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 宝玉多奇语（也多悲语 话中反映出浓厚的悲伤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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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宝玉多奇语，也多悲语，而且这些悲语同时又是奇语。关于死后“化灰”、“化烟”的话，是他另一句有名的话，话中反映出浓厚的悲伤情调。他语言中的悲音哀调，虽是局部的，却也是他性格化语言的重要特点。

第十九回，当袭人因宝玉“放荡弛纵，任性恣情，最不喜务正”而下箴规时，他曾经说过：“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后来，第五十七回，紫鹃以情辞试探他对黛玉的态度时，又说过：“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进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还才好！”

另外，第三十六回，在与袭人谈到人如何才死得有价值时，他一方面批判了封建官僚所谓的“文死谏”“武死战”的沾名钓誉的死法，一方面提出了他自己的生死观：“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虽然谈的是理想的死，但悲观情绪溢于言表。而且，越到后来，表现得越严重。

第七十一回，尤氏笑他不虑后事，他又一次谈到死，“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人事莫定，知道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辈子了”。完全是一种悲观绝望的语调。这些话，想象丰富而诡话，感情悲伤而浓烈，感受敏锐而深刻，是一曲情真意切的悲歌。《红楼梦》中，也没有第二个人说过如此奇怪而悲伤的话。正是这些幻想出奇的个性化语言中，包含着重大的社会意义，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因而又是典型化了的人物语言。

在这悲音哀调的后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既弱小又倔强的抗争着的灵魂，感受到他那既受压抑又不甘屈服的反抗者的心跳。这个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叛逆者，在暂时强大的封建势力下，觉醒了又找不到出路，封建社会疆龈剧臭的泥潭，在他四周沉积凝滞起来，使他简直无法探出头来，透一口气。他的抗争孤立无援，也绝无希望。甚至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抗争的目的是什么，前途在哪里。所以，他不时想到死，不愿再托生为人，也一再说要出家做和尚去。但这种悲观不是厌世主义的寻求解脱，而是入世的对人生的执著，对朦胧而又幻灭的美好理想的追求。

这种悲音哀调，是封建制度下的叛逆者，在前进中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呻吟，是他对黑暗社会的诅咒，是反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悲音哀调不时出现在宝玉的语言中，加强了他鲜明独特的悲剧性格，而他悲剧的性格，又决定了他语言中的悲音衰调，两者互为表里。《红楼梦》中不少人物有类似宝玉的感伤色彩很浓厚的语言，如惜春、迎春，甚至还有探春、宝钗等。然而，惜春语言中的感伤色彩，表现为孤僻冷漠和厌世主义的“彻悟”；迎春语言中的感伤色彩，表现为不合时宜和不能适应勾心斗角环境的懦弱。

她们的语言没有宝玉语言在悲痛中蕴藏着火样的愤怒，对黑暗社会的猛烈押击，没有他那样的反抗精神。至于作为封建社会淑女的宝钗，贵族家庭掌权的女管家王熙风，有浓厚正统思想而又能干的探春，她们语言中虽也有哀愁，但多因家庭纠葛而引起，与宝玉语言中的悲愤不能相提并论。只有黛玉语言中的悲音哀调，可以与宝玉的相比。在黛玉，是曲折迂回、间接含蓄地表现出来，从对自己身世的感慨，对故乡的缅怀思念，对前途命运的悲观绝望中，以极淡的言辞隐约地反映出来，却又如怨如蕃，如泣如诉，让人悲侧不已。

在宝玉，则表现为疯言傻语，想象奇特，直接吐露自己悲哀的思想感情，无所顾忌，而且愤多于悲。在宝玉这个典型性格的塑造中，在人物性格化语言中，寄托了作者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批判和否定，也寄托了作者对美好未来的探索和追求。作者从宝玉的性格逻辑出发，否定封建社会制度，肯定新的东西，那些认识是扎根在宝玉自己生活的土壤里的。作者没有不顾人物性格，把他们当作自己审美理想的简单代言人。像革命导师马克思批评拉萨尔把人物“作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的席勒主义”的现象，在《红楼梦》和宝玉身上是看不到的。

列夫·托尔斯泰在《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一文中批评莎翁的戏剧语言时，拿十九世纪发展成熟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要求十六七世纪的莎士比亚，而且说得有些偏激、绝对化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语言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用语过分考究，不符合成熟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所要求的高度真实。而《红楼梦》人物语言的创造性成就，达到了比它晚了一百多年的西欧发展到成熟时期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度。人物语言不是曹雪芹式的，而是切合人物性格的、具体的、有血有肉的“这一个”人物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