下的坑里，希望苹果长得大些。没想到，家里喂养的一头黑猪拱开圈门，跑了岀来，大概是天气炎热，跳进苹果树坑凉快，不幸给淹死了。唉，黑猪从小猪仔养到四五十斤，到年底保不准能够出槽，却一瞬间死了，多让人心疼哪！

“文革”后期，“农业学大寨”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报刊宣传“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包括出售农副土特产品。奇怪的是，社员养猪却不在此列，不仅不禁止，还予以鼓励。

据说是中央有过指示。

1959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介绍河北吴桥县王谦寺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大养其猪，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粮食产量一年翻一番，穷队变成富队。十月三十一日一清早，他在专列上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

村里墙上刷了毛主席语录：“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其他家庭副业如赶庙会等，均戴上“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的标签，惟有养猪，只因伟大领袖一句话，成了名正言顺的“社会主义副业”。

若干年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他果断地表示，不要再搞姓资姓社的争论。

领袖号召养猪，社员就积极养猪，不仅能够在生产队挣工分，养一头肥猪卖给国家，实际上也只有卖国家一途，可以得到几十元钱，另外还有粮食补贴以及布票、糖证、肥皂证等票证，有了这些票证，就可以在供销合作社购买想要的物品，这对全家来说是一件天大喜事。

国家收购肥猪的标准，体重最低要求在一百二十斤以上。养猪户担心猪分量不足，也为了多卖几个钱，常常在售猪的当天，增添几斤精饲料，让猪饱餐一顿，肠胃都快撑破了。不过不必担心，出售的猪很快就被送进了屠宰场。

我有一位远房表哥，姓孙，在离我们村十里远的贾村镇收购站负责收猪。这在当时可是个“肥差”，一头捆绑住的肥猪放在磅上过磅，差个几斤达不到收购标准，表哥眼睛一闭就过关了。反正，售出的猪集中在一起，没人一一检验。

村里人得知这层关系，每每上镇里售猪，就约上我父亲。表哥看见我父亲，喊声“舅舅”，心知肚明。假如送来的猪分量差几斤，也给马马虎虎过关了。经过了几次，父亲不好意思了，既害怕坑了国家，又担心给表哥添麻烦。再有人找他，父亲就想方设法推拖。

虽然家家户户养猪，然而人们一年到头却吃不上几片猪肉。试想，农民连粮食也吃不饱，吃猪肉岂不是一种奢求吗？

每年春节，父亲咬咬牙，割上三五斤猪肉，主要用于“走亲戚”那一天待客。家乡的习俗，正月十五前，每家挑选一个日子，招待七大姑八大姨及岀嫁的闺女女婿。待客的饭菜通常是火锅，火锅下面填满了白菜、粉条、土豆、豆腐、丸子等，在最上面苫盖几片切得薄薄的猪肉片，已让客人吃得相当满意了。

农村人办红白喜事，照例要大摆酒席，通常杀一头自家喂养的猪。正席讲究九碗一盘端，四个荦菜，分别是红肘子、白肘子、酥肉和丸子；四个素菜，分别是豆芽、白菜、豆腐、海带。第九碗是用小米和红枣蒸的甜米。经济条件好点的，正席的红白肘子块稍大点，人们夸赞其“席厚”。条件差的肘子块极小，被讥笑为“席薄”。吃席时，遇到红事先开吃红肘子，白事先开吃白肘子，一席坐八位客人，红白肘子每人各吃一块。

我家一邻居大叔，家有年迈的老母。大叔给邻居办事人家帮忙，到了吃席的时候，他掰开一个馍头，把他应该吃的荦菜——一块红肘子，一块白肘子，夹放在馍头里，带回家给母亲吃，而他自己呢，只吃些别的素菜。村民们都夸他是大孝子。说到底，还不是一个穷字闹的。

伟大领袖号召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当时出售给国家的肥猪，据说有的供给了城市居民，有的给苏联还债了，有的岀口亚非拉支援世界革命了。养猪人吃不上猪肉，也是“大锅饭”时期的一件咄咄怪事！

2020年7月8日草于小店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