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季氏将伐颛臾》表现了百代“圣人”的师家行止（哲人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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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谢世之后，其门人及再传，根据先师和他一些弟子的言行记载，编纂成《论语》一书。这是一部最能真实照见儒学面目的重要著作。唐时列入经书之目，宋朱熹更以此与《大学》、《中庸》（《礼记》中的两篇）及《孟子》并称“四书”。衍传至今，为世人所尊崇。《季氏将伐颛臾》是《论语·季氏》的首章。其章法独具，立论鲜明，论说兼用引论、取譬和推断，体现了较强的思辨性。此外，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虽是一篇语录体短文，却能于单纯记言之外，及事及人，声色俱出。“披文以入情“，正可一睹孔子这位百代“圣人“的本来风采。
依孔子与其弟子冉有，子路之间的三次对话，可将本文分作三段。第一段点出议论的事由，直接断明颛臾之不可伐。冉有、子路去谒见孔子，告之“季氏将伐颛臾“一事。季氏指季孙氏家族的季康子，他势凌公室、权倾一时，想把小小的鲁之属国颛臾霸为己有。这无疑与孔子的道德意识、政治观念是剧烈抵触的，故必待口诛笔伐而后快。同时，由于自己的学生也牵扯其间（当时冉有和子路是季氏的家臣），夫子还强烈意识到了做老师的责任，他必须进行一次“机会教育“。这样，评论时政和教导学生正概括了本文所载孔子思想及观点的全部。虽然，我们应当看到这两部分内容在实际阐述和认识意义上：有一定的简重主次差别，但却不能生生地将其割裂，弃任何一方于不顾。
文中孔子的形象，应该说是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复合体”。他正是以社会生活中实际事例，对学生进行严肃、深刻的批评、教导；或者说，是通过使学生明白道理的教育活动来具体阐发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这种“互用“的一致与统一，也正反映为本文章法的独特处。孔子的初次对答是颇有“讲究“的。他二话没说，先批评起冉有来：“求（冉有名求）无乃尔是过欤？“但接下去话锋却是峭然一折，说的已非冉有之“过”，而正是季氏之“过”。显然，我们会跟冉有一样，一下子看不出这两种过错之间的联系，因而亟盼夫子作进一步指点。正因如此，这种写法的好处也就很明显：其一，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一种类似“悬念”的效果，使对话增加了不少戏剧性色彩；但同时，对实质性问题的揭示却没有因此而有丝毫的“游离”。
相反，更因闻者（包括读者）欲知原委的心理，被思维一遍遍作知解性重提（这种”重提“既可潜在亦可自觉，既会在瞬间也会长时间地进行），变得印象更深，获得更强的理性震力。于是，其二，这也是在以情以理，自觉而流畅，轻捷而踏实地导引下文，具有结构的意义。此外还应看到的是，这种较特殊的说话方式，从《论语》全书看却又很寻常，这实际上是与孔子教导学生的方法直接有关的。其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讲，不到学生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口里想说却未能说出之时，不去启发、开通他。这显然是训练和培养学生思想能力极有效的方法。在此，如果我们能进而回答“何故夫子独责冉有”这一问题，便更会看到孔子那种因人施教、言无苟出的师家行止，以及沉稳、睿智的哲人风度。
有关这一问题的一般解释是，冉有比子路先仕季氏，“资格“要老，加上在此之前，他曾因替主人聚敛增富而使老师大为不满。所以，在孔子眼里，冉有的“问题“无疑更大、更突出。不过，更进一层的认识还在于，孔子在与自己学生的长期接触中，对其每个人的性格、思想及行为等方面的特点有较充分了解，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他进行具体教育的依据。《论语》一书为我们提供的冉有和子路的形象特点分别是，前者内向，多虑无定见，常常作茧自缚，却又缺乏真正自觉和深刻的自我反省意识。本文中的冉有基本上就是这样。而后者，却是性情外向，极为真率，言行无忌，甚至不惮冒犯“师道尊严”。对此孔子的归结是，冉有“退“而子路“兼人“（好胜心切），所以平常的施教方法也就很不相同。
对冉有，除了正面鼓励外，往往还给予反面的刺激。反面刺激就是本文中使的“招数”，词义甚微而语气颇严的批评立刻会使这个“内向型”人中心不安、思虑百结。但这是否就是自责或反省呢？很难说。从后文将冉有言不由衷的毛病彻底”抖落”来看，孔子正是欲令其于无地自容、无所遮蔽的窘境中，直面自我。这种敢做敢当，勇于解剖自我的品格的培养，依夫子所见，无疑能使学生在社会活动中更具果敢、勇数的意志品质，增强自信力，于事更尽心尽责。至于子路，这方面明显胜过冉有，孔子便于其真率、通脱的性情外，更注重磨练其谦逊、隐忍的一面。在平时，要么用极简短明辨的言辞一下子扼其锋芒，执其入轨，要么就干脆像本文那样将他“晾“在一边。
利用其固有的性格长处，使之在听取老师对他人的批评中，能够“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而倘若文中孔子直接或只对子路发难，那么要想“太太平平”地按自己思路把话说完，恐怕并非易事，战至会讨“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没趣。现在我们回头再看一下孔子是怎样切陈季氏之“过“的。其实，这虽然是本段文字的重点，但在理解上却没有什么需要更多解释的地方，意义很明确，古而今看法也都比较一致，且无出宋朱熹之右——“……是时四分鲁国，季氏取其二，孟孙、叔孙各有其一独附庸之国尚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颛臾乃先王封国，则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则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则非季氏所当伐也。此事理之至当，不易之定体，而一言尽其曲折如此，非圣人不能也。”
文章第二段，夫子告诉自己的学生，既为人臣就要克尽修改之职责，否则终究难辞其咎。果不其然，冉有的反省意识相当差，他未能领会老师的批评却忙不迭地为自己开脱责任。这当然很令孔子生气，但他心里很清楚：从我们前面的有关分析中，甚至可以想见，冉有来这一“手“正合夫子“请君入瓮“之本意。于是，他以确凿的道理，峭刻的语意（前贤名言的引用和出色的比喻集中强化了这两点），一面从正面直接告诉冉有“过”在何处，一面“逼”其引咎自责，仍从反面刺他作深切反省。孔子主张“臣事君以忠”，“忠“即尽心尽力。这当然绝对排斥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却也不意味着为臣就须俯首帖耳，惟主命之为是。其根本还在有补于“仁“道，他说得很清楚：“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
在其位就得真正胜其任，若无力匡扶规谏，使“仁政“有所兴，读该交职退官。在这一点上，夫子正可谓身体力行，为世代官宦之楷模，他周游列国，只求用于当世，但终于落魄一生，正是因为“遵不行“，而他又决不肯为谋取一官半职，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孔子这段话中，至于有人认为，“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同时还隐含着对季氏的告诫，令其检查自己行为，思考作为国家重臣的“本份”和职责，似亦不无道理。文章最后一段，孔子完成了更高层次的思想论述，具体阐明了他的“仁政”主张，既给学生以新的认识启示，也从根本上说明季氏所为有百弊无一利，实不足取。老师的一番话，终于迫使冉有吐露真心，这是一种十分明显的错误想法，说出它来，对冉有来说，内心斗争一定很激烈，需要很大勇气。
但比起在老师面前作无望的矫饰，却要坦然得多。或许这会招致老师更严厉的批评，并且，我们说克服自我将会比面对自我更痛苦、更难做到，但一个人能够这样，至少说明他还有希望。本着教育的本义和经验·孔子知道这是对其使大力最后推一把的时候了，于是，他颜愈正色，辞益剀切：“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这既是对冉有巧言辩白的呵责，更是一针见血，毫不含糊地道出其修身之“大忌“，令其警醒：而既已“动之以情“，接下去夫子更晓之以理，最后复以“危言“相激，催其知过，思过，终而改过，成“莫大之善“。冉有所想，亦即季氏之念，因而孔子给冉有讲的道理，也正是对季氏的进一步驳斥和规劝。在本文第一段，孔子以僭君越理道出季氏伐颛臾之蛮；
此处，对照“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仁政“思想，更可见出季氏此举之愚。一蛮一愚”，不仁之至，又焉能解所谓”后世子孙之忧“！孔子这论述过程充分有力，与其最根本的实践思想逻辑严丝合缝，这就是，为政必先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顾，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指仁义教化）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最后，孔子提醒季氏“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隐隐点出鲁哀公不满季氏专权，正设法除掉他，这样的推断足从现实斗争中得出的，也是理论认识的结论：因此，事或偶然，而理属必然，这两句收得极险，笔意峭劲，文势更起，真“不顾世眼“！
孔子的哲学，主要是伦理哲学，即以建设和描述现实与理想的“人际关系”为出发点和归宿：“仁”是它的核心和最高境界，读《论语》一书，可知“仁”之义几乎包括了做人的全部规范：忠、怨、率、梯、智、勇、杰、宽、信、敏、惠等等。但孔子又将“仁者爱人”作为“仁“的最根本涵义，认为脱离这点，其它都无法存在，毫无意义。应该指出，孔子的“仁爱”思想是包含阶级内容的，尤其当它反映于国家统治、政治管理方面，表述为“仁政“思想时，其功利性是很明显的。可以说，所有“宽民“，“厚以待众“的认识中，都包含着达到“民易使”这一目的的理解。但即便如此，其中重视民众、理解民众的许多积极因素也是显而易见，值得充分肯定的。
这些因素经后世孟子等人的发展，虽仍不免局限，却真正成为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儒家观念深沉影响的一个“亮点”，尽管君主们总是记不起来，有良知的官吏，有识之士却时时提起它们，而且民众自己意识到这些，便会拥起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