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柯《作者是什么》来探讨作者这一话语体系之树上的枝杈
作者是什么？
作者是什么？这可能是一个大家都习以为常并不会多想的问题，不就是是创作作品的人吗？
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比较直观的认识，我们在集体无意识的裹挟下，
往往会忽视这些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但如果深入研究，
会发现作者这个形象的出现也不过是在距今两三百年的近代。
也就是说“作者”其实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么在作者背后隐藏着的深意是什么样的呢？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的探讨一下。
作者对于一部作品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习惯于作者这一角色的存在，以至于会认为它是从古至今便存在的。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下面不妨举个例子。
当我们读完一本书时，书中主要的人物形象我们不一定能记住，
但作者往往都记得很清楚，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名的作家。
比如我们都知道《挪威的森林》的作者是村上春树，
却不一定会记住书中主人公的名字叫渡边。
由此类现象表现出的对于作者的重视便形成了作品中心论，
认为研究一部文学作品只需要研究作者创作的过程就可以透视整部作品的价值。
这当然是不可取的，诚然，作者作为作品的创作者，
一定会对这部作品有更高的认识，
但归根结底让你有所触动的还是以小说为代表的文本。
从作品中心论到文本中心论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逐渐形成了一种符号，
不再是简单的作为一部作品的创作者来被大众看待。
《神曲》的作者但丁曾经这样说过：“我是秉承神的意志来书写的”。
也就是说当他在书写的时候，其实是存在着一种仿佛如有神助的状态，
在创作中他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自己，摆脱了世俗化的自身。
写《围城》的钱钟书在拒绝求见的读者时也有过类似的言论，他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二者的言论其实都不过是想告诉大家，
不必太过关心作者创作的细枝末节，把注意力放到文本身上就可以。
就像在古时候，一部作品的创作者究竟是谁是并不被看重的，
甚至在有些时候还要尽量避免留下自己的名字。
比如代表着我国现实主义文学源头的《诗经》，它的作者便是无从可考的。
又比如历来饱受争议的《金瓶梅》，其作者就是一个代号或者说笔名——兰陵笑笑生，
究竟这个笑笑生是何许人也，我们现在也没有搞清。
我们总是喜欢追问一部作品的创作者是谁，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切记不能矫枉过正。
中国古代文论有知人论世的说法，
从作者的成长经历来分析其创作这个作品的内因和外因等等一系列因素，
但有时会让我们觉得好像如果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就没办法去分析这个作品一样。
当然并不是说作者之于一部作品是不重要的，
而是我们忽视了一部作品之所以被大家记住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的作者姓甚名谁，
而是这部作品本身的价值，这也正是作品中心论最大的问题。
作者的由来
至于作者的由来，则与版权意识的兴起有关。
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一个人创作一部作品需要有一个证明作品归属的东西。
很自然的创作者的名字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也就是署名，然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作者就成了一个公认的形象。
它的形成当然有其背后的动因，那么以后作者的功能又是怎样的呢？
福柯认为，随着社会的变化，在变化进程中的某一特定时刻，作者功能将会消失，在这一情形下小说和他的多义文本将依据另一种模式进行运作，但这一运作仍要在一个制约系统之下进行——这一制约系统将不再是作者，而是另外一种需要被确定或经验的东西。
作者对于一部作品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学过历史唯物主义，那就是对于“英雄造时势”等言论的批评，
正确的应该是“时势造英雄”。
而这个时势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民群众。
比如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他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但是如果没有它的出现也会有下一个毛泽东的出现。
当然其个人杰出的能力与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也是没有达到决定历史演进的地步的。
同样的，对于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说，
也是如此，作者只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而已。
表面上看，人民群众貌似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出现没有起到实质性的帮助，但实则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作者作为一个在社会上生存的人，就难免受到这个社会的制约。
它的所有创作都与现实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作为科幻小说，
也是在当时社会条件影响下经过作者艺术化的加工形成的，
所以我们说创作者永远不可能脱离现实社会去创作的。
作者创作的独到之处
既然作者是根据现实社会去创作的，那么他的作品又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差别呢？
作者并不是简单的对现实社会的再现，而是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对现实生活进行高度整合。
也就是我们所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他们往往在自己的文本中构筑了一套话语体系，以他们头脑中的思维方式对生活进行个人性化的解读。
作者把我们生活中的感受积攒起来，形成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内容，重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引起读者的共鸣，吸引读者进一步阅读，从而让一部作品真正获得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