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种表达更朗朗上口（白话文其实有两个传统）
汉字自创造问世以来，其成文传统一以贯之的是文言文。口头表达，最初并没有被记录到庄严肃穆的中国文字系统里，所以你看那些古装影视剧里的台词对白，究竟该怎么说还是十分值得探究的，怎么说都可能会有硬伤，但绝对不可能是纯粹的文言文表达。而实际上，口头俚语最有意思，却往往被鄙视为下里巴人的语言，不是阳春白雪，不是官方的语言系统，缺乏应有的身份。一直到了宋元时代，那些活跃于市井巷陌的说书人将自己道听途说而来的故事片断加以夸张、渲染、点化、变异、加工整理，口头表达这才终于得以记录成文，这就是宋元话本。
宋元时代的话本，明代中叶已经成熟定型，经过个人趣味的大浪淘沙之后，后世只剩下了传播率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小说。小说是文学的体裁之一，源自于远古的民间传说，魏晋南北朝时代最出名的志怪小说（譬如干宝的《搜神记》），以及生活琐事似的志人小说（刘义庆编纂的《世说新语》），又经过了短篇小说唐人传奇后，才有了宋元话本体（略经文人加工就是后来的章回体）的小说。小说一直算是稗官野史，位列诗歌、散文之后，戏剧之前，到了1980年代才成为文学一枝独秀的主流；而现在已经进入了影视影像的时代，影视影像的表达就是文学的主流。
小说具有最民间的特色，之前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是文言文。宋元话本问世以后，文章终于有了文白之分。宋代是一个内忧外患都可以金钱打发的颇为悠闲的年代，商业发达，市井生活有了勾栏瓦肆之类的休闲场所，就有了说书人这个行当。说书人的语言是在平常大白话的基础上有了必要的夸张与渲染，这就成了典型的文学语言，但又与文言文所标榜的雅言有相当大的区别。在书生士子的眼里，文言文是雅言，在当时就已经有了千百年的传统；而口头白话显然粗鄙不堪，是社会底层吃瓜群众使用的粗话。
文言文的表述与日常生活的差异甚大，即便是像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世说新语》那么贴近官僚士族的日常生活，表达出来还是使用了文言文。文言文简洁，但是，民间白话是口语，活灵活现，表达贴切，直抒心意，也往往最传神，是文学语言的直接来源，因此来自社会底层或熟悉底层的文人墨客都喜欢使用，但也会使之有程度不一的雅化；文言文的松动，到了宋代略有改观，这都是宋元白话的功劳，譬如宋词就是一个突破口，词是所谓的诗余，可以谱成歌词演唱，就是来自于民间唱词的点化与提升，最形象的就是柳词，“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当然，文人执笔后又会使之雅化，譬如北宋文坛之首、一代儒宗欧阳修平时是极为循规蹈矩的，却也喜欢写写语气轻佻的艳词，极尽婉转清新之妙，又笔含春秋，牵涉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若非同僚亲眼所见，根本看不出来居然是老夫子的手笔。
勾栏瓦肆、茶楼书场这样的闲情逸致的地方，为说书人提供了场所以施展自己叙事艺术的娱乐，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宋元白话，因此影响了千百年来的官方文字话语系统，文言文的一统天下局面从此有了并驾齐驱的纯熟白话。纯熟白话，是最接近口语的书面语言，多见于宋元话本成熟以后使用得较为普遍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小说。
宋元时代的纯熟白话十分完满地呈现出了一个民族的市井草根阶层的流行文化，既自信又视野开阔，吸纳了民间的各种佛道神仙鬼怪传说。若以宋元话本的代表《水浒传》来说，其中的口语最易见出故事所刻画人物的个性；当然，话本小说经过了文人们的加工，文白夹杂就是当时话本小说的最显著特色。文言方面以诗词歌赋为主，阐述时代背景，为故事人物的出场画龙点睛……而其中的纯熟白话，譬如白描手法，无疑来自于民间日常俚语，极富时代的个性。
纯熟白话的民间背景显示出它巨大的生命力，为明代官话的出现，提供了有益的镜鉴。明代官话据说就是最早的普通话。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之下，平日里行走于南北的，除了官员就是商贾，南腔北调如同鸡同鸭讲，能不能听得懂，能不能顺利地交流，都需要语言学者为全国摸索出一套大致归一的语言系统，特别是明朝有两个首都——南京与北京，南北交流势在必然，南京官话与北方方言需要融合。当然，也有学者考证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官话，官话以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口音为准，——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全国性的普通话也是需要一种文字媒介来统一的，宋元时代的纯熟白话无意中就充当了这一先驱。纯熟白话借着话本小说的广泛传播而使普通话的整合得以可能。
语言的融合是需要时间的。满清两百多年，虽然有了政策上的规定，但各地方言特别是南方的口音庞杂，实际上并不是一件易事。普通话的真正普及，至今也不敢说已经完全实现。改开之后的四十年社会流动频繁，商业流通与人员往来，普通话才算是较为普及。这一点就像学者考证的那样，温州话的形成至少也经历了三四百年。
话说回来，宋元时代的纯熟白话是最具有汉民族自身特性的，但这一白话传统，就文言传统来说，是有一定的依附性的，依附在文言系统上，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文白夹杂。这一文白夹杂的语言习惯尽管风行了数百年，但到了新文化运动之时，文化旗手们个个誓死要砸烂文言传统，随手也就抛弃了民族自有的、宋元时代以来的纯熟白话系统，引入了一种更为西化的白话系统。
比较而言，宋元白话系统的用词简洁明了，语言流畅，全凭国人自小带来的语感（成长环境的影响）遣字造句的，句式结构灵动，变化不一，气象万千，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叙事传统（以后会详文叙述）；而西化白话系统，虽然彻底使用了日常语言，但在虚词的使用上极为累赘，譬如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似乎非得用上介词似乎才表达得清楚，自然也就会使汉民族书面语言显得啰嗦；的地得三个助词的使用，是中学阶段就必须熟练掌握的语法，现在连许多中文系科班毕业的家伙都分不清楚。也就是说，西化白话系统在最大程度上借用了西方语法，加之英语语法功利性的拼命灌输，使得简单灵活变化多样的汉民族语言被打上了许多补丁，这恐怕都是拜《马氏文通》所赐。
一百多年来，各种参照、模仿西方语法的中国文法著作的出版，也使西化白话系统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落地生根，甚至根深蒂固，改变了我们平时的说话习惯；而宋元白话系统基本上退出了日常生活使用的范畴，只能从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去寻找它们的遗迹了。当然，南方各大客家方言区里，宋元白话系统里的中古词汇仍然较为常见，使用得极为频繁。
客家方言区里的日常对话，基本上还是宋元白话系统里的固有用词，既俏皮灵动传神，又颇具中古时代的遗风；而鄙人现在这篇文章其实也是西化白话系统至今浸淫了百年的一个历史见证。事已如此，一人之力难挽狂澜于既倒。有点遗憾，当然也有无尽的怀念。文■岭南刀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