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审阅新闻稿（对第一句话不满：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
毛主席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是《长征组歌》之中的第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讲的是毛主席用兵如神的典故。
要说起来，毛主席早年曾经有过当兵的经历，却并没有在军事院校进行学习过，可这也并不妨碍毛主席他指挥作战，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逐渐的发展壮大，长征时顺利的摆脱了追兵，走到了陕北，并开创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大家似乎都注意到了毛主席在军事上的成就，却忽略了毛主席本身是师范毕业的，写得一手的好文章。
毛主席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时候，也是凭借文章展现出来的才华，打动了学校的老师，校长张干看了毛主席的文章后，不由得击节赞叹：“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
青年毛泽东
可惜的是，毛主席早年所写的文章，大多数都淹没于历史长河。只有考一师之前，在湖南省立一中时，在一班第一学期所写的一篇作文流传下来，该篇文章为《商鞅徙木立信论》，先收藏于中央档案馆。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博得了一中国文教师柳潜的青睐，柳潜本身是前清秀才，对文章的要求十分严格，却对毛主席这篇文章大加赞扬，并赞誉毛主席：“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
毫无疑问的是，柳潜对毛主席早年的评价，也确实是恰如其分，而老师的教导对于毛主席文章风格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毛主席的文章，语言简练，文字风格自成一家，虽然风格上呈现多种多样的变化，但每篇文章都讲究富含深刻的哲理。有时为了说明，还会旁征博引，毛主席所看的书籍之多，也让人难以望其项背，另外毛主席写文章之前，也会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才会下结论。
这些写文章的习惯，后来也成为毛主席对其他人的要求，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毛主席都要求要亲自动手写文章，反对由其他人代笔。毛主席认为认为：写文章，可以“锻炼头脑的细致准确性”。“客观事物 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全面地认识它， 写成文章是不容易的事情。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写出来经过大家讨论一下，搞成比较谨慎的作风，把问题把思想写成定型的语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确性。”
1927年3月，毛主席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为了写成这篇报告，从1927年1月开始，毛主席就深入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对当地的农民运动进行实地考察。每到一个地方，就召集当地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的同志，仔细听取他们的报告，获得了不少的材料。
其实自青年时代，毛主席就投入到了对社会的思考当中，并在幼年时就立下了救亡图存的思想。毛主席的家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为了谋求对社会的探索，早年曾在新军中当过兵，后来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当过学生、教员，后来又到了北京在图书馆当管理员，总的来看毛主席对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一定的接触和认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0年，毛主席在给周世钊的一封回信中，曾提到这一点：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施的调查，及研究。”
早年早寻求中国革命力量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最初只推崇苏联经验，将工人阶级当做革命运动的主体，而忽略农民的存在。1925年2月，毛主席回韶山养病，并利用这一机会对韶山当地社会进行调查，了解了韶山农民生产生活的种种情况。并于1926年5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拟定了租率、地主、生产等等36个有关农民的调查项目，要求讲习所的学员按照表格条目进行逐一调查，并总结问题，并于9月1日结合形成《农民问题丛刊》。
毛主席亲自为丛刊提写序言时提到：“研究农民问题的材料匮乏，希望不久的将来，“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
也正因为有如此严谨的态度，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推出以后，立刻受到了广泛的传阅，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论及《报告》时说：“毛泽东是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威性。”
也正是因为有着最深入的调查，毛主席在写文章时才能有理有据，也基于这个认识，毛主席后来在中央苏区时，又写下了长达7万言的《寻乌调查》。
《寻乌调查》是1930年5月，毛主席在调查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寻乌调查共分为5个章节，其中前三章重点阐述了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运输和商业状况，后两章是土地关系和土地革命情况。调查也为弄清中国农村和小城市经济状况提供了依据。
毛主席后来也回忆称，对这次调查的印象十分深刻，当时对许多问题，没有“全般了解”，“是完全的门外汉”，所以“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在那样艰苦的岁月，下这样大的力气去调查研究，是很难得的，但事实证明是极有价值的，没有当时这番苦功夫，哪有后来的胜利和辉煌？
也正因为经过了细致的调查，所以才能有深刻的体会，并且把握住问题的本质，为写文章提供理论依据。毛主席后来也在很多场合强调：“写大文章不是大笔一挥，滔滔不绝，要根据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要有材料有分析，过细研究才行。”
寻乌调查
毛主席认认真真，废寝忘食，这种写作的风格，也深深感动了身边的很多人。
抗战爆发以后，由于中日双方在实力上具有很明显的差距，几次大规模的会战，中方均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逐渐的在对日作战上，形成了两种论调，即亡国论和速胜论。
1938年5月，毛主席在陕北的窑洞中写成了《论持久战》，这篇长达5万字的文章，深入的揭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法宝。事实上写成论持久战一文，毛主席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是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早在1936年夏，毛主席在会见斯诺时，就曾提到了中日之间必有一战的论点，而且将会是持久战争，并向斯诺提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
但当时中日之间尚未开展，持久战的方针也只是一个简单的论点，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抗战爆发后一年的时间里面，通过对各大战场情况以及国民情绪来考量，毛主席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对持久战认识的思想体系，为后来创作论持久战奠定了基础。
1938年毛主席写《论持久战》
曾在毛主席身边担任警卫员的翟作民就曾回忆毛主席创作《论持久战》时的场景，为了写出这篇鸿篇巨著，毛主席几乎是连续九天九夜没有好好休息，这种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论著，一旦思路被打断，是很难再重新整理起来的，即便是累了，毛主席也只是叫警卫员打一盆水来，用凉水洗洗脸刺激一下，然后接着再写。
一直到第九天，《论持久战》的初稿才完成，一经出版发行后，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赞叹：幸亏有他毛泽东。
《论持久战》初稿完成以后，也并非立刻就拿去出版。
毛主席稍稍休息了两三天以后，就又拿起初稿来进行反复的修改，又补充了很多的内容。
文章写完以后，并不是就万事大吉，还要进行反复的修改，1963年，毛主席在会见外宾时就曾谈到了这一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达不好，要经过修改。”
毛主席主张：“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
《论持久战》
毛主席的很多诗词，也都是这样经过逐字逐句地推敲进行修改以后才发表的，虽然这些诗词大多数都是应景之作，可如果要拿来送人的话，毛主席通常都会进行字句之间的斟酌。
很少有人知道，为了《七律.长征》中一句话的一个字，毛主席也曾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
1952年，一个大学老师读了《长征》以后，给毛主席写信，信中提到了“五岭逶迤腾细浪”、“金沙水拍云崖暖”两句。
当时“金沙水拍云崖暖”这一句中，原句为“金沙浪拍云崖暖”，这位大学老师认为，这句之中的“浪”字，与五岭逶迤腾细浪的“浪”字有些重复，不宜用两次，毛主席接到信后，欣然接受了意见，并将原作改为了“金沙水拍云崖暖”。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下《到韶山》一词，交给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点评，梅白认为“别梦依稀哭逝川”这一句应改“哭”为“咒”更好。这样似诗意更积极深刻，感情也更鲜明强烈些；最后一句“要使人民百万年”有口号之嫌，不妥”
毛主席接受了意见，并将原作中“要使人民百万年”改为“遍地英雄下夕烟”。也因为这个缘故，毛主席亲切的称梅白为“半字之诗”。
1948年4月30日，时值五一劳动节前夕，不过这一年中国的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到了垮台的边缘，毛主席认为，是时候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建立新中国的各项事宜。
为了宣传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中共发表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当时五一劳动节口号送到毛主席桌案上的时候，毛主席盯着口号之中的第5条、第23、24条陷入沉思。
口号中第5条原为“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1948年人民日报上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毛主席认为这里只强调工人阶级的做法不妥，不符合中国共产党团结各个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说法，于是改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口号中第23条原句中有“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看到后坚持划掉了这一句，并将原口号中第24条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与第23条合并。
这样一来，口号比原来少了一条。
这一改动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也体现了毛主席博大的胸怀。
熊向晖曾提到，有一次毛主席修改他送上去的新闻稿的事儿。
1960年5月8日-10日，毛主席在郑州三次会见外国友人，对于这次接见，很多外国友人都认为，或许只是礼节性的，但到了那一天才发现，毛主席不仅亲自到门口迎送，而且还亲切的与他们握手谈话。
由于每次接见以后，毛主席都要发表消息，将这次他与外国友人的要点总结成新闻稿进行发表，这一任务就交给了熊向晖。
毛主席与周恩来
熊向晖写好后，做了简单的修改，交给了刘宁一、杨尚昆后，再做一定程度的修改，送给毛主席进行审阅。
毛主席看了新闻稿以后，着重改了三处，其中两处都是小的细节修改，熊向晖也表示了赞同和理解，却唯独对第一处的修改有些意见。
毛主席将新闻稿交给熊向晖，并询问他有什么意见的时候，熊向晖照实回答：“后面两处，主席改得非常好。”
“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只是表达了可能性，主席加上一定会，就表达了必然性。” “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太庸俗，主席把称赞改为了友谊，含义和格调就完全不同，既亲切，又得体。” “只是主席对第一处的修改，我不理解。”
熊向晖夫妇
毛主席回过头问：“有什么不理解的？”
熊向晖答道：“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句话是拉丁美洲朋友的原话，也完全符合事实，我不理解为什么主席那样修改。”
熊向晖所指的是，毛主席在修改原稿中，“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毛主席圈掉了“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加上了“在自己的工作中”几个字，并把“伟大”两个字圈掉了。
这样一来原句就改为了“他们热情地称赞了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
毛主席耐心地解释道：“人家那样讲，我们不能那样写，我们搞了这些年的建设，不能说没有成就，说伟大成就不符合事实，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改变，为什么伟大呀？”
熊向晖说道：“成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这符合事实吧。”
“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毛主席接着解释：“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
“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的精髓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 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你不赞成？”
熊向晖反驳道：“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的领导人的作用。”
毛主席批评道：“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而是人民的一部分。”
“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领导人和人民也不能等量齐观，今天我想拉丁美洲朋友讲了，你在稿子上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应当突出决定的因素，不应当突出非决定的因素，就是说，应当突出人民，绝不要突出个人。”
后来毛主席又让大家将稿子从头到尾读了一次，又订正了一部分小的细节处，可以说是做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这篇新闻稿被刊载于1960年5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
毛主席对写文章的态度可见一斑，实际上与其说是写文章的态度，倒不如说是对待任何一件事认真负责的态度，在毛主席的心目中，始终记挂着人民，这一份纯粹的思想情感，至今在我们看来，也依旧让人感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