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问题是社会（人文与哲学等方面最最核心的问题。）

意义问题是社会、人文与哲学等方面最最核心的问题。因为，社会活动中意义得以体现，人文艺术中意义得以呈现，语言和文字中意义得以讨论并承载。

说话的声音，书写的文字，怎么可能成为意义的承载方式呢？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本源性表明它可直贯生活，咋理解语言对意义的构成是德里达文字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德里达借助胡塞尔的文本，巧妙地显示了语言文字是如何具有构意功能的。

由于语言问题并不是胡塞尔思想的主题，因此德里达这种解读遭到了质疑。埃文斯认为德里达的解读是一种歪曲。德里达在解读胡塞尔时的确造成了一个思想的错位，但不能以此就断定这是一种有意的曲解。它们源于胡塞尔文本与文字的“裂缝”，这给了德里达的文字学思想得以寄生的空间或机会。谁也无法保证文字只有一种意思，而毫无歧义地、准确地表达思想。现象学认为声音是这样一种透明的文字，所指与能指绝对接近 ，和私人语言一样，就像没有摩擦力的地面，不可能在上面行走。在没有摩擦力的冰面上，这条件是理想的，正因为如此，也就不能行走了。想要行走就需要摩擦力。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哲学研究》，107节）这就是文字与语言在表达意义的不同可能性。言说借助文字提供的摩擦力，造成的错位在所难免。要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我们的思想，语言游戏先于人们的思想，因此，思想是寄生于语言文字而存在的，意义是间接存在并传递的。

在德里达看来从亚里士多德直到海德格尔的思想中都隐含了话语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字被边缘化和次级化，被排除在语言的之外，排除在思想外。

逻各斯是古希腊词λογοs（logos）音译，原义是“话语”，表示“被说出的道理”，具有一系列的含义，比如理性、真理、尺度等等。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三个方面：世界的真理，对真理的表述，认识真理的能力即理性。德里达据此指出西方哲学史有关真理的所有形而上学规定都与逻各斯相关联，海德格尔存在论也未脱离逻各斯的掌控。话语声音的本质及其特权就在于它与逻各斯的内在关联，声音中心主义也同时表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逻各斯或真理（存在、本质、实体）在声音中的绝对显现。

这一概念属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派生物，而逻各斯中心主义也不过是一种声音中心主义：它主张声音与存在，声音与存在的意义，声音与意义的理想性，绝对贴近。（德里达《论文字学》）

德里达将这种绝对贴近，或逻各斯自身的绝对显现，称为在场（présence）它是西方形而上学对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规定，贯穿传统西方形而上学所有核心概念，包括型相（Eidos）、实体、本质、存在等等，甚至还包括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

这一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特征同样支配符号概念，表现为符号的可感与可知的区分。符号的可知方面就是逻各斯的绝对显现，也即逻各斯的自身在场。因此从符号概念就可以透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基本特征：

使西方传统得以形成并继续存在的确凿的证据是所指的序列决不与能指的序列同时出现，它至多与能指的序列——通过呼吸的时间——保持具有微妙差别的颠倒关系或平行关系。…所指的形式本质乃是在场，它靠近作为声音（phonè）的逻各斯的特权乃是在场的特权。

德里达对胡塞尔声音概念的解读表明声音的特权来自它具有一种“听自身说”结构。这一思路贯穿在《论文字学》之中成为他解读西方传统符号观的基本线索“‘听自身说’系统，通过声音实体…必定支配着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

这样一种声音的特权推广至西方整个形而上学传统的做法有足够依据吗？看德里达如何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索绪尔以及海德格尔的符号观中揭示出声音的特权，如何将该特权与逻各斯中心主义关联起来，文字如何构成解构此形而上学传统。

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的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

德里达对这段话中有关口语与文字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解读。亚里士多德，口语与文字作为语言符号并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上，口语与被表达对象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贴近关系”而文字与被表达对象之间只有一种外在的、派生的联系。在德里达看来，亚里士多德对口语与文字的区别对待的背后隐含着很深的形而上学预设，即所谓的声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或在场的形而上学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