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论语》之学而第一之二——仁孝的辩证关系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与”者，疑词。有若一句疑词开启了后世学者关于仁孝关系的大讨论，并且他们因此受益匪浅。

经过夏、商至周朝，奴隶制国家发展至顶峰，春秋时，奴隶制国家已经由这一顶峰开始衰落。在这一过程中，原始社会血缘家庭组织形式由原来的绝对统治地位下降为从属于国家组织形式的东西。这种根本地位的颠倒也带来了家庭形式的改变、发展。家庭由原来的多偶制群婚形式逐渐过渡为一夫一妻制占主导地位的家庭形式。原来的共同的、同一的、统一的家庭形式也发展为在国家中有区别的、不同的家庭、家族存在形式。这些不同家族、家庭发展起来了丰富的社会关系，扬弃了原始家庭组织形式的单纯同一统一性，自身分散，成为国家组织中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人，就是家庭的基本组成单位——这些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基本东西因其对立、矛盾运动在国家、社会中取得一种更为具体、丰富的统一性。——这正如生物由细胞组成，细胞由原始生命分裂形成；由原始生命分裂而成的细胞形成生物的组织器官，这些组织器官作为原始生命的转化形式在生物生命中取得有机统一。

国家、社会对于个人是支配性的力量，也是个人精神形成的基础、根本。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改变了家庭、个人起初的那种形式，使它们成为适合于自己的东西。国家和社会对家庭和个人实在形式、精神形式的支配并不是那种机械的、直接的支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那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由此产生了复杂丰富的精神现象以及各种观念的矛盾冲突。

辩证关系和机械的、直接的关系最重要的区别：辩证关系是有质的区别的两个不同实体通过中介发生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关系的两方面即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又相互独立，各自都有自己的独立性。不会是占支配地位的方面对另一方的绝对支配，那样的话，另一方的存在意义就被对立面摧毁了，或者成为另一方面的属性之类的东西。作为不同实体的联系的中介运动是作为那对其有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基础的实体性相互作用的反映，这中介运动反过来却是那本质的实现，是作为能动性起作用的东西。如果想理解这里所说的，可以想一想商品、货币成为社会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中介，或者精神现象成为社会历史的中介。那种机械的、直接的关系在逻辑上就是简单因果关系；辩证关系把它们包含在自身之内，使它们只作为使它自己发生的条件那样的原因起作用。

因此，原因有两类。一类是作为基础的、作为根本的那样的原因；一类是作为条件那样的原因。条件并且表现为一件事物形成发展的开端，并且因此时常被人们理解为一件事物的基础、根本。

这些是理解仁和孝的关系的基础。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和社会与家庭、个人的辩证关系在仁和孝这两个观念中反映出来。在家，善事父母为孝；仁道却是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家只是国的一部分，仁道作为家、国、天下的统一体无疑是孝道的根本。但是，如上文所言因为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所以家庭在国家中也有自己独立发展，而且在没有国家之前，家庭已经产生了，并且曾经是人类的唯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家庭的解体就是国家的产生，以国家为基础的家、家族就是原始家庭的转化形式。在历史上，家庭曾经是国家的前提，在发展过程中，家也成为个人成长的起点、开端。到目前为止，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家中首先得到教育、教养；我们在家中得到的，并不是像从原始孤立的家庭所得到的；我们在家中开始的教育、教养已经是在社会、国家中改变了的家庭中得到的。如果，这里也需要提示一下人类情感的发展的话，在国家社会中，“忠孝节义”这些形式的感性特质在原始社会家庭中、集体生活中已经得到锻炼，取得存在，只是还很模糊，还没有被意识、观念所贯穿，并且成为后来人性发展的感性条件。

这样，仁和孝的关系就是：仁道对于孝道是作为根本、基础那样的原因，而孝道对于仁道，是作为前提、条件那样的原因。古人由于不善于区别这两种不同的原因，因此把这个关系弄得含糊不清。

有若说：这孝弟大概是为仁之本呀！他说这话时大概孔子已经去世了，所以不见孔子对此说法的评论。如果《大学》确是孔子所作，其中有对本末始终的精要论述，再加上夫子之道一以贯之的思想，本来可以对有若这里所讲的有所阐发的。

后世儒者有这样的比方说法：王阳明：“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

首先，王阳明对墨家兼爱无差等的批判主要之点是兼爱无差等观念里没有发展、生成原理。其次，这里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仁道和孝道关系所反映的东西的抽象说明，指出了根本、基础原因和事物发展的开端那样的原因之不同之处。在这一点上，心学派的王阳明和理学派的程朱看法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说明对于这里有关的社会关系和具体现实是不充分的。

程朱理学，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

儒家的体用关系对于仁孝的辩证关系也同样不充分。

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

这是把仁道与孝道的关系当作机械的、直接的关系了。普通观念总以为可以找到一个开端，以后的发展只是这个开端的结果，从而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就像数学推理一样简单、直接、明了——好像对神、上帝、精神、观念这些反映现实的东西和现实本身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推论似的。

程颐回答说：“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体和用的关系在程颐接着的话里暴露了自己的不足，“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为了体用关系体系，孝弟被从人性中去掉了！

但是，总体上，儒家对孝道和仁道的关系的理解和讨论是和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相统一的，对于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是起着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