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功德林发生了一场“闹剧”。当管理人员匆匆赶到之时，只看到两个人扭打在一起，止不住地晃来晃去，一旁观战的人本想劝架，但好像又有什么顾虑，久久未能上前。

原来，这两个打架的人，身份都不简单。

其中一个精干壮实的，叫做董益三，搞过特务工作，还曾做到了国民党少将，在来到功德林后，混得倒也不错，还当上了学习小组的组长；而另一个略显书生气的，来头更大，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黄维，曾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12兵团司令长官，是功德林里最有“范儿”的一位“大腕”。

黄维

同属国民党高级将领，现在都沦为了改造犯，这两个人，可谓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了。按理来说，他们应该互相帮扶才对，怎么就忽然打起来了呢？

一、国民党元老惨遭打耳光，共产党却为他撑腰

但凡是个“腕儿”，总有几分自己的脾气。在整个功德林里，黄维是出了名的“大刺头”。他感念于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恩，即便自己被共产党俘虏了，也坚决不肯低下头来认错，他甚至还对着记者大声喊道：“只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

而董益三，则与黄维相反。在接受改造的日子里，他主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彻底成了共产主义的“粉丝”。组织见他很有觉悟，便让他做个一个小组长。

黄维，就是董益三的组员。因为性格、理念的不同，二人的矛盾就产生了。这一天，两人就一篇《四大家族》产生了不同的观点，董益三大怒，口口声声称黄维是个“反动分子”，还让他写一份检讨出来。

到了下午，黄维坚持不写检讨书，反而在报纸上写了十四个大字：“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见到这话，董益三如何不生气，只见他快步上前便打了黄维两耳光，后者不甘示弱，亦凌厉反击，两人就此扭打了起来。

直到管理人员过来，两人这才停止了纠纷，被旁人劝走。正当董益三以为共产党会为他做主时，却被批评了一顿。当然，黄维的不配合态度，也同样让他遭受了一顿教育。

其实这件事，黄维本就要负主要责任，可共产党却将两人都批评了。而他们这么做，显然在为黄维撑腰。可后者一个战犯，又有什么资格，让共产党这么厚待他呢？

说到这，便不得不提到我党对于国民党战犯的微妙态度了。

二、改造，是对国民党战犯的最佳处理方式

解放战争以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蒋介石无路可走，只好带着残兵败将撤离了内地。于是，便有相当一批国民党将领，成为了阶下之囚，其中不乏黄维、文强、杜聿明这样的著名将领。

面对这批国民党战犯，党内的领导人也犯了难，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有的人觉得该杀，也有人觉得该放，还有人认为：干脆不抓也不放，就这样关着他们。

这些选择，虽各有各的道理，但都有一定的隐患，绝非是最佳的方式。

首先，国民党战犯不能送出去，也不能就这么放掉。能混到将军的，都有几分本事，其中不乏一些抗日名将，只是他们跟错了人，这才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显然，这些人一旦被放出去，必然是一个个的隐患。

想到这，曾有人提议：既然担心他们留在内地作乱，我们干脆给送到蒋介石那里去吧！

对此，周恩来总理当即表示反对，他知道蒋介石的多疑性格，这批战犯就算能回到台湾，也会有一批人被“清理”掉。想到这，周恩来郑重道：送过去等于送他们去死，所以这个方案目前是行不通的。

既然没法送出去，那留在手里又该如何处理呢？有激进的人立马就说道：自古以来都是成王败寇，俘虏杀了也就杀了，有啥可顾虑的！

这话虽有几分道理，却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齐齐皱起了眉头，他们是反对这种不人道行为的。正如周恩来所说：“哪里有一个国家在战争还未结束时就处理战犯的？”

毛主席、周总理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考虑得更长久。

一方面，我们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如果滥杀俘虏，势必会引起国内外的谴责和公愤；而另一方面，这些国民党战犯中，不乏有一些抗日名将，他们也曾保家卫国，获得了老百姓的尊敬，我们也不应该这么对他们。

当然，如果对国民党战犯不作任何处理，也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要接受人民的审判，接受人民的监督，要为自己犯下的过错赎罪。

杀也杀不得，放又放不了，大家伙顿时沉默了下来。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互相看了看，似乎是做出了某个决定。

1956年3月14日，党内召开政协二届常委会第十九次(扩大) 会议，对如何处置国民党战犯做了最后的拍板。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中提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毛泽东、罗瑞卿等人早在之前便提出了“一个不杀”又“不能无条件地一概予以宽赦”的主张。面对国民党战犯中的一部分人，可以对其进行改造，让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将其转变为心向新中国的红色份子。由此，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目的正式成型，并被付诸实践。

经过筛选以后，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被分批送到了功德林。在这里，他们不仅被细心照顾起来，还每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很快，便有人认识到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这么一来，改造过程取得了初步性的进展。

过程中，有一些战犯开始反思自己：“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就是在这种恩情感动下，这颗冻僵已久的心才复活起来的。”

有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也逐渐被我党折服，他惭愧道：

“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东西，但革命真理比人的生命还宝贵。我这个过去长期与人民为敌的战争罪犯，今天能改造成为新人，完全是毛泽东思想对我教育的结果，真是‘顽石点头’，真理服人。”

至于前面说的董益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最早被共产党改造成功的几个人之一。短短几个月，他就成了我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拥趸者之一。

因此，当黄维不思悔改时，董益三便狠狠批评了他，从而为两人下午的打架事件埋下了伏笔。

只是董益三的偏激行为，并没有让共产党拉偏架。说到底，的确是董益三先动起手的。因此，管理人员在处理这件问题时，依然采取了宽大政策，不仅没有包庇董益三，也没有故意苛待黄维。

这无疑体现了共产党的大气和容人之量。以致于“功夫不负有心人”，黄维、杜聿明等“硬骨头”将军，纷纷都转向了共产主义的阵营。

杜聿明

三、黄维、杜聿明的“改头换面”

在打架事件之后，黄维认识到了共产党的包容与公正，这让他走出了自己的小圈子，开始正视起这次改造行为。

要知道，黄维刚进功德林之时，是完全不妥协的。那段时间，黄维因为自己内心的抵触情绪，坚决不参与任何改造活动，还处处和管教人员作对。每次学习的时候，他也经常大放厥词，并对已经悔过的战犯发出各种挖苦、讥讽之语。

对于名声显赫的黄维，管教人员也没法采用过激手段，只能循循善诱，希望黄维自己有一天能明白过来。不曾想到，黄维很快便遭受了“社会的毒打”，在见识到我党的公允之后，他开始尝试接触共产主义思想。

只是，一个人的思想很难一下子就转变过来。为了转移自己的压力，解轻身上的罪恶，黄维竟异想天开想要研究出“永动机”。在这种魔怔的状态下，黄维的身体也承受了不少负担，他身上的结核病开始发作，好几次差点要了他的命。

好在，共产党在了解到黄维的病情后，连忙将他送到医院治疗，还派出了专人守护。在病情稳定下来后，组织上不仅为其特意请来了北京的医学专家，还专门进口了链霉素，这显然比一般的干部待遇还要好。

期间，周恩来多次询问黄维病情，并特别做出指示：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其生命！

黄维经过了四年多的修养，不仅把身体养好了，还扭正了自己的思想。在生命垂危的关头，他不止一次想要放弃，可共产党对他却始终不曾放弃。就这样，黄维彻底被我党的作风所感动，还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出院之后，黄维真心实意地感谢共产党，他还发自内心的说道：“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功德林中的国民党战犯，清一色都是高级将领，其中不乏桀骜不驯的人。除了黄维之外，杜聿明也是一个。

这位将军，名声不比黄维小，他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徐州“剿总”副司令等职，是个名副其实的“大人物”。

蒋介石与杜聿明

就连毛泽东，也曾专门写过一封《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希望他能放下抵抗。

淮海战役后，杜聿明被我党俘虏，陈毅大将曾亲自找他谈话，想要给他做思想工作，但后者始终不发一言，拒绝谈论任何问题。

在山东接受改造的过程中，杜聿明还时常发作，脾气大得众人皆知。1950年11月，杜聿明被转移到了功德林。他心中一片哀愁，自知难逃一命，所以偷偷在棉裤里藏了60多片安眠药，寻找时机准备自绝。

很快，杜聿明的打算就落空了。功德林的管理人员在获悉了其动向之后，苦口婆心对他进行教育，并列举了傅作义将军的例子，希望杜聿明能及时回头。

在管教人员的劝说下，杜聿明动摇了自己的内心。接下来的一件事，彻底让他幡然醒悟。

这一天，杜聿明发起了高烧，情况十分危急。为了挽救他的性命，医护人员守在一旁，随时待命，就连管教处的姚处长，也彻夜照看着他，为他忙前忙后。

醒来的杜聿明十分感激，他拉着姚处长的手热泪盈眶道：“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

之后的杜聿明，果然积极转变了自己的态度，并配合管教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多有感悟。有一次，他看到了来功德林视察的陈赓大将，无不感慨道：“我和陈赓大将是黄埔一期同学，当年我俩是同窗好友，而我和他却走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他走对了，而今他是千古名将，而我却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

可以看出，尽管杜聿明对曾经的老同学无比艳羡，但言语中并没有一丝嫉妒的语气，还充满了自我反省的悔过态度。

这就说明，我党在功德林的改造过程，是有极其突出作用的。连黄维、杜聿明这样的“老顽固”，也被我党的真诚、公正所打动，成了共产主义的坚实拥护者。

四、毛泽东：都放了，每人发100元零用！

国民党战犯的悔悟，让我党颇为欣慰。党内几个领导人在商量许久之后，最终做出决定：分批特赦这些国民党战犯！

1959年9月17日，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发布了首批特赦战犯的命令。如此有魄力的决定，也让海内外的目光聚焦到了新中国，让他们见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气、包容与开明。

当然，这道命令的背后，也少不了党内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正如中央后来作出的批示：“新的形势到来，我们对反革命的处理也要有新的估计，要把杀的减少而使改造的增加。”

为何党中央要在此时此刻释放出一批国民党战犯？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人民民主也实现了专政。

在此期间，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战犯经过管教人员的劝导，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过之心，许多人已经表现出重新做人的打算。

与此同时，曾饱受国民党荼毒的人民群众，也冷静了下来，对待国民党战犯的态度也不再如以往那般愤恨。在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熏陶之后，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也变得大气、包容，在考虑到他们也曾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于是他们也开始重新接受起了这些国民党战犯。

眼光卓绝的毛泽东，其实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政治眼嗅觉敏锐的他立刻意识到，特赦国民党战犯的时机已经到来。

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曾致信给刘少奇：“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

同年9月15日，毛泽东召集了各党派的负责人开会。他在会议中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现在人民群众站起来了，有神气了，不怕他们了。这不仅是他们的问题，还要人民能接受。现在是改好了的就赦，是特赦（局部赦免），不是大赦。”

就这样，在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坚持下，中央开始分批特赦国民党战犯，如杜聿明这样表现好的，不仅给提前释放，还为其安排了不错的后路。

直到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公干时，还不忘提醒其他人：“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连忙找到华国锋，向他了解情况，并和几个同事一起商量最后一批特赦人员的名单。

能被拖到最后一批释放的，不是有重大过错的，就是态度坚决的，或是情况非常复杂的。

华国锋在收集到战犯名单后，一个一个地看下去，并与其他人商量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发现有什么问题，也要及时改正，以免造成错漏。在搞清楚每个战犯的现状后，华国锋主持起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想法。

这么复杂的情况，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为了详细弄清楚战犯的个人情况，参加会议的人往往要彻夜讨论。

没过几天，华国锋便见到会议中少了罗青长，他便向代替后者而来的调查部副部长熊向晖询问了一番，才知罗青长已经生病住院了。得到消息后，华国锋立即安排人手，将罗青长送到了北京医院调养身体。

在经过多次讨论之后，公安部终于拟定出了第七次特殊战犯的名单。但并非是全部释放，包括周养浩在内的13人，华国锋等人认为应该继续关押。

不久之后，周恩来、毛泽东亲自审阅。后者见到报告后，竟做出了长篇批示：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 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有了毛泽东的支持，事情一下子变得简单许多，大家不用再反复召开会议，决定某些战犯的去留。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大家又为毛泽东的魄力感到佩服。

因为剩下的一批人里，不乏有几个民愤大的。毛泽东心胸宽广，还眼光长远，竟然要用这些人的恶名来衬托我党的大气、包容。其中，“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更是符合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想通问题的关键后，华国锋不敢怠慢，仔细核对战犯名单，还专门询问了公安部的施义之：“所有的名单是不是全了？你口袋里还有没有，要倒光啊，不能再留一个。”后者回他说：“口袋光光的，全部列上了。”

就这样，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释放出来，其中便包括已经悔过了的黄维。在接到被特赦的消息后，他激动地热泪盈眶，说道：“听到我被特赦，无限鼓舞，无限感激。我决心继续靠拢人民，重新做人，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解放台湾事业贡献力量。”

毛主席的策略，让他们打心底里感激，悔过。

为了让这些国民党战犯安度晚年，组织上还特意为他们安排了工作。有的人还被提拔为各级政协委员、常委；还有一部分人担任了政协里的文史专员、秘书专员等工作。

为了感激新中国的特赦，他们还积极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并以通信、回忆录的方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与包容。如杜聿明，还曾发挥过自己的国际作用。

1960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还带上了自己的得意学生，已经被成功改造后的杜聿明。

蒙哥马利笑着问他：“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聿明也笑了笑，指着陈毅元帅说道：“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继续问道：“一个也不剩？”杜聿明摆摆手，说道：“就剩我一个。”一旁的周恩来这会也说道：“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

蒙哥马利见到周恩来、杜聿明等人的互动，大为赞赏。短短几句话里，他就感受到了新中国的生机和力量。他还有预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必将受到全世界的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