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13个博士学位（会9种外国语言的辜鸿铭为何却是文化的守旧派）
辜鸿铭祖籍福建同安，1856年出生于英属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之家，10岁左右即随义父英人布郎到英国留学，先后在英、 德、法留学11年，获得文、理、工、哲等多科文凭，1883年回归中国，入张之洞幕府，为张氏的洋文秘书。从启蒙教育一直到博士，他接受的是一套完全欧洲式的全过程教育。从他的思想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西方人，应该是一个眼界开阔赞成欧化的人物，然而，令人惊奇地，他对向西方学习却大加反对，不仅反对改良派的维新，甚至对洋务运动也多方指责，其论调简直与一个对西方茫然无知的顽固派一模一样。如果我们从以上的中国近代文化背景的叙述中来看，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直至他去世，他都始终不谕地坚持反对欧化的观点，从没有一点改变与妥协，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现象。
辜鸿铭无疑是一个政治上的守旧者，但是对他这样生长在西方，一直接受欧洲教育的人来说，既无旧的政治地位，又无旧的知识学问可守，笼统地说他是守旧者、顽固派。为他定性过于简单，我们要研究他为什么会守旧。辜鸿铭的特殊性就在这里：虽然他的后半生在中国度过，他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是属于西方的，是属于西方理论批评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研究不应当把他局限于中国近代社会，把他放在洋务、改良以及辛亥革命的对立面来作为顽固守旧者的批评，而应该把他放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来观察，把他作为近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守旧主义的一份子对待。
辜鸿铭在英国受启蒙教育和中学毕业后，在德国的莱比锡几所大学读工学和哲学等学科，1877年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又曾在牛津读过一段书，然后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他在西方读书的时候，正是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的盛行期，如纳斯钦、爱默生、纽曼、特莱尔以及其他英国浪漫派诗人的学说正是走红的时候。辜氏在英、德、法学校中，有些是亲承其教.如卡莱尔、阿诺德.有些是私承其学，如纳斯钦、爱默生以及柯勒律治、浪漫诗人华兹华斯。这些浪漫诗人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理论造就了他的思想倾向。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
在人们的印象中，辜鸿铭是一个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衫，入民国后仍然脑后拖着一根长辫的满清遗老，是一个热心拥护男人纳妾、女人缠脚，积极参与复辟的顽固派，“辜鸿铭"三个字在近代仿佛成了守旧与怪诞的代名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怪诞的外表下 隐含着炽热的爱国感情，强烈的批判精神，以及他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的那份真诚。在近代中国这个悲剧的大舞台上，辜鸿铭是以喜剧脸谱出现的悲剧角色。
辜鸿铭所生活的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背景产生了特殊的人物群。摆在近代中国人面前的突出问题,是民族的兴衰存亡问题。在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与洋枪巨舰的武力下，中国应该怎么办?
辜鸿铭在欧洲求学的时代，一方面是欧洲英、德、法经过工业革命、社会现代化空前高度发达的时候，另一方面，也是反现代化思潮最为风靡的时候，正是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在反现代化思潮的哲学家的影响下，辜鸿铭形成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
在工业化以前的社会里，人们与生产过程有着自然的关联性，人是生产的主人，参与生产的全过程。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为了提高效率，分工越来越细密，专业化越来越深进，人们不再是机械的主人，面成为机器的附庸，或者说是受害者。人与自然被 无情地分离开来。工作过程变得越来越单调，工人们不像前现代社会里的人那样个性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而是被剥夺了全面发展的机会。除单调枯燥的工作，其他的能力和个性日益萎缩。
工业革命下的英国
人的改变也导致了社会人际关系以及社会伦理规范的崩溃。在前现代社会里，虽然生产力相对较为低下，但不以生产力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以道德原则为人与人之间关联.建立于人与人道德关系之上的社会规范有其稳定的秩序。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这种等级制度和家长式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人得到解放、 自由，人与人之间获得平等，每个人都有其天赋的人权，这是进步的。但同时，这种进步又是以放弃传统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道德关系为代价的。人与人之间丧失了道德的义务与情感，日益变得单单只靠经济利益面维系，社会的伦理规范也彻底瓦解。
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后，一部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思想家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从林则徐、魏源开始即向西方寻求御侮之道。魏源根据林则徐主持编纂的《四洲志》、《华事夷言》的方法，编纂了在中国和东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史地巨著《海国图志》。辜鸿铭像他师事的英国的浪漫诗人一样，有着一种极为相似的气质，那就是对传统有着近于狂热的赞美。他看待传统，不像启蒙思想家那样以纯理性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来分析，面是凭借 诗人的夸张手法，以全部感情来体验一如浪漫诗人对面方前现代社会的一切自然和社会生活超自然的宗教体验的表达，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的一切也持相同的看法，正像他所说的是“用心灵与情感”的思考。过去的一些传统都保留在现在的生活里，不仅仅保存在流传至今的经典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们日常的生活细节里，如人们的语言、行为、服饰、婚礼、习俗等等，都是传统真正的活生生的体现。当然传统不见得皆是优秀的，有许多是恶习陋俗如纳妾、缠足等，在一般人看来是不道德的或残害人性的，如果不革除就会使人们越来越愚昧，所以改良派与革命派都提出绝对的反对和禁止这种恶习陋俗。但辜鸿铭不这样看，他为了维护整个的传统不被破坏，对传统中的一切哪怕是有害的东西一一予以保留。
辜鸿铭在继南洋所受启蒙教育之后，进入了苏格兰公学继续学习，接受完全西方式的教育。这所贵族学校为他以后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基础，对他人格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西方的绅士教育对于他热爱正义、反对武力有着巨大的影响。例如苏格兰公学的儿童们在游戏时，有一套游戏的规则，要讲究公平、正义、人人平等，不准合伙斗殴，哪怕是学校里最顽劣的差生，在人格上也同别人一样平等，别入不能欺负弱者，几个人联合欺凌弱小，即使战胜了，也遭到别入的白眼。但这在南洋华裔儿童中却没有这种良好的观念，不说儿童，即使南洋的成年华人也往往缺乏这种观念。团结观念淡薄，同是华人劳工，却不能一视同仁。海峡殖民地的华人自恃优越，不甘与其他马来亚华侨为伍。这对辜鸿铭是一次人格上的触动。他在西方看到，这些被中国人视为蛮夷之邦的西方人.其实非常文明，不管到哪个大戏园里，总是很干净、整洁，坐客近万人，也肃然无声。人与人之间很讲究礼仪。这些也与华人的举止嚣张、语言庞杂形成鲜明的对比。郭嵩春当年出使西洋，见各国风俗之整齐，大叹“孔孟欺我也”。辜鸿铭后来也得出结论：“由此观之，中国比西洋各国之有教无教即可概见也。
辜鸿铭所宣讲的爱国精神，通过客观冷静的分析，总结性地提出反抗侵略的两大纲领，就是“以夷攻夷”和”师美之长技以制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他们之所以富强的方法，来抵制他们的侵略。当然，这里的“师夷长技”还只是指学习军事方面的战略战术，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养兵练兵之法，没有也不可能有更深层的内容。 但魏源也同龚自珍、林则徐一样，认识到那个时代存在的巨大危机，认识到封建社会改革内政的必要性，只有改革社会才能増强国家力量。他指出不能单靠武器装备抵抗外敌入侵。从这样的先进观点出发，魏源对当时学术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当时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而又远离社会实际繁琐考据的“汉学”，以及同样远离实际空谈心性的“宋学”都提出批评, 倡导经世致用——以实事求实功，以实功从实事——的学术思想, 注以联系社会实际的态度、方法治学，要人们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所学于社会要有所裨益。他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具有新的原则与指导意义。
到1830年，英国国教（圣公会）的统治地位已大为削弱，但是由于“英国是一个基督教联邦”，都把教堂看作是英国政体的一部分。但是对将圣公会定为国教的异议越来越强烈，不信奉国教的人越来越多，这些所谓的“二等公民”尽管他们的理论不那么深刻精细，但粗鲁的讲道却打破了圣公会各教区沉闷的空气，虽然他们争取到一些承认，但他们仍被排斥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外，由教区牧师主持葬礼和婚礼，并向教会纳 税。在这种情况下，不信奉国教者仍向圣公会争夺势力.争夺对教育的控制权。到了1831年.对国教的攻击达到了顶峰，反国教的人势力很庞大，不信奉国教者、宪章派，功利主义者穆勒。
在只有金钱崇拜而丧失信仰的现代社会里，就是要使人们知道除了个人金钱之外还有人类的正义，除个人的权利之外尚有社会的义务，除了平等自由之外，还有人群的相互关怀，一句话，除了自己之外，知道有他人、有社会。他们弘扬宗教精神，捍卫宗教的传统目的即在于此。他们捍卫的基督教并不是中世纪那种教父哲学，不是天主教所谓“人得救只能通过教会和教皇才能赎罪”的偶像崇拜，而是经过马丁路德改革之后的基督教哲学—“人靠信仰得救”—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把路德和清教领袖诺克斯列为他最崇拜的教士英雄，借以在理性主义的破坏下唤起人们对道德的宗教般虔诚。
马丁·路德
卡莱尔对辜鸿铭影响的另一点，是他晚年对君主专制的赞扬。卡莱尔是一个思想极为复杂矛盾的人，他早年时候倾向于反对封建专制，写了他的代表作《法国革命史》，对法国大革命给予一定程度的歌颂。但是大革命的怒火在法国全而燃起，愤怒的人民把封建暴君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紧接着引起全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且这股革命势力的影响越过法国成为整个欧洲的历史趋向，随之而来的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髙涨，这时他又深感忧虑，尤其是对18481849年来势更大的欧洲革命这个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革命运动，卡莱尔是不能容忍的， 便转向保守和反对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虽然失败，但其意义却推动历史前进一步，民主思想得到进一步推进，作为资本家的对立而的工人无产者登上历史舞台，并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壮大。
卡莱尔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对辜鸿铭思想影响的第三点内容，即国民精神和民族文化主义的确立。国民精神无疑是为了抵消现代社会那种商业人生和功利主义而得 到空前弘扬的。这个观点首次出现在法国思想家赫德的笔下，以后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普遍采用。国籍是人类种属最自然的历史划分形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由于其历史与地理条件不同, 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也就形成了国民的精神与民族文化上的差异。 这正如柏克所说的一个国家绝非区区一处，或个人密时结会的东西，而是在时间、空间及数址上的绵延持续，它不是一时、一群人的选择，乃至无数世代的筛选；由无数特定场合、情况、倾向、 癖性，与人民的道德、私人或社会习惯所造成，所有这些只能在极长时间中得以一一显示了。但是柏克、卡莱尔以及大部分的浪漫诗人对英国文化及其认定是不甚关心的，这是因为他们身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国度，没有民族的自卑感。也不为英国引进外来文化而产生认同危机。重要的是作为现代化策源地的现代化社会结果使他们产生文化忧患危机意识而寻找出路。
马修·阿诺德
卡莱尔的富有浪漫主义的文笔下，中国具有着非常神秘的色彩，令人向往。但对辜鸿铭来说，不仅是由于其师的描述，而是更决定了他的独特的生活环境与感受。辜鸿铭在这11年的历程中游学三国，由于其岀色的语言天赋和接受能力，获得文、理、工等十多个学位，可以说成绩是相当优异的.然而，这些都不能解开他思想的困惑。是的，欧洲的现代化使它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却不能使他看到社会的前途。按理说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的一员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应当学些先进的思想与技术，以图报效祖国。辜鸿铭却不然，和保守主义同时在欧洲兴盛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斯宾诺莎、尼釆的哲学都没有引起辜鸿铭的共鸣。他与中国其他出洋的人如马建忠、严复不同，对中国的现实急务没有感受。同时，也证明了毛姆所说的“哲学是一件性格的事情而不是逻辑的，哲学家的信仰不是依照明显的根据而是依将他自己的气质。”作为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辜鸿铭无疑是那个时代欧洲种族歧视的对象，尽管他的生活条件是相当优裕，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他的性格也是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