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东北边疆民族（与汉族的民俗文化交流）
所谓民俗，顾名思义，即为民间习俗，与官方相对应，即“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也就是说，民俗文化主要表现为一个社会中，占据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行为。郑玄曾云：“俗，谓所常行与所恶也”，可知民俗多体现于社会生活的细节行为上。
汉代东北边疆民族的风俗习惯，由于其民族、地区不同，因而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范围性、长期性、延续性等是民俗文化的主要特征。但是通过种种文化现象，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东北边疆民族在民俗方面共有的特质。
从目前所见的资料中，关于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民俗文化的记载一般比较简略，多表现在这些民族的婚姻丧葬、衣着服饰、四时节令、宴飨祭祀乃至社会风气等方面，下试以高句丽族和秽族加以概述
一、高句丽族的民俗文化
高句丽的婚俗比较有特点，由《三国志·魏书·东夷传·高句丽》观之，可知汉代的高句丽人在婚姻方面是比较自由的，男女结合并不需要双方父母的过多参与。在婚姻初始阶段，男方需要在女方家所修建的“婿屋”中生活，至孩子长大后方可携妻还家，这表明在高句丽社会的婚姻关系中，女性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高句丽》又载：“其俗淫”，《后汉书·东夷传·高句骊》载：“其俗淫，皆洁净自憙，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这似乎说明汉代高句丽社会的男女风气比较开放，两性欢好并非可耻之事，男女群聚享乐乃至通宵达旦之事时有发生。但需要指出的是，汉代高句丽人的婚姻“虽然是一夫一妻制，但并非十分的稳定和牢靠。”
汉代高句丽人的葬俗也很有地方特色。他们习惯早早就为自己的丧葬之事作打算，甚至在婚嫁之后就马上开始为自己制作丧服。高句丽人也喜厚葬，比较有民族特色的是墓葬多为积石墓，并在墓地周围栽种松柏。这一风俗很有代表性，目前在辽东半岛西南部、朝鲜半岛地区发现的大量汉代积石墓，应该就是高句丽人这一墓葬风俗的体现。
高句丽人在服饰方面以华丽为美，按《三国志·魏书·东夷传·高句丽》：“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头著帻，如帻而无余，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这表明汉代的高句丽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喜欢比较华美的服饰。
汉代高句丽服饰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区分身份地位。官员贵族阶层的穿戴，很多地方的形制与中原地区非常类似。关于高句丽人服饰特征的更多细节，主要记载于魏晋、隋唐时期的一些文献当中，而比较能够直观反映高句丽人服饰式样的第一手资料，是高句丽墓葬中出现的壁画，但这些壁画墓也多以隋唐时期为主。
这些资料显示出一些隋唐时期高句丽人服饰的基本特征：短襦是男子最为常见的服饰，多为左衽，并常配以裤，贵族阶层还多着袍、袄。女子亦主要着襦、裤，亦多为左衽，另有各式裙子及衫。高句丽人的发式比较多样，主要有披发、顶髻、垂髻、鬟髻、盘髻、双髻、云髻、垂髻等众多样式，其中当以顶髻和双髻发式最为多见。
这些基本是隋唐时期高句丽人的服饰特征，其中有多少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我们很难进行精确的判定。但考虑到汉代高句丽人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深入程度，这些服饰中的一些内容在汉代就应该已经出现了。汉代的高句丽人还非常注重仪容，“其人洁清自喜”，非常重视外表的整洁。
汉代高句丽人的历法，按《三国志·魏书·东夷传·高句丽》：“其国东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坐。”由是可知，汉代高句丽采用的是秦代十月历，即以十月为正月，与汉代中原地区的历法并不相同。其“十月国中大会”可能就是年终岁末时的庆典活动，以神崇拜为其主要特色。
高句丽人同样喜好歌舞，其邑落中的男女经常聚众歌戏曲，纵深夜亦不停息。按《北史·高丽传》：“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吹卢以和曲。每年初，聚戏浿水上，王乘腰舆，列羽仪观之。事毕，王以衣入水，分为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溅掷，喧呼驰逐，再三而止。”此虽为北朝时期高句丽族人盛行歌舞的描述，但由于时代相去不远，汉代的情况应该与此类似。
高句丽人的蹲踞礼亦为富有民族特色的日常礼节，“跪拜申一脚，与夫余异，行步皆走”，其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视自身的行为举止。高句丽族的主要社会经济是农业，因此其日常饮食应该以粟、等农业作物为主。
由于高句丽所居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并不十分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因此汉代高句丽社会的粮食产量应该比较有限，因此“其俗节食”。但与此同时，高句丽又喜欢饮酒，“善藏酿”，本不富裕的粮食储备会被他们用以酿酒，说明高句丽的民风有喜欢享乐的一面。
同时，按《三国志·魏书·东夷传·高句丽》：“其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这表明汉代的高句丽人，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食用海产品。高句丽人还“好修宫室”，从汉代高句丽城址遗迹来看，其宫室的规模普遍不小，并有山上城、平原城的区别，说明高句丽人对宫室的喜爱自有其历史传统。
又按《三国志·魏书·东夷传·高句丽》：“其人性凶急，喜寇钞。”这表明汉代高句丽人的性情普遍比较凶悍急躁，并喜外出劫掠，这显示出高句丽人民族性情中有比较野蛮的部分。
二、秽族的民俗文化
汉代秽族的民俗文化大体与高句丽相近，按《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秽》记载，其“言语法俗大抵与句丽同，衣服有异”，说明秽族与高句丽族的民俗，大概只在如服饰等细节之处有所不同。
汉代的秽族在婚姻上主要的特征是“同姓不婚”，这应该是汉代的秽族尚处于父系氏族社会所造成的，同姓意味着双方有比较紧密的父系血缘关系，因此不能结婚。同时，根据战国时期大安汉书一期文化的发掘情况来看，其婚姻应该已经是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
秽族的葬俗在文献中并无明确的记载，很有可能与高句丽族一样，以厚葬、积石墓为主要特征。汉代秽族的服饰主要表现为“男女衣皆著曲领，男子系银花广数寸以为饰”，其日常服饰最为主要的特色是曲领，并且男子喜着华丽银饰。
另《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秽》记载，汉初时“燕人卫蒲，魋结夷服，复来王之。”其中的“魋结”、“夷服”，是东夷民族传统的发式和服饰。卫满以此等服饰，证明了当时的朝鲜半岛地区仍然流行这种东夷民族服饰，当时的秽人应该并没有抛弃这种传统装扮。
汉代秽族的社会风气颇为温柔敦厚，按《后汉书·东夷传·秽》：“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又《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秽》载：“其耆老旧自谓与句丽同种。其人性愿悫，少嗜欲，有廉耻，不请句丽……少寇盗……杀人者偿死。”
这表明秽族人的性情非常朴实，不喜荒淫贪侈之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亦没有不劳而获、窃取他人钱财的意识，其民风之淳朴可至夜不闭户的程度。秽族的女子以贞信为美，这表明秽族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念趋向于以知礼仪廉耻为美，其俗深有东夷柔谨之风。
从相关的记载来看，秽族应该是汉代的东北边疆民族中，对社会道德建设最为重视的一个民族。汉代秽族人的领地意识比较强，按《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秽》：“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其邑落相侵犯，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这与汉代秽族松散的邑落制度是相适宜的。秽族人以邑落为单位进行日常的生产活动，其领地以山川为部界，邑落之间不得擅自相侵，违反的惩罚是非常严重的。
按《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秽》：“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常用十月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又祭虎以为神。”这段史料表明，汉代的秽族与高句丽一样，使用秦十月历，年终岁末之时亦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
秽族还应该掌握了一定的天文学知识，并可以利用其推测农业生产的前景。同时，与其他东北边疆民族一样，秽族同样十分喜爱歌舞，动辄通宵达旦。汉代的秽族还有一些颇为特殊的民间习俗。
如按《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秽》记载：“多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作新居”，生病或死亡即更换住宅，可能是出于某种迷信思想的影响。同时颇为特殊的是，秽族人“不以珠玉为宝”，这一方面表明秽族社会中珠玉可能并不罕见，另外一方面亦说明秽族人不以财富为美的社会风气。
汉代的秽族人虽然民风淳朴，但并不畏惧武力，按《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秽》记载，他们还生产制造了很有民族特色的武器：“作矛长三丈，或数人共持之，能步战”，这种需要多人共持的大型兵器的出现，表现了汉代秽人的协作精神。
三、总结
民俗的形成往往与地域有关，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孕育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也催生了不同的民俗表现形式。游牧文化、渔猎文化与农业文化在民俗上的表现必然是不一样的。民俗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其存在往往并不是短期的，而是随着某一社会的发展而长期延续，往往并不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在短期内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同时，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往往是作为一种最为显而易见的表现形式而出现的，最能够表现出某种文化的行为特征，是某一地域或民族文化最有传承性的组成部分。也因而于此，民俗习惯往往最能够代表一种文化的民族特色与区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