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艺新动力——诗人哨兵：为时尚早
楚天都市报记者徐颖 摄影：楚天都市报记者萧颢
“说到哨兵的诗歌及其精神背景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洪湖，就如说到于坚、雷平阳和王单单我们会自然想到云南一样。显然，洪湖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和生态空间，而且是在语言和想象中形成和叠加的文本空间和修辞空间。一定程度上，后者作为个人化的地方志和心灵史显得更为重要。”这是诗人评论家、《诗刊》副主编霍俊明对哨兵的评价。
《十月》文学杂志资深编辑、诗人谷禾曾经形容哨兵：“哨兵是一位至今生活在洪湖岸边的‘隐者’，我用这个词语，意在强调哨兵诗歌在当下诗坛的独特性，他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他置身于江边，观浪，怀人，讲述，幻想，焦虑不安……”评价最后用了一个结语“哨兵是一位值得持续关注的诗人”。谷禾说这话时是2011年，当年《十月》第三期刊登了哨兵的《地铁寻父》《早安！长江》《观浪》《闻洪湖建高速公路》《螃蟹能在天上飞》等七首诗。
也正是在这一年，哨兵从洪湖调入武汉市文联工作，从一个“文学的隐者”变成了一名编辑，寻找诗歌里的自己。迄今为止，他曾获过《人民文学》新浪潮诗歌奖、《十月》年度诗歌奖、第二届《芳草》汉语诗歌双年十佳、《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长江文艺》年度诗歌奖、《文学港》储吉旺诗歌优秀奖、湖北文学奖、屈原文艺奖等奖项；出版有诗集《江湖志》《清水堡》《蓑羽鹤》等；现任《芳草》杂志执行主编。
9月1日，楚天都市报记者来到武汉市文联采访哨兵。哨兵说，拿起笔，在纸上写下心中最真实的念头，纯粹是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他在《地铁寻父》中写道，“没料到在国贸地铁换乘站我会走丢了爹/晚十点，我父亲在人类中等于无/……夜深了。谁碰上白发人说楚方言/在外游荡。谁就得告诉我/我想带回/我的来历”。
哨兵的诗有来历，来历于养育他的洪湖的一方水土，来历于元稹、李白、杜甫、陶渊明、王维和孟浩然们塑造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也来历于改革开放后重新受到外国文学洗礼的新诗传统。他既沉醉于这样的传统，同时，也用汉语与生活碰撞出的美学，打破这样的传统。
童年的课堂就像“小型联合国”，唯有书写才能与伙伴们畅快交流
记者：您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哨兵这个笔名很特别，它有什么由来？
哨兵：于我来说，拿起笔，在纸上写下心中最真实的念头，纯粹是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我出生的洪湖，是一个没有原住民的县级市，1951年合并两湖地区后才建县，随着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围湖造田运动，来自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甚至远至新疆地区的7省18个县的渔民云集于此，各种方言俚语混杂，语言交流就是最大的障碍，正常的诉说和倾听，几近奢望和不可能。即使现在，在一个叫燕子窝的地方，听着那种地道的闽赣方言时，我总有人在故乡却身处异国的荒谬感。从童年时代开始，我的课堂就是小型联合国，在声音和书写间，唯有写，才能让我和伙伴们交流畅快。最初，是写在手心，后来写上纸条，再后来，在笔记本里，我的理解，写就是命名，是存在。或许，我的所谓文学道路，就这样不自觉地开始涂鸦了。
而那个笔名，其实是父亲给我取的本名，打小，家里人就这么叫我。
记者：洪湖对于您的文学生命来讲，是怎样的存在？
哨兵：此时谈文学生命也许早了点，因为我要走的路太长了。
而说到洪湖，多数人的印象也许来自那首红色经典歌曲，不夸张地说，在这个星球，只要有华人的地方，一定有关于洪湖的传唱。这种标签和烙印，从写作发轫初始，就如宿命，粘着我的每一个语词和句子。幸耶？祸耶？我在《天堂诗》《命运》等诗作里，有过如是的自诘和反思。对一个出生在洪湖的诗人来说，再发现、再创造、再命名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我总不能漠视这种写作的难度，怀揣手机电子地图，满世界去写诗吧？正如浅水藏月，亦如门前一泓小溪水、我当五湖四海看，似乎，在洪湖，只剩下向动植物学习这一条路可走，寻找属于我的声音和色调，构建自己的写作体系和自然观了。
记者：武汉对于您的文学之路，又是什么样的意义？
哨兵：武汉是一座国际范十足的大都市，两江三镇会聚着一大批极为优秀的诗人。在武汉生活工作，我一直在努力，并创作有长诗《武汉辞》等作品，向同行们学习。武汉在我的文学之路上，对我个人生存境遇和写作理念的改变，让人终身受益。
传统是伟大的沼泽和陷阱，稍有不慎“我辈注定会被湮灭”
记者：您最喜欢的古代诗人是谁？为什么呢？
哨兵：元稹，我最喜欢。
元稹也许是历代大师级中国诗人里情感最丰富的一位，不说《崔莺莺传》，不说薛涛，不说《遣悲怀》，单说《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等诗章里，与白居易一世的兄弟情，就足以令人艳羡和倾慕了。同时，盛唐之后的诗歌中兴运动，元稹是扛着日常生活这面大旗，走在中唐诗人队伍里最前列的那一个。自元稹始，在书写史诗的同时，中国诗人已自觉地将日常入诗，语言浅近、白描，极具现代艺术的神韵。而我最开始喜欢他，是因《思归乐》里对“故乡”这个诗歌传统的颠覆性命名——我已失乡去，我无失乡情——饱含悖论，却也旷达。如此说来，会翻出海德格尔“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这本陈年老账，但认也好，否也罢，笃信元稹的坦率和明快之余，亦庄亦谐，我也曾如此自问，与元稹远隔千年尘封的海氏，若有幸与汉语里的唐诗相逢，20世纪后，哲学该如何界定诗人的天职呢？而在我有限的阅读里，像元稹这种能从美学外溢的诗人，并不多见。当然，《岳阳楼记》里诞生忧乐思想的范仲淹，也是。
记者：中国唐诗宋词的传统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方面？新诗传统呢？您对传统的继承主要是什么？
哨兵：除了刚才谈到的日常性，传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自然观。中国诗歌的自然观是由陶渊明、王维和孟浩然在短短四个世纪里建立的。但在当下，我面临的自然，早已不是采菊东篱下的自然，不是坐看云起时的自然，不是春眠不觉晓的自然。比如，在洪湖，我遭遇的自然是高速公路破湖而过的自然，是高速汽艇贴湖而飞的自然，是高楼摩天耸立湖面却如远山的自然。但荷花依然，湖水兀自，如何理解并认同高速公路与高速汽艇和高楼，是我面对的难题。但传统从来不是现存的瓦罐和瓷器，拿来就可解饥渴。传统是伟大的沼泽和陷阱，稍有不慎，我辈注定会被湮灭。或许，拿鸟和鱼的眼光打量世界，有可能走出困境，重建汉语诗歌的自然。
实话说，传统就是压力。所以，谈新诗传统，其实在谈新诗面临来自杜甫和翻译的双重压力。杜甫是汉语诗歌集大成者，“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杜甫在《登岳阳楼》里凭一己之力，替中国诗歌已然完成了终极拯救和终极关怀的使命。而翻译是多语境、多文化交织碰撞后带给汉语强大的修复力和再生力。无法想象，新诗如果没有普希金、惠特曼、艾米丽·狄金森、弗罗斯特、庞德、艾略特、佩索阿、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布罗茨基、奥登、阿什贝利、米沃什、希尼、沃伦、毕肖普、沃尔科特、阿米亥、勃莱……包括垮掉一代的金斯堡、斯奈德、包括卡佛、布考斯基、拉金等，带来的新元素和世界文化的压力，新诗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脸孔？
简单说，新诗一直活在杜甫和西方现代诗歌的双重阴影里，这个阴影并非虚构，更不是想象，是真实存在的压力。
好诗应具备挤入经典的品质，这不仅关涉审美更关涉一个诗人的世界观
记者：您成名算早，还是算晚？现在诗人要出名，是不是比过去更难？
哨兵：早或晚，我还真没有感觉。对诗人而言，名指的是作品，作品永远第一，也是唯一。想想陈子昂的砸琴逸闻，没《登幽州台歌》这首扛鼎开山的登高之作，砸烂再多再贵重的胡琴来炒作，陈拾遗也无法把自己砸入初唐四杰的伟大序列。所以，从作品来看，那么多大师和经典在前，现在诗人要出名，比之过去，不知道要难多少倍。
记者：有没有人说，您给人展示的外在个性，与您的诗文给人的感觉，有些反差？生活中有热热闹闹的江湖气，诗中是安静灵动的气质。
哨兵：真的没有人和我谈过这个问题。对一个写诗的人来说，诗与人，存在反差，也是再正常不过了。连诗仙李白也如此，天才加酒鬼加孩子气，加想象力突破人类认知边界的李白，在《寄东鲁二稚子》里，呈现的不是世人认识的李白，而是一位慈父，担忧处处、愁绪万千又怜爱百般。
记者：作为一名诗人和编辑，您选诗的标准是什么？您心目中好诗的标准，好诗人的标准是什么？
哨兵：作为编辑，标准只有一个——选出好诗。
好诗人的标准也只有一个——写出好诗。
但好诗从来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好诗的标准只对自我有效，对他者不一定成立。
好诗的标准只能来自阅读和比较，不来自理论和某种流派与学说。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就是指阅读和比较。所谓，眼里有经典，心中藏大师，阅读只能是对经典的阅读，比较只出自对大师的仰望和瞩目。所以，好诗应具备挤入经典的品质和与大师比肩的力量，这不仅仅关涉审美，更关涉一个诗人的世界观。没有经典和大师这两面照妖镜，诗的好，该从何谈起呢？如此说来，诗的好，只能是与《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和哈罗德·布鲁姆的诗歌选本比较后的好。这是不二法门。
记者：互联网、微信朋友圈，让写诗变成了一种特别日常的活动，参与性强。你觉得互联网时代的诗人，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可以结合您个人经历感受谈谈。
哨兵：日常编辑看稿，我离不开互联网和微信，从工作交往的便捷来看，互联网和微信真是个好东西。但是，真正的诗，是时光与读者漫长的共谋，是水落石出和沙里淘金，当然，诗人还得要点好运气。想想杜甫，想想荷尔德林与海德格尔、艾略特与庞德，在互联网和微信朋友圈变得日常的时代，谈论诗人和写诗，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