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与蒲风｜“恰是百年风华”征文作品选

本文刊载于《作家文摘》第2430期11版

人民音乐家聂耳

上世纪30年代初，面对军阀混战和日寇入侵，国民党当局仍顽固地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革命者进行文武两方面的围剿。危急关头，以鲁迅、夏衍、丁玲等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聂耳与蒲风都是“左联”盟员，一个是作曲家，一个是诗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走到了一起。

■作诗谱曲相得益彰

1932年9月，蒲风和诗友们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聂耳经常到蒲风读书的中国公学参加诗歌座谈会，他很赞同中国诗歌会所倡导的诗歌大众化和走现实主义道路的主张。当时，蒲风写的诗多是自由体的，有的押韵，有的不押韵，句子长短不一，使有些曲作者难以谱曲。怎样使“诗”与“歌”更好地相结合，让新诗广泛流传，容易上口，聂耳是尽了很大的努力的。

蒲风

1934年，聂耳自编自导了一个新歌剧《杨子江暴风雨》并担任主演，他请蒲风为该剧的歌曲作词，并为了谱好蒲风写的《码头工人歌》《打砖歌》《打桩歌》之歌词的曲子，常常深入到码头、工地去观察和体验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因而写得情感真挚，节奏明快自然，使生活气息浓厚的歌词与他所谱写的音乐旋律相得益彰。这些歌曲在演出时引起轰动，受到广泛赞誉。就是在今天，也仍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足见其艺术生命力经久不衰。

《扬子江暴风雨》剧照

■在日本的密切合作

1935年4月，聂耳经地下党批准，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逃出上海前往东京，见到早于1934年冬抵达东京的蒲风。蒲风非常高兴，立即通知在东京的同志每人出一点钱聚餐欢迎，并对诗友们说，已经同聂耳谈妥，选些好的新诗歌请他继续谱曲。所以，聂耳虽然因避国民党当局的逮捕到了日本，但对新诗歌运动的开展还是有利的。出席这次聚餐会的约四、五十人，经蒲风介绍聂耳和大家会面后，请他谈了关于《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革命歌曲在国内风行的情况，使大家深受鼓舞。从那以后，留日的中国学生经常以聚餐的名义开展诗歌座谈会。

聂耳《大路歌》简谱

在聚餐的时间中，蒲风跟聂耳愉快地交谈，希望诗歌界和音乐界更密切地进行合作，邀他参加诗歌座谈会，聂耳欣然同意。

1935年6月16日，聂耳非常早的出现在座谈会上，这次座谈会的中心是“关于抒情诗”。会上，聂耳还唱了一些民间情歌，并应大家的要求，唱了《码头工人歌》。那时有两个日本朋友，经解释后也听得兴趣盎然。因为有日本朋友在，有些话需要翻译，有一次，“日本通”担任通译的还没有译出，倒是抵日才两个月的聂耳先译出来了。大家十分惊叹和敬佩他的语言天赋。

聂耳在日本，除了每日4小时的上课外，忙于考察日本的风土人情，研究日本的音乐、影响和戏剧，赴音乐会、艺术座谈会，读日文对照的《英文作文》等忙个不停，依他自己所言“每日的时间仍觉不够”，可见他的刻苦上进的精神。

有一次，他和蒲风在诗人雷石榆的陪同下，一起去拜访了日本诗人新井彻、后藤郁子等人，谈话由雷石榆当翻译。聂耳乘兴用大提琴演奏了《义勇军进行曲》，还唱了《码头工人歌》，受到日本朋友的好评。归途中，聂耳建议雷石榆也写些歌词给他谱曲，并提及他准备到苏联去。

聂耳《义勇军进行曲》手稿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一年的7月17日，聂耳竟会在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死。

■思念之情不能平息

当时，蒲风在房州突然听到噩耗不敢全信。中国丧失了一位天才的音乐家，他满怀悲痛地拿起笔来写下了悼诗：

我想起，从今——

我们将空叹诗篇的辜负，

再没有你的曲谱！

大众打湿了眼珠，

他们丧失了一个知心朋友！

音乐界的农田，

难免一时的荒芜！

聂耳的不幸逝世，使蒲风失去了一位文艺挚友、新诗歌运动的合作者，他思念的感情久久不能平息。

聂耳逝世周年时，蒲风在青岛再写了著名的诗篇《我站立在海滩上——悼聂耳》；1937年7月，他在厦门发起成立诗歌会时，恰是聂耳逝世两周年，在诗歌座谈会上蒲风提议全体起立向聂耳默哀悼念，然后大家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直到1939年，他还先后写了四首悼念聂耳的诗篇。可见，他与聂耳的战斗友谊是何等的深沉。

《蒲风诗选》收录了著名的诗篇《我站立在海滩上——悼聂耳》

1942年，蒲风经历皖南事变后，于8月13日病逝于新四军二师驻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作者系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理事，福州市文联原专职副主席，福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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