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一句话高出一般帝王士大夫太多（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导语：乾隆皇帝曾说，“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
明朝末年形势图
清朝以前，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之间，就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关系。但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两者总处于分与合、相依与冲突、一体与多元的张力状态之中。
对此，著名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做过精辟概括：“以物质之缺乏，仰中国为赡生之计，此为其常态。中国未失道时，因其所求，以为操纵，顺则与之，逆则夺之。又多存其部落，予以世职，而保其并生并育。自居于兴灭继绝、扶弱抑强之帝德，而实制其兼并坐大之图。”
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洲后金和清政权，即经历过这一过程；而定鼎北京后，随着统治地位角色的转换，又不得不面对同样的问题。
清朝初期形势图
时光流转。明王朝建立后，成吉思汗的后裔们被逼退守大漠。从此，他们一方面繁衍生息，一方面因难以割舍黄金家族情结，与明廷对抗，希望有机会再现昔日雄风。
活动在大漠周围的蒙古人，分为三大部落，即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和漠西蒙古（又称卫拉特或厄鲁特蒙古），各有自己的游牧范围，基本上互不统属。每个部落下，又分成几个小部落。由于对继承权、牧地、部众，尤其是全蒙古汗位的争夺，各部落内部或彼此之间经常会发生摩擦、冲突甚至攻掠。
蒙古和明朝一直对立，明朝政权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他们也打了二百余年。当然不是天天打，而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蒙古人的生活
随着努尔哈赤后金政权的日益壮大，使蒙古各部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起初，由于势力有限，而且要对抗明廷，努尔哈赤不愿多方树敌，所以对邻近的漠南蒙古的敌视尽量克制，并采取联姻、结盟方式争取其支持。
从总体上来看，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安抚、怀柔手段，处理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是比较成功的。这既为他们对明发动战争赢得了较稳定的后方和力量，也为其后继者提供了处理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有益经验。
达赖在京城居留期间，住在专为他建造的位于安定门外的西黄寺
政、教并用，以安蒙藏。五世达赖喇嘛多次受清廷邀请，于顺治九年（1652 年）起身赴京，受到了顺治帝热情而隆重的款待。有意思的是，两人的相见非常“戏剧化”。相见那天，顺治帝并没坐在金銮殿上等待达赖朝见，而是以“田猎”为名，与达赖“不期然”相会于南苑猎场。这样一个“特殊相见”的安排，既达到了出城迎接以示对达赖的尊重的目的，又不失顺治帝作为“天下国家之主”的尊严，对双方来说，显然既轻松又庄重。
清朝对五世达赖是很看重的，这跟当时的国策有关。清朝作为一个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边疆民族，要成为中国的主人，主要是依靠满蒙的结盟。满洲和蒙古结盟，把蒙古的力量作为它统治集团力量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满洲和蒙古之所以能结合，有一个很重要的纽带，那就是藏传佛教。
这一举措，不仅确立了五世达赖在喇嘛教中的领袖地位，而且还实现了清廷在蒙藏地区利用喇嘛教进行统治的目的。通过对顾实汗和五世达赖喇嘛的正式册封，清廷确立起对西藏政、教并用的统治，并为在蒙藏地区推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政策打下重要基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代固伦恪靖公主府。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康熙皇帝六女儿恪靖公主下嫁漠北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敦多布多尔济后所建府邸。
康熙即位之初疲于应对三藩之乱和据守台湾的郑氏集团，没有精力投到其他地方。如此局面，使清廷不得不暂时以羁縻手段或间接统治，来维持与蒙古等北部、西北部广大地区的关系，蒙古诸部也因此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机会。
然而，这种相对平静、相安无事的状态并没能持续太久，便被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打破了。
噶尔丹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梦想成为蒙古霸主。所以，当他掌握了准噶尔部统治权、获得“博硕克图汗”称号后，就开始对厄鲁特诸部及临近的蒙古部落发起一系列兼并和掠夺战争。经过十余年征战，实现了这一“近攻”的预定目标。
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入侵喀尔喀
接下来，气焰日盛的他，又开始了“东进”计划，想进一步控制青海的和硕特部和喀尔喀蒙古。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和清廷争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噶尔丹一反其父兄抗击沙俄入侵的严正立场，竟然与沙俄互相勾结。
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正当喀尔喀蒙古的抗俄斗争进入高潮时，噶尔丹却在沙俄侵略军头子戈洛文的挑唆和支持下，率三万人马侵入喀尔喀地区的特穆尔，使喀尔喀蒙古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在噶尔丹的强势攻击下，喀尔喀各部惨败，其首领不得不率部南下附清。噶尔丹又以追逐喀尔喀为名，进犯当时已为清廷所统一的内蒙古乌珠穆沁地区。
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噶尔丹又侵入乌尔会河以东的乌兰地区，进攻驻守当地的清军，并乘胜长驱而入，一直打到距北京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这一局势，对清廷构成了极大威胁。
索额图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噶尔丹不是想投靠沙俄，而是想利用沙俄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俄国也想利用噶尔丹这股政治力量作为牵制康熙的一个筹码，希望在签订《尼布楚条约》时获取更多的好处。噶尔丹想利用沙俄，实际上却被沙俄所利用。
噶尔丹的大肆扩张，以及与沙俄的狼狈为奸，不仅阻碍了当时反击沙俄的良好势头，而且恶化了清廷和厄鲁特蒙古早已建立的遣使通贡关系。尤其严重的是，噶尔丹竟然狂妄地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的要求，俨然要与清廷分庭抗礼，独霸蒙古。
面对如此危局，康熙帝清醒地认识到，噶尔丹这个人“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至殒命不止”。
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七月起，清廷派大军向噶尔丹发起了反击。在征讨噶尔丹的过程中，康熙帝曾于三十五年（1696 年）二月、九月和三十六年（1697 年）二月，三次率军亲征。几经较量，清军先后在乌兰布通、昭莫多之役中获得大胜，重创噶尔丹军，将其有生力量消灭殆尽。
康熙与噶尔丹之间:两个男人的战争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噶尔丹所挑起的动乱，却也给清廷带来一个意外收获。当噶尔丹攻击喀尔喀时，喀尔喀不得不向清廷求援，并归附了清廷。为 了安 置 喀尔 喀 部 众，康 熙 帝于三十年（1691 年），集内外蒙古首领，在多伦诺尔举行了一次盛大会盟。并按照内蒙古编制，将喀尔喀诸部分设三十四旗，实行扎萨克制，赐封各首领亲王、郡王等爵号。
多伦诺尔是蒙古语，意为七个湖泊。康熙在这个地方扎了很多营帐，把蒙古的所有王公都请来，把新疆的王公都请来，把西藏的喇嘛请来，举行了一次阅兵、会盟。这次会盟，意义非同一般。清廷不仅从此将漠北地区纳入直接管辖之下，还凭借喀尔喀在北部边疆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铜墙铁壁”。
继噶尔丹之后，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部首领。他趁青藏各派势力冲突、形势复杂多变之际，企图控制青 藏 地 区， 依 附 沙 俄，以壮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康 熙 五 十 五 年（1716年），清廷发动了对西藏的武力征服，将准噶尔军驱逐出西藏。雍正年间清朝与准噶尔部时战时和。
多伦会盟
与康熙、雍正二帝被动应对准噶尔部首领叛乱不同，乾隆帝则采取了主动进取的策略。
乾隆十年（1745 年），噶尔丹策凌病逝，准噶尔部因继承权而发生激烈争斗。在争斗中，达瓦齐胜出，成为准部首领，但杜尔伯特、和硕特部的许多贵族则归附了清廷。
乾隆帝敏锐地把握住准部动荡、达瓦齐统治不得人心的有利时机，于二十年（1755 年）二月，果断地派两路大军出兵伊犁，征讨达瓦齐。六月，自立为汗的达瓦齐被清军俘获，平准之役大获成功。
清兵在昭苏格登山追击准噶尔汗达瓦齐
但不久，原本归顺清廷、被封为亲王的和硕特部的阿睦尔撒纳，因请求当四部总汗的愿望未获应允，大为恼火，于八月举兵叛清。乾隆帝再次出兵征讨。二十二年（1757 年）四月，清军在库陇癸之战中大捷。六月，阿睦尔撒纳逃往俄国，不久患天花而死。
至此，自康熙年间以来，为患西北、屡向清廷挑战长达近七十年的准噶尔部，最终被平定，纳入国家版图。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刚刚被平定，曾支持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小和卓木霍集占，又煽动威胁其兄大和卓木布拉尼敦，在天山南路叛清。
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二月至二十四年（1759 年）秋，清廷派大军进剿，将大小和卓木擒杀，从而平定了天山南路。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平定天山南北两路后，为稳固西北边疆、加强对新疆的治理，清廷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管辖新疆地区的最高军政官员。伊犁将军之下，分设都统和参赞、办事、领队大臣，管理各地军政事务。
并根据因地制宜、因俗施治原则，在天山北部汉回族居住区实行郡县制；蒙古族和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实行扎萨克制；伊犁地区和天山南部各地维吾尔族维持伯克制，但将伯克的任免权收归朝廷，而且严格实行政教分离。
经过长期努力，北部和西北地区终于与内地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然而，这个过程实在是充满了艰辛和曲折。所以，魏源在《圣武记》中曾这样总结：“西北周数万里之版章，圣祖菑（[zī]，开荒）之，世宗畲（[shē]，火耕地，指粗放耕种的田地）之，高宗获之。”
平定西部之后的清朝疆域
乾隆帝曾说：“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
向往和平与稳定，厌恶动乱与战火，是人们的共同愿望，但事情往往并不如人愿。面对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或威胁，如果不能果断地采取措施加以应对、解决，国家就不能获得安宁和发展。边疆稳固、社会安定、国家统一、多民族和谐共处，都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
“图大鸿谋远，宅中燕翼垂。即今大一统，前烈万年知。”乾隆帝的这一感叹，虽然不无虚誉，但在客观上确也体现了清朝前期所达到的新高度。
卜宪群 总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撰稿
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