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包含多重维度 人通过否定性语言回到思想自身（以获得智慧）
人从欲望出发，借助于工具的使用和创造，也就是技术的运用，来满足欲望的要求。但不论是欲望和工具，它们都需要智慧指引。我们当然可以说人的欲望不同于动物的欲望，同时人对于工具的运用也不同于动物对于工具的运用。但在这两方面，人和动物都有许多相似的情况。惟有智慧是人的独特本性，而将人与动物完全分离开来。在这样的意义上，智慧才是人的真正的开端。
智慧也可以称为大道、真理、知识等。知识就是知道，亦即知道事物自身。正是如此，智慧是愚蠢的对立面，因为愚蠢是不知道。同时智慧也不同于聪明和计谋。在聪明看来，智慧是愚蠢的，但在智慧看来，聪明是愚蠢的，当然它是一种特别的愚蠢，因为它带着一层面具。这就是说，它看起来是知道，但事实上是不知道。因此，人们对于智慧和聪明的分别一般具体化为大智慧和小聪明的对立。
但智慧不是关于其他的什么知识，而是关于人的基本规定的知识。这个知识告诉人们：人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也就是存在和虚无。但人的规定正好是通过人与自身的区分来实现的。在此不是人与动物的区分，而是人与自身的区分。这是因为人与自身的区分是首要的，与动物的区分是次要的。
卢梭指出，人只有与自身相区分，才能成为公民，亦即自由人。康德也强调，当人被对象所激动时，他要与自身相区分，这样他才是一个理性的人。这里的人自身就是人的给予性和现实性。所谓人与自身相区分就是人与自身的给予性和现实性相区分。惟有如此，人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但这种区分首先不是世界性和历史性的，而是语言性的。于是，智慧成为了真理性的语言或话语。
所谓语言虽然是人的本性并显现为人的言说，但语言绝不是被人所规定，而是反过来，人被语言所规定。这是因为语言不仅是人的言说，而且也是语言自身的道说。于是语言包含了多重维度。首先是欲望的语言，它就是欲望直接或间接的显露。其次是工具的语言，它表达、交流并且算计。最后是智慧的语言，它教导和指引。
智慧的语言与欲望和工具的语言相区分，它在历史上表现为神言、天言和圣言，而不同于人言。由于这种区分，智慧的语言就是语言自身，而不是语言之外的什么事情。在这样的意义上，智慧的语言就是纯粹语言。
作为纯粹语言，智慧的语言主要不在于描写、叙事和抒情，而在于说出道理。当然智慧的语言也会通过描写、叙事和抒情来表达自身的道理。如寓言就是描写、叙事而言说道理的典型，如圣歌就是歌唱了神圣的道理。这样，我们就不能要求智慧的语言要合乎某种历史的真实，并依据这样的真实来判定智慧语言的真伪。智慧语言的真实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道理的真实，也就是关于事物之道的真理。因此，它比历史的真实更为真实。
作为真理的话语，智慧的语言具有否定性的表达式。这是因为在已给予的语言形态中，欲望的语言和工具的语言是原初的和主要的。它们是朦胧的、混沌的、甚至是黑暗的。面对这样的语言形态，智慧的语言首先就是否定，如同光明对于黑暗的否定，而达到对于自身的肯定。
因此，智慧一般就具有光明的喻象，它是太阳、星星、烈火等。凭借自身的光明，智慧的语言展开了它的划界工作。它划清了什么是必然存在的和什么是必然不存在的，其弱形式亦即所谓的存在和虚无，是与非。与此相关，它还区分什么是显现的，什么是遮蔽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伪的。在区分的同时，智慧的语言还进行比较，也就是分辨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而且什么是较好的和什么是最好的。
在这样的基础上，智慧的语言就要作出选择，人们既要放弃黑暗之路，也要告别似是而非的人之路，而要踏上真理之途。这便形成了开端性的决定。一般所谓的存在的勇气，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选择，最后都相关于是否听从智慧的语言的指引。
凭借说出道理，智慧的语言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并命令人们去行走。
因此，智慧的语言在句型上就具有独特的形态。如果根据一般句法的分类的话，那么智慧的语言就一般不属于陈述句和疑问句，而是属于祈使句。它请求、命令、告诫、指引和规劝等。虽然它也会以陈述和疑问的形态出现，但它在这种已言说之中包含了尚未言说的，亦即一种祈使的意义。
因此，智慧的语言始终具有一种否定或者肯定、毁灭和创造的力量。当然智慧语言的力量只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是言说，而不是行动。它看起来是无能，而不是大能。但智慧的语言的言说能够指引行动，于是，它的无能也就是它的大能。
智慧的语言作为否定性的语言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人类学已经表明，人类最早的否定性的语言就是禁忌，也就是关于食物和性的禁忌：不能食用图腾，不能乱伦等。虽然禁忌确定了原初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并维系了他们的关系，但这种否定性语言却是神秘的。它并没有将自身的根据揭示出来，即说明为什么要禁忌。
在后来的各种宗教和文化中，否定性的语言构成了戒律的基本内涵。首先是人不能作什么，然后才是人能作什么。它们如犹太的《旧约全书》的“摩西十戒”中的不可杀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礼仪等。虽然否定性的语言在此不再是禁忌，而是禁令，但它还不是思想本身。
否定性的语言告别了禁忌和禁令的形态，从而回到思想自身，这正是智慧的根本之所在。如果只是就西方中世纪的智慧而言，那么这种特征将变得更加明晰。例如《新约全书》中的否定性语言就是被思考的并召唤思考的，它充分表现于基督的言谈之中（最后的晚餐的谈话），更不用说保罗和约翰的书信了。它们的核心问题是神的真理和人的谎言的区分，并召唤人们放弃谎言，听从真理。但这种听从不是服从，而是理解，亦即思考。
到了现代，否定性的语言主要表现为各种法律。现代性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是法治社会。既不是神权，也不是王权，而是以人权为基础的现代法律制度制定了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并规定了人的现实生活。其中特别是作为各个民族国家的根本法——宪法以及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法律作为游戏规则是人基于现实世界通过思考而约定的，但它却具有超出人之上的权威和力量。因此，法律作为智慧的语言是典型的权力话语。法律规定了人的权利和义务。所谓权利，就是人能够不做什么和能够作什么；所谓义务，就是人必须不作什么和必须作什么，如此等等。正是因为法律主要表现为否定性的语言，所以凡是法律所不反对的，便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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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图片来源网络，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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