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与鲁迅笔战 鲁迅逝世20年后（他“负荆请罪”成文坛佳话）

为青年人推荐好书，引起一场长达近2年的笔战

1933年10月，《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感旧》的文章，该文主要讽刺文坛中的复古现象，作者是“丰之余”，讽刺的对象正是时任《现代》杂志主编的施蛰存先生。此文一发，一场将近两年的笔战便展开了。

正是这场笔战，将“丰之余”与施蛰存的关系推向决裂。直至“丰之余”逝世后，施蛰存专门撰文追悼，方才消除了文学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丰之余”是该文作者的笔名，在民族危机的年代里面，文人发声往往不以真名示人，这个时候笔名就起到了巨大作用，有些人的笔名还不止一两个。而《感旧》一文的作者便有很多笔名，他的另一个笔名，直至今日很多人都熟悉，便是“鲁迅”。

那么这场笔战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这便要回到1933年9月，施蛰存先生应邀，为上海《大公报》青年读者推荐书籍，施蛰存当时推荐了《庄子》《文选》，并说明“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当时，新文化运动之风正盛，新文学与旧文学也是几乎到了泾渭分明的地步，人们看问题不免过于偏执。大力推行白话文的鲁迅先生看到之后，觉得施蛰存有点想要复古，于是以“丰之余”为笔名，撰写了《感旧》一文，用以讽刺热衷复古的那个群体。

施蛰存看到这篇文章后，心里面左不是，右也不是，总感觉鲁迅先生是专门针对他，于是也写了一篇《<庄子>与文选》一文回击。一来二去，二人竟笔战了近两年之久。

在这场论战中，鲁迅将古文的推行讥讽为“遗少风气”，而施蛰存自然而然成了“遗少”。

“遗少”原指朝代更换之后，仍然怀旧的青年人，用到此处，寓意不言自明，施蛰存先生自然不高兴。

随着笔战越来越激烈，“遗少”又转变为“恶少”，可见鲁迅先生是有多坚决了。

双方“论战”各计8篇，直持续到1935年六月份，各执观点，互不相让，导致二人关系逐渐疏远。第二年，鲁迅先生就去世了。

鲁迅逝世二十年后，施蛰存“负荆请罪”，成文坛佳话

本来事情到此就该结束了，鲁迅与施蛰存看似相互对立，已成定局，然而二十年后的1956年，施蛰存写了一首诗向鲁迅“负荆请罪”，剧情忽然翻转。

该诗题为《吊鲁迅先生诗》，诗中说“我志在宏文，公意重儒效”，分析笔战的前因后果，总结说两人的革命目标是一样的，只是途径不一样，一时间成了文坛佳话。

这首悼念诗通篇都是古体，诗并序一共386个字，光序言就有185字，占了将近一半篇幅，可见较为慎重。

诗中也提到笔战时鲁迅“青眼忽然白，横眉嗔恶少”，读来颇为感慨。在施蛰存心中，一直尊敬鲁迅先生，只是文人论战，总是要争出个所以然，大家心气都比较高，相互看不到自己的缺陷，看不到对方的初衷而已。

诗人陈兼与先生看过这首诗后，说施蛰存与鲁迅“生虽割席，死而负荆”，是高度看好这首诗的。

“文人相轻”，是人们对文人的误解？

关于施蛰存与鲁迅的笔战，有人说是文人相轻的一种体现，我们接下来谈一谈“文人相轻”这个话题。

文人中历来有“文人相轻”的说法，即是说文人之间经常相互看不起，但其实“相轻”的根本原因，是一种自我心理作用。

一个人若是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别人的观点但凡与自己有区别，便可能是错的，由此产生出一种轻视别人的心理作用。

这种心理容易导致自己心高气傲，给人一种“目空一切”的感觉，但是这种心理并非文人所独有。事实上，文人之外的大多数人，都有“相轻”的心理作用。

打个比方，我有一位朋友在某单位上班，负责档案工作，他最近遇到一件事，因他办公室有档案装订机，某部门员工想过来装订档案，抱着一沓杂乱的档案过来。

我这朋友好心提示，让把订书针取掉，叠整齐一点装订，他一听感觉是在说他没整理好，而他自己认为已经整理得很好了，当即吵了起了。

本来我朋友是担心订书针对档案装订机针头有所损伤，但是没来得及解释，就被对方劈头盖脸责备，这位工作人员当时就是一种“相轻”的心理，他当时的状态就是听不得别人意见的。这样的人并非文人，但是“相轻”的心理特别重，所以并非只有文人“相轻”。

但是“文人”这个身份在以前是很受瞩目的，“文人”与“相轻”合在一起，就更让人印象深刻了。

从施蛰存和鲁迅的的情形来看，二人在笔战的过程中，施蛰存虽然心里有结，但他还是一位就事论事的人。

若是看不起鲁迅，笔战期间就不会在他主编的杂志《现代》上，帮鲁迅发表文章了。鲁迅批判复古，而施蛰存只是推荐《庄子》《文选》等文章，只是希望青年人从中获取营养而已，只是没料到笔战的发展越演越烈罢了。

施蛰存研究唐宋诗词，理论深厚，著有《唐诗百话》 等理论书籍，《唐诗百话》是应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稿邀请专门编写的，是学习唐诗的入门参考书，见解独到，很有价值，给大家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