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风：不过是弱小民族的自卑催生的欧化文体
迩来阅诸书卷，想睹东坡豪情，乃复翻阅林语堂《苏东坡传》，欲知人生顺逆。然开卷便为之叹惋，复忆“民国文风”事，为之作文以观。
现在的一些人，动辄把民国的文章拿出来说话，觉着近代实在没有文章比得上民国，看到别人写文章，文白夹杂，则夸赞一两句说是“民国风味”。然而，若是照某翻译家所言，所谓“民国文风”，不过是弱小民族的自卑心理所催生的欧化文体，鲁迅、陈独秀、瞿秋白、蔡元培主张废除汉字，巴金推崇世界语，中国文学的“大半江山”一致向外。竟自卑如此！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专门练习病句修改，老师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句子，其实很多都是病句。为了印证这句话，老师专门找来朱自清的一首诗的开头，让我们看一看：
我和你分手以后，的确有了长进了！大杯的喝酒，整匣的抽烟，这都是从前没有的。
初看并不觉着奇怪，然而细究之下，越看越觉着奇怪：有了长进了？大杯喝酒不可以吗，为什么要硬生生塞一个的？这都是从前没有的，都是从前没有的什么？看着令人奇怪。这还是民国文章里比较正常的，至于一些西化严重的，真的是很艰涩拗口了。
新文化运动，在思想而不在文体
现在一些网友，把民国时期作家的写作风格，当成一种风格，称之“民国文风”，笔者之前写过一篇文章，由于开篇大段文言文，被一位网友指责说“学民国作家的风格学的不到位”，网友如此说，我心里实在说不清什么滋味，一直以来，我若是写了“文白夹杂”的文章，大家便纷纷称赞：有民国文章的味道，全然不管我写的什么。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推翻的是文言文，推翻的是只用一种体裁去表达思想。当时的文化大佬都认识到，古文的表现力，只有一小撮人可以驾驭，大部分创作者，是无法加入“思想狂欢”中去的。如果不能形成全民批判封建的浪潮，一个两个在讲台上讲救民爱国根本没有用：就像我们如今讲垃圾分类问题，如果不能形成全民共识，仅靠一两个人吆喝，是没法解决垃圾问题的。
就像严复翻译《天演论》，在顶级学者中激起学习西方的浪潮，胡适说，老师让孩子作关于《天演论》的作文；鲁迅说，自己小时候看过天演论。就像我们现在也有顶尖学者，但是各种自媒体平台上，阅读最高的还是一些娱乐化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这就是群众基础的力量，民众的眼光决定了社会的根本风潮。
所以去文言化，就是为了让民众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去体裁化，用更多的体裁，就是为了让思想有更简单的表达方式。
可如今的一些人，竟然将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当成一种范本，觉着文章写得像“民国风格”才别有趣味。若真的这么想，“民国风格”就成了一把与“封建”同样的锁，锁紧了我们的思想大门：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不过是固步自封的自娱自乐罢了。
新文化运动，不是语言向口语退化
口语与书面语相比，口语里的虚词实在太多。“的地得”这种词实在太多，故而显得臃肿不堪。笔者曾做过《荷塘月色》的一个统计，全文1363字，含有77个“的”、22个“着”、24个“了”。也难怪余光中先生批评朱自清说“过于忠厚而拘谨”，不利于体现文学的诗意。
林语堂先生曾写过两本传记，《武则天正传》及《苏东坡传》，然而不幸的是，这两本传记，都是英文写的，所以需有一个翻译，来为我们这些不通外文的人转译成汉语，台湾大学教授张振玉在翻译的时候，写了一则序文，摘录一部分如下：
本书虽属翻译，但力避三十年代弱小民族自卑心理下之欧化文体。诸如“当……时候”，“假若……的话”，“散步着”，“有着”，“被成功地实验了”，“房子被建筑好了”，“快速地跳”，“公然地反对”，“那些花朵们”，“诸位青年们”，“各位同学们”，“他（她）们”，“它们”，“红黄蓝白和黑”等句法文词，全避而不用。人说话时，先写某某道，不先写对白，然后再补注某某说。一个人说话，不先说半句，中间腰斩，补入谁说道，下面喘口气再补半句。这种洋说法也完全避免。没有别的，就是不愿向洋人毫无条件一面倒。
现代文的文法句式的确参考了西方，但却非全然来自于西方，譬如张教授举的第一例，在高中课文《口技》中便有相关的表达：“又一大儿醒，絮絮不止。当是时，妇手拍儿声”，另外，文言文中还有更多“当是时，楚兵冠诸侯”、“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这样的表达。
除此之外，张教授所言的毛病，俱是所谓“民国文风”常犯的错误：滥用虚词，滥用被动用法，滥用强调。若实词为文章的骨血，那虚词便是文章的肉，适当的肉倒无不可，丰腴一些也情有可原，但动辄“肉山肉海”，实在叫人承受不住。
“民国文章”的意义，并非在于作为白话文的样板，而是让我们体会时代变迁时仁人志士的求索精神，若是把“开创时期”的作品，当成中国白话文的最高辉煌，这眼界也实在是很有限了。
参考资料：《苏东坡传》林语堂著，张振玉译；严复译《天演论》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就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由台湾大学的张振玉教授翻译，描写了苏东坡的一生，语言风趣温暖，给我们带来苏东坡的豪放豁达，在人生困境中，亦能“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