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时代道德文章缺一不可 但要夺魁中状元（名字就得吉利响亮）

科举时代，状元是士子们梦寐以求的最高奋斗目标。次为榜眼，第三名探花，比起状元来是差了点，但也是令人羡慕。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均御笔亲点，无上荣光。

殿试结束后的隆重传胪典礼，三鼎甲出列跪拜瞻仰天子风采。此后，参加礼部举行的恩荣宴，单列一桌，金榜张贴于长安街，还要勒石刻碑，传之久远，发牌坊银，光宗耀祖，立即兑现。名字独占鳌头，一举成名天下知。

士子们十年寒窗，铁砚磨穿，争的就是这一日之荣宠，为的就是一生的前程。从童蒙到鼎甲在握，几多春秋。清朝的科举选拔制度尤其严格、细密，各项仪式的隆重、庄严，士子们和社会各界的期望、重视都超过前代。然而，中与不中，名次的先后并非全靠士子的学业成绩，运气也占很大的比例，甚至还有一些偶然因素。

科举考试中，能否及第不可捉摸，这里面有师生、血统的关系，还与应试者的姓名息息相关，这也使它变得更加神秘莫测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科举制度已成强弩之末，经袁世凯等人奏请，清廷已同意部分停止科考。

这一年，将补行辛丑（1901）万寿恩科和壬寅（1902）正科会试，合并举行。这一年，也有乡试。次年，就是慈禧的七十大寿，主持乡、会、殿试的官员，都十分留意“吉庆之兆”。

朝廷经过考试，派出各省的主考、副主考。头两批放的是云贵两广，八人的名字是：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达寿、景方昶、钱能训、洛成骧，将此数字连缀起来，就成了“明年吉庆，寿景能成”，真乃大吉大利。

朝廷外派考官如此重视，为了提前制造个祥和喜庆的气氛，竟挖空心思用姓名连缀喜庆句子选拔考官。这八个考官的父辈当年给儿子起名的时候，哪会料到会赶上老佛爷的万寿前一年的乡试考官选拔，因为未雨绸缪呢？这种红运岂是才识学力所能及的呢？

这一年殿试，读卷官们决定要取一个有“寿”的状元，以示预祝，山东人王寿彭就这样做了金殿传胪的第一名，王寿彭等人因名得福，因名而大受其害者也不乏其人。

有一年殿试，有名贡士叫王国钧，这个名字的含义其实是不错的。国钧者，国家的重任也。白居易就有“卒使不仁者，不得重国钧”之句。这年殿试，王国钧名列前茅，慈禧念了王的姓名说：“好难听”。因为这三个字与“亡国君”相谐，实在不吉利。王国钧因此被抑置三甲，蹉跎以终。

咸丰二年（1852），武昌人范民璚殿试卷取在前十名，咸丰帝因其名字读音近于“万民穷”，是不祥之兆，只授以内阁中书。他后来将姓名改为“范鸣鹤”，实在是咸丰帝没有跟踪追击，否则，更改后的名字不也与“万民祸”之音相谐，岂不是也有追究的价值？

清王朝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政权，为了表示自己的江山与历代汉族王朝无涉，恪守祖制、祖宗家法便成为坚定的信条。但是，在科举考试中，因为姓名决定取舍，却多少承继了明朝的流风余韵。

永乐十三年（1415）乙未会试，考官想取顾文秸为会元，因为“秸”字较为生僻，就改取洪英而代之。洪者，合了朱元璋年号，英字则可作“英豪”、“精英”多种褒义解释。永乐二十二年（1424）甲辰殿试时，原拟取孙曰恭维状元，成祖看了以后大摇其头，说“曰恭”二字合起来就是“暴”字，于是降为探花，状元改为郉宽，说“宽”与“暴”相反。永乐皇帝从侄儿手中夺得皇位，大概对“暴”一类字眼十分敏感，而特别喜欢“宽”字。

看来，姓名好坏与科举命运相始终的这一传统早在明代就有，清朝无非就是全盘继承而已。君主专制时代，应考录取者姓名含义、谐音，似乎都关系到朝廷的盛衰兴亡和福祸休咎，把它看得如此严重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