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地道道的京味儿作家王朔和老舍 同样是写北京（却没有共同语言）

以写北京著称的老作家林斤澜，在一篇题为《北京语言不共同》的短文中写道：

老舍写北京，王朔也写北京，老舍写北京市井市民，王朔也写北京市井市民。老舍笔下全没有王朔小说中的人物，王朔笔下也和老舍的人物不沾边。两个人写的字，都是出色的北京语言。老舍把北京语言写到家了，王朔的北京语言也独创一格，两个人的锤字炼句，又仿佛南辕北辙，其实都是“北京人、北京事、北京话”——北京味儿的一种解释。偏偏二位没有“共同语言”，这两位都是地道的京味儿作家，需要却很不相同。

林斤澜把老舍与王朔放在一起作对比，看出了不同时期北京语言的变化，实际上是人物和事物发生了变化。文学就是人学，人物变了，语言当然要变。老舍笔下的人生是挣扎、奋斗的人生，而王朔作品的内容却很少写正常的人生奋斗，不是写贫嘴聒舌的嘻笑打闹，就是写男女挑逗、打情骂俏。在这方面可以说，他开拓了新时期文学的一些新内容，至少是新中国文学中前所未有的内容，为一代颓废青年画了像。它真实地反映了这些青年的生活和内心，反映了当代生活的这些方面，丰富了人物画廊，拓宽了文学天地。

王朔的语言，据他自己讲就算作“新京味儿”吧。他说：“我的小说靠两路活儿，一路是侃，一路是玩。我写时不是手对着心，而是手对着纸，进入写作状态后词儿噌噌地往上冒。小说的语言漂亮，本身就是极大的魅力。写小说最吸引我的就是变幻语言，把词、句子打散，重新组合，就呈现出另外的意思。我作品中的语言主要从口语中借鉴，各行各路的流行语都有。写小说要说人话，好让后人知道这会儿的人是怎么说话的。”

王朔在介绍自己创作所谓新京味时，是这样说的：

我借助最多的是城市流行语。老北京的方言我并不太懂。这些流行语来源很多，有语录中的，重大事件中的，还有新典故等等。我从来没生活在方言区中，我接触的生活语言，还是谈论时事政治这类的。即使如此，仍然不能照搬进作品，直接用口语，读者会看不清楚。后来我变成有意识地运用城市流行语的规律，根据这些规律和故事发展的气氛编一些貌似口语化的东西。有些事大家说得比较多，比如走穴、有二、三个词汇，但有些事没有那么多词汇形容，这就要运用城市流行语的规律，去编。我在这方面还不是特别到家，比较糙，出的快就只能往里码。有些话必须这么说，你正着说就没意思。

王朔在谈新京味时还说，我在这方面受过两个人的启发，一个人是逮谁拿谁开涮，你刚一开口，他就啐你一道。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我虽然不怎么样，但你也没什么。你要真跟我急，我再啐自己一顿。反正我敢糟践自己个人，你不敢。弄得你没辙没辙的。另一个人就是常说好话儿，说两句好话儿费我什么事儿呀？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办正事时我一点儿都不傻，但我先拿大话填和住了你，你没个不晕的。给你架得高高儿的。给你架起来，有些事你就干不得啦，他该干什么照干不误。这都是北京人的生活形态，都属于自己开道的。这两种人没有什么别的可依赖，只能依赖自己。他们没有金钱做后盾，有钱人可以无所顾忌地生活，他没有势力可依赖。他们又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自尊，又要迅速被人接受，只好创造一种本能，生活磨练出来的，一种为自己开道的方式。这两种人能迅速打入各个社会生活的圈子，许多圈子是很难进的，这两种人就有这本事，夸夸两下子就进去，而且一进去就熟得不得了。

这就是王朔接触的现代的北京人，这些人确实与老舍笔下的人物不沾边儿，也不是林斤澜提到的北京市井市民，他们是王朔笔下的人。这些人大多生长在北京的机关大院或部队大院中，他们一般都有良好的家庭环境，较高的经济条件、略胜一筹的文化程度、较多一些的社会信息和见闻。他们在精神和经济上都有自己的追求，解闷取乐的方式也与一般胡同串子不同。他们对追求的失落往往表现为对生活的调侃和对自己的嘲笑。

有人在归纳现代北京人特征时有“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一条，而王朔笔下的人物更是什么都敢说，不仅仅敢说，而且是戏谑、嘲弄，把什么都当成笑料，在他们眼里没有是与非、丑与美、善与恶。王朔本人也被他们拉入这个圈子之内而难以自拔，这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且留待后人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