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是一位诗人 也是战士（他的诗堪称经典 语文课本里最常见）

我们的语文课本里，不出意外总会有几首他的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爱这土地》是从小就扎根与我们的记忆里的。在诗的王国里，它构建了一个，关于土地，关于家国的故事。

他是诗人，也是战士。

很高兴认识你，艾青先生。

北方的子夜

1937年的一个冬日的寒夜，一位普普通通的教师蒋海澄在雪夜里漫步。

风极不温柔的肆虐着，雪冰封了整个大地。教师似乎感觉有点冷了，在空无一人的北京的街道上，他突然想回去，坐在自己的书桌旁，看着自己那盏微亮的小煤灯和早已凝固的墨水盒。

一阵马蹄声忽地由远及近地传来，是戴着皮帽赶着马车的中国的农夫，这么冷的天，这么泥泞的路，你要去何方？在他看不到的地方，传来了一阵并不属于这里的抽泣，是妇女，那些前几日还幸福的依偎在自己丈夫身边的女人，在冬夜，如今只能小声的抽泣，蜷缩在不属于自己的家里，她们又能去往何方？

教师觉得自己不能再走下去了。他感觉自己必须要有所抒发，并不只是为自己的内心郁结，他想为冬夜，为农夫，为很多很多人。

回去在煤油灯下，在发黄的纸张上，他慢慢地研开了墨，慢慢的写下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是他的爱得深沉，也是他的诗和远方。

对了，教师还有另一个身份，他是诗人艾青。

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1937年12月28日 夜间——选自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南方的鸡鸣

日本全面侵华后，北平沦陷，武汉失守，报纸上每天都是坏消息。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仅仅说的是文学创作的玩笑话罢了。如果非要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才能写出好诗，这诗，不写也罢了。

而在北平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放不下的环境下，艾青也经历了漫长的流离生活。一年间，从北平到武汉再到桂林。随着战争的深化，他的脚步被迫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真正的诗歌，也在他一双双走破了的布鞋子中暗含着。

他在短短一年间，真正意义上和自己脚下大地形成了共鸣。如果说北平的时候，他的诗歌还只是冷静的旁观别人的不幸，如今他自己便也加入了这不幸。他见到了因为战争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人们，也见到了日本侵略者让自己脚下的山河流尽了每一份中国人的血现实。

如果说之前他更像白居易，看着“五月人倍忙”感慨一句自己不事农桑，然后继续做自己的官，过自己的生活，如今诗圣的气质，已经走进了他的心里。杜甫在安史之乱之中的那种痛苦，他都尝了个遍。苦难出诗人，他承受住了自己的苦难。也就成为了了不起的诗人。诗人敏感的心灵只是天赋之一，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要有对苦难的敏锐和沉淀苦难的能力。

在风意晴和的桂林，他的眼里总是忘不掉自己在北国的雪夜里的那种刺骨的冷和那些遥远的哭声，于是他写下了至今口口相传的两句诗：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1938年11月17日----选自艾青《我爱这土地》

这首新诗几乎能排进新诗前十，甚至前五，最后两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直抒胸臆，感人肺腑，艾青用他的天赋成功的证明了好诗有时也可以不借用比兴手法而直抒其情。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两行之所以成功，正因为有前面的铺垫，要不是前八行盘马弯弓，蓄势已满，后两行不可能一举中的。艾青用自己的诗，用自己的诗性诠释了民族性----虽然我们节节败退，虽然我们只是一只只悲愤的鸟儿，但是仍然要面对着狂风暴雨去讴歌我们的祖国，去赞美我们的土地。

诗人的黎明

无论是《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是《我爱这土地》，我们不妨想一下，是不是都特别适合一个身着长衫的年轻人，用浑厚的男声深情地朗诵?

我们在上面说了艾青的民族性和他对家国的那种无可消磨的情怀。但是作为一个诗人，我们应该在最后再次返回他诗人的本质。

如果让我选一个意象去描绘艾青的诗，我会选择“黎明”。喷薄欲出的昭阳，欲出未出，给那些劳作的人以希望。

艾青的视角和当时很多诗人都不一样，他不是咆哮的，他的着力处更低，宁愿一个人在孤独的夜里浅唱低吟。他悲悯，他同情，把目光对准了受尽磨难的劳苦大众。在那个年代是个风风火火，炽焰漫天的时代，很少人去关注农人、乞丐，更别说专门写成诗。

可是被误读注定是诗人的命运之一，在那个很特殊的年代，艾青那些悲悯的诗只能被官方解读成“激发人们对旧中国广大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对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强烈仇恨”，这些自然也不能说不对，可是我们不妨再想想，还有什么吗？

"一天那个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对我说：北方是悲哀的。"1938年2月——选自艾青《北方》

“北方是悲哀的”这句太纯粹了，纯粹到这句诗一出来，好像什么类似于阶级斗争和家国感情都很难扯进去。如果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可能就是“诗的”。艾青是个很物哀，很悲悯这么一个人，他的感情色调是偏冷偏灰的，但是却有一颗火热的良心上，希望永远不失去他的赤子之心，无论是对诗，还是对我们的祖国。

他的矛盾在于，他深情的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土地，但是不可能写出很斗争，很政治的东西，这不符合他对诗美学初衷。所以艾青一直在抒情、理性批评与思辨、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间，作出适当的调和。他诗歌那些被余光中批评过的，所谓语言西而不化，句法不通，堆砌形容词的毛病，在他晚年的诗作中体现的特别明显，我想大概是在当时那个话语环境下，为了弥补其不够革命的调性而做的不得已的补救工作。

而我所说的黎明，在对艾青风格上的一个解读之外，更是对中国新诗的一个整体把握。

在中国新诗轰轰烈烈走过的这一百年里，从胡适到郭沫若的定鼎之功，再至新时期的食指、北岛的凝练语言。新诗从启蒙到彷徨到辉煌再到复兴，而在漫长的新诗发展过程中，艾青可以说是，黎明的代表。摆脱了新诗初期的那种大白话式的诗，在语言上有了极大的突破，却在其中暗含着中国古代优秀诗歌节奏韵律，在这个文字隐隐然骚动起来的诗歌原地，艾青无疑是那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黎明的通知，是诗的信号。

文/扒拉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