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文化与童蒙读物的交互影响
对于科举而言，或是对于童蒙读物来说，宋代都是绕不开的繁盛的朝代。宋代科举改革之后，重文轻武，举经义，从思想上巩固和加强了中央皇权的地位。
童蒙读物发展至宋代，不仅在数量上、类型上，还在质量上达到了高峰。
文章认为二者是交互影响的关系，宋代科举制对童蒙读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童蒙读物的编撰、创作及传播上。
其中，传播主要涉及教育，指的是私塾的传播。而童蒙读物对科举制度也有反哺的影响，如顺应、巩固和加强等。
一、宋代科举文化论析
1.科举制度的萌芽及确立
准确的说，科举制度是一种以分科考试来选拔人才的政治制度，科举实行的目的既为选拔人才，治理国家的需要，也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思想，巩固皇权地位的需要。
科举制度的萌芽，是因为寒人力量的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阶层不可跨越的局面。
当寒人力量兴起，要求突破门阀的限制，削弱豪门贵族的权利，分科举人的考试制度便由此萌芽。
隋朝的科举制度建立，开设进士和明经两科。唐承隋制，同时又增设明法、明字、明算等为常贡之科。
2.宋朝科举制度的改革
宋朝的科举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不仅严格了考试制度和规则，还扩大了录取名额和放宽了应试条件。
王安石变法取消了唐以来的诗赋取士，改为单一的儒家经典取士；宋神宗时，改用儒家经义和对策取士，并把儒家经典分为大经和兼经。
到了南宋以后，则以朱熹集注的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法定教科书，所有的考试内容都出自四书，且理解必须遵循朱注。
这直接奠定了儒家经典在科举考场中的重要地位。“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便是宋代科举文化的真实写照。
二、宋代科举文化对童蒙读物创作的影响
1.宋代之前的童蒙读物
童蒙读物自周代就有，一般认为，周宣王时期的太史籀所著的《史籀篇》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启蒙读物。到了魏晋，则有语义更为鲜明的以识字为主的《千字文》。
隋唐五代时期，童蒙读物的识字功能仍占主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形式新、内容也新的蒙学读物，如《兔园册府》《蒙求》等。
宋时的童蒙读物，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历朝中的繁盛阶段。
如果说先秦两汉的童蒙读物是以识字为主，隋唐的童蒙读物体现了由识字向实用性过渡，那么，宋代的童蒙读物则体现出体裁多元、内容广泛的特点。
2.宋朝时期童蒙读物和理学相挂钩
根据俆梓的划分，宋时的童蒙读物均可分为综合类、传授伦理道德类、传播性理和经学知识类、介绍历史题材类、各种专门知识、韵对诗歌类等。
其中，除综合类外，明显受宋朝科举以经义取士影响的是传播性理和经学知识类，以《性理字训》为代表。
宋代的官方思想是理学，它是儒学在宋朝的演变。经程颢、程颐两兄弟发展，由朱熹吸收先贤思想，发扬光大。理学以性理为中心，拥护儒学的三纲五常，要求做到“存天理，灭人欲”。
在宋朝科举改革以经义取士，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官方指定教材之后，童蒙读物便也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宣扬这同一的性理思想。
《性理字训》的作者是程端蒙和程若庸，二人都曾授业于朱熹，《性理字训》是以浅近的语言介绍朱熹理学的通俗读本。
这部书的篇幅不大，共有《造化》《性情》《学力》《善恶》《成德》和《治道》6个门类。
正如它的书名所示，《性理字训》是要训释有关性理这一类概念的含义。句子中的是之谓教、谓学、谓习就是解释教与学与习的概念。
《性理字训》把朱熹四书集注的主要性理知识都做了阐释说明，它聚焦于儒家“修齐治平”的精神传统。
与其说是体现了对儒家精神的弘扬，不如说是对朱熹理学思想的崇尚。它每句4字，每条句数不等，少或2句，多则8句，并不统一。
文字的编排与朗读，主要是为了解释性理，没有根据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来考虑如何编写才能让儿童更乐于接受。
故文字也多无韵，佶屈聱牙。再者由于它专讲性理，于儿童而言过于玄奥。因而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大适合蒙童。
但得益于宋时的科举制度以及理学的传播，这个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自古无此体裁”的奇异的读本，仍然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赞赏。
总之，在国家的选官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统一的情况下，便会出现相配对的书籍和教材，以供当时的读书人考取功名时使用。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科举时代，读书是唯一能够实现阶层跨越的路径，当孩童在接触性理知识、识字读本的童蒙教材时，为考取功名而读书，为高官俸禄而学习就已经潜移默化的内化于心了。
因此，很难说，童蒙教材的编写或创作与当时选拔人才的政治制度无关，与当时的主导思想无关。
三、宋代科举文化对童蒙读物传播的影响
传播主要是指童蒙读物如何在儿童这个群体中广泛的传阅，儿童群体如何接触童蒙读物。在宋代，传播是靠教育来实现的。科举制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选拔经世治国之人才。
从这一目的来讲，科举与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宋代教育经历了几次改革。至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废除了诗赋，以经义取士为主，并亲自编撰《三经新义》，统一教材。
至此，儒家经义又占据了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南宋时期，朱熹认为只有依靠理学的指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问题。
因而他为“四书”、《诗》《易》《仪礼》等经典作了注解，还亲自在书院教授理学知识。
宋代童蒙读物的一大特征就是理学渗透明显且有著名学者参与教材的编撰或创作。宋代的小学教育主要教授识字、诗赋和儒家经典。
如《三字经》，它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南宋末著名学者王应麟。全书篇幅不大，仅1200字左右，但它包含的内容很广。它讲理学的人性论，如首句为“人之切，性本善”。
讲教育的重要性和学习的内容，如主张儿童首先学习孝悌，讲述了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等故事。
接着讲学习书目和文字，也讲学习方法和需要阅读的书籍。《三字经》接受了朱熹先读“四书”，再读其他经典，然后读诸子和史籍的理学教学计划。
作者主张从朱熹的《小学之书》入手：“《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
作为综合类的识字刻本教材，也可以看出理学思想对《三字经》的渗透。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教材。
在小学阶段，一些著名理学家便开始编撰相应的理学读本。较早成书的是南宋初吕本中的《童蒙训》。全书带有很浓的理学色彩，主要记载了作者所见所闻的元祐遗老及师友的格言正论、德谊善行。
还有吕祖谦的《少仪外传》也是差不多同类型的书籍。南宋孝宗时期，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并在书院开始讲授理学思想。他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宣传了教育思想与理念。
不仅关于求学，还关于为人处世，讲究符合道德规范。学规开篇便言：“父子有亲，群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它强调的是伦理纲常，延续了儒学的传统观念。
此外，朱熹还编撰了《童蒙须知》《小学》等。《童蒙须知》主要讲童蒙的礼仪等，分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以及杂细事宜。
朱熹逐条例名，为的是“修身治心，事亲接物，与夫穷理尽性之要，自有圣贤典训，昭然可考，当次第晓达”。
《小学》是以往蒙学教育及其材料的集成。一共六卷，分内外篇。内篇有主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则有嘉言、善行，其下又各有分合。
《内篇》“敬身”部分的第一条是“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以此宣扬理学“持敬”和“存天理、灭人欲”的原则。
朱熹和吕祖谦等是南宋理学的泰斗。他们编写的童蒙教材，目的是为儿童学习理学打下良好的基础。宋时的童蒙读物由于有著名学者参与编撰的加持，其权威性更高，传播力度更大。
但是，理学家们出于宣扬理学思想的目的，注重灌输却也忽视了儿童的接受能力。科举的经义取士也使得理学思想和儒家经典不得不学，相比之下，朗朗上口，字数整齐的识字类读本。
如《三字经》，虽也渗透了一定的理学思想，但却比纯粹的理学读本更易于让儿童接受。
四、总结
古代人才选拔，经过世袭，察举，九品中正再发展到科举，可以说科举制是更为公平的，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成熟与封建国家领导人的智慧。
科举制具体实施的一些细则，至今在我国现代社会的考试制度中仍能够得到体现。
科举制度也同样存在着一些弊端，这些弊端是经历过科举考试的士人深知的。科举与教育最终的归宿是政治，科举制的实施是为了维护皇权的地位，教育是为了教授科举考试的内容。
选拔了优秀的人才可以很好的参与治国理政，为国家的繁盛做出贡献。而多次考试依然落榜的读书人，一旦产生严重的不满情绪，轻则会危害自身，重则会危害社会，演变成对统治者和儒学的不满。
因科举考试落榜就产生不满情绪，这不仅因为科举的重要性，还因为当时社会能选择的出路极少，面对繁重的苛捐杂税，从孩童起便要求努力向学，参加科举，考取功名，上任为官，这几乎是唯一出路。
理学思想渗透明显的宋代童蒙读物，如《性理字训》《三字经》《经学启蒙》等，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道德，让宋代的儿童在刚学习识字念书时，就把科考、功名等深入人心，成为一道无形的内化的禁锢。
这明显的是科举文化对童蒙读物，对儿童思想的影响。反言之，童蒙读物宣扬的性理是与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相一致的，宣传的仁义道德是使儿童内化，实现对这一道德理念的认同，巩固了科举制度，让科举更加牢固的拴在了儿童的心上。
童蒙读物对科举制度的反哺影响，主要就是借由阅读和学习童蒙教材的儿童和由此长大后的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来体现。
一方面是由于官方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强大，让他们只能顺从，另一方面也由于人生可选择的道路极少，让他们不能反抗。
因此，这一反哺影响的产生，就完美地实现了科举制度与童蒙读物之间的坚不可破的闭环。
宋时实行科举制度以选拔人才，以经义取士，这就决定了童蒙读物教材的编写或创作也是关于经义性理、仁义道德的内容。
接触或学习了这一教材的儿童，也即长大后参加科考的读书人，从小耳濡目染，受此熏陶，便从心里认同了这一制度文化，也成为这一制度的参与者或是守护者，坚定不移。
这个闭环在没有外在力量打破的时候，便能够最终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皇权地位的目的。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同时，也害苦了天下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