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56个民族中 国人公认最具语言天赋的民族（每人都会多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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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到怒族居住的各个地方观光，听听他们说话，你会发的。比如，他们请你吃饭时说的“吃饭”。怒苏人说：“蔡卡扎。”阿龙人说：“阿让本开。”阿侬人说：“阿扎艾姆。”若柔人说：“招走。”不仅如此，还有如果你是白族人，跟若柔人用白族话交谈，听那亲切的语调，你会误认为他是白族老乡。
如果你是藏族人，跟阿龙人用藏话对歌，听那丰富的词语，你会误拜对方为藏族歌师。如果你是僳族人，周游怒族各地，用僳话与他们对话，听到他们流利的僳僳话语，简直会使你不知这里是他乡还是故乡。经过这样一番周游之后，你好像从五彩缤纷的语言世界里走出来，不禁使你发出这样的一个感慨：一个小小的民族，他们竟会说那么多种话！
据调查 ，怒族四个支系各有各的支系语言，又分别能说周围白族、族、傈僳族的话，他们是拥有多种语言、兼通多种语言的民族。一个民族会讲多种语言的情况，在我国并非罕见，如裕固族、景颇族、瑶族、门巴族等，他们都能讲两种、三种以至更多语种。但人口不多的都族能讲四种语言，可说是军见，而且其实个别语言使用人数仅有几百人，更是显得特殊。
怒族拥有的四种系语言，分别以支系名称为名，称为怒苏话、间龙语、阿侬语和若柔语。其中阿龙语和独龙语相通，只有方言土语的异，可以称为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方言。除此而外的其它三种，分别是独立语言，也就是说，它们各自具有自己的持珠结构和规律。语言的发展是随着民族发展的，民族发展过程中有氏族、部落之间错综复杂的融合、分化过程，伴随着民族而来的语言，相关的语言之间也着限同一语源的亲疏差别。
语言学家把语言之间的亲疏差别化成不同等級，确立成一个“谱系树”，如同树根、树干、树、树叶一般，划成语系、语族、语支、语言等不同语群和个体语言。怒族的四种语言，目前对它们的研究深浅不一，它们在谱系树上的关系，有的还不十分清晰。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它们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四种语言都属于汉藏语系藏緬语族，它们具有同语族的基本特点。如：音节有声调，单音节词较多，语法主要以词序和虚词表达，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名词一般在前，基本语序为主语一一宾语一一谓语，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等。它们的语支归属，若柔语和怒苏语跟语支语言较近，可划为语支，阿龙语和阿侬语跟语支较远，有类似景颇语的特点，最后归属，有待研究。
四种语官除有同语族的基本特点外，不同处主要有，怒苏语的声母中有敢辅音、复轴音、紧喉轴音，韵母中有鼻化和非鼻化、松喉和紧喉、儿化和非儿化的元音区别。第一人称的词有领属格的语音变化。阿龙语的声母中有复轴音、膠化轴音，韵母中有［p］、［t］、［k］、［m］、［n］、［］等辅音韵尾。动词有人称、数、体、式的变化。
阿侬语的声母无辅音，韵母有［m］、［n］、［］三个辅音韵尾。动词有人称、数、体的变化和自动、使动的曲折变化。若柔语的声母无辅音，韵母有松喉和紧喉，鼻化和非鼻化的区别。名词有词根和类化量词构成的定指规律。
怒族人口本来就少，而使用支系语的人口更少。因为跟相邻民族的交往中，多少不等的怒族人已转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如阿侬支系的人口有6000多人，几乎全部用僳僳语，现在还使用阿侬语的只有四五百人。尽管使用支系语言的人口较少，但几种语言都是我国民族语言宝库的组成都分，同样是怒族的基本特征之一。
民族语言的转用和兼通是历史形成的，是各民族人民群众长期以来互相联系、互相交往的结果。由于怒族各支系跟相邻民族杂居，互为婚嫁、互通有无，联系紧密，反映在语言上为互相兼通和转用。跟怒族相邻的民族有僳僳族、白族、藏族、汉族等，其中僳僳族较为普遍，故转用兼通僳僳语的最多。就整个怒族而言，兼通一种或两种其他民族语的人最多，有的人谌至兼通三种、四种其他民族语，而且兼通的程度有的地方显得特别高。
如使用阿侬语的四五百人，大人小孩都懂僳僳语，本民族语一般只在家里使用，村子里一般使用僳僳语，因此几乎全都是双语人、双语村。这样发展下去，也许过不了几代人，全都将转用僳僳语，那时，阿侬语将成为古代文物一样，在历史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的影子。但是，语言也象物质的东西一样，在互通有无、互相影响的过程中，转用的语言中也吸收进去自己没有的成分。如僳僳语中也有不少阿侬语的词，儿女以排行命名，男的叫阿普、阿邓、阿开、阿育等和女的叫阿娜、阿妮、阿恰、阿都等，就是其中的一例。它们如同“活化石”一般，仍然存在于世间。
怒族各支系语言没有相应的民族文字，世世代代用口头语言传播民族历史、斗争経验、文化知识，进行思想交流、人际交往，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没有文字，只能靠稍纵即逝的口语记录事件，受着时间和空间的局限，离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就查无实据。因此，人们不得不沿用古代“刻木为凭”、“结绳而治”的原始记事方法。
结绳，是在一根绳子上结上疙瘩。如果用于记事，疙有大有小，表示大事小事，如果用于记时，每个疙瘩表示一个时间单位，若表示天，每个疙瘩就算一天。刻木，是在一个木片上刻上齿齿道道和“x”号之类。作为凭据时，大小齿道分别表示大事小事，或表示原告、被告、中入，“×”号表示不得反悔等。刻好之后，分成两片，各有相同的符号，当事双方各持一半，作为对证契约。
除记时记事用刻木结绳之外，还有各种传递信息的方法。如传递严重、紧急的大事时，除木片刻上事情的齿道符号外，再拴上鸡毛、火炭、辣椒等物，表示飞快、火速，不然就象辣子辣一般的结果。又如过去官府派夫，用子弹或弹壳，表示人数，接到后如数来人，这些是非民间用物，表示官派，不去不行，随来人交回。这些记时记事传递信息的信物和符号，只是一种语言的辅助手段，如果离开语言，也只是平常之物或难解的符号。
历史发展到了近代，怒族人民群众还沿袭几千年前的原始记事方法，这不能不说是怒族社会的悲剧。其间，国民党虽然做了一些“开化边民”、“兴办学校”等有益的事情，但效果甚微，广大人民群众还是处在刻木结绳记事的悲剧之中。
如今，怒族文化教育随着社会跨世纪的飞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他们从本民族发展的利益出发，用本民族语的口语作为辅助工具，择用汉语文进行民族教育。从农村到城镇，建立了初小、完小、初中、高中、中专等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子女就近进行培养，每年都有人考上大学深造。
短短几十年间，由于文化教育的发展，造就了一支门类比较齐全的怒族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当中有州、县、乡各级领导干部，有教师、医生、农技人员及文学、音乐、舞蹈等创作和表演人员。同时，农村的文化结构也在不断改变，有文化的新型农民不断增加。由于汉语文教育的发展，语言使用的双语、多语现象又增加了一个兼通汉语的层次，而且，这个层次正在向前发展。在怒族文化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过去那种原始的刻木结绳记事的方法悄悄地消失了，现在，孩子们把它当成奇谈，老人们把它当成有趣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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