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钱玄同积极响应白话文运动的论述
就在一九一七年初，钱玄同也向《新青年》投稿，写公开信给陈独秀，赞倡“文学革命”。接着，《新青年》杂志就发表了钱玄同与陈独秀、胡适的几篇《通信》：《对（胡适）文学刍议和（陈独秀）大学文科中国文学门课程表的反应》（二卷六期），《对文学刍议的反应》（三卷一期），《与陈独秀讨论译音及其书写问题》（三卷三期），《对陈独秀关于世界语复信的反应》（三卷四期），《作者将“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写作大纲提与陈独秀商榷》（三卷五期），《关于汉文改用左行横排的意见及文学、白话文等问题》（三卷六期），《与胡适谈文学革命问题》（三卷六期）。
钱玄同在这些《通信》中提出许多重要的有关“文学革命”的理论和文化教育改革方面的倡议或问题。如他提出：中国文学当以自魏至唐为一期，自宋至清为一期，宋代文学为“启后”，并非“承前”。这是既从社会发展又从语言的变化两个方面着眼的。又如他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明确了新文学革命的对象。（按：这两个口号先见于钱氏写给陈独秀的信中，后见于钱氏写给胡适的信中，都在一九一七年。）又如他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写作大纲》中提出改革大纲十三事：如用“国语”作文；规定语法之词序；小学课本、新闻纸旁注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伯码号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事；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等，都是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或切实可行的新倡议。他在和陈独秀讨论译文的信中生动有趣地从理论上说了书写规格从直行改横行的好处。他说：要写一句汉语的西文译句在直行写的汉字中间，“须将本子直过来，横过去，搬到四次之多，未免又生一种不便利，则当以何法济之？曰：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在室中，横视左右，其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正自左至右，无论汉文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书，则无一不便。我极希望今后新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不必专限于算学、理化、唱歌教本也。既用横写，则直过来横过去之病可以免矣。”按：《新青年》三卷五号以前，提倡“文学革命”的论文，其本身还都是用文言作的，并没有用白话，还都是旧式圈点，并没有用新式标点符号。第一篇近于白话、国语的论文，就是钱玄同那篇与陈独秀讨论“关于汉文改用左行横排的意见及文学、白话文等问题”的论学书（三卷六期）。在这篇《通信》里，钱玄同建议《新青年》杂志从第四卷第一号就改用横式排版。他还说：所谓“标准国语”，要由我们提倡白话的人实地研究“尝试”，才能制定。我们正好借《新青年》杂志做白话文章的试验场。
钱玄同的这几篇通信，陈独秀、胡适非常重视。陈独秀在一篇通信后面的复语中说：“以（钱）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胡适后来在《新文学的建设理论》一文中说：“这时候，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处，独秀、玄同、半农诸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更强了。”胡适到了晚年在他写的《自传》中《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一章，仍然十分称赞钱玄同参加新文学运动的意义。胡适说：钱玄同“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按：指胡适自己写的《文学改良刍议》），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又说：“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黎锦熙先生在《钱玄同先生传》里也说：“《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人中，只有他（按：指钱）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说：《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意见还很简单，只是想将文体改变一下，不用文言而用白话，别的再没有高深的道理。当时他们的文章也还都是用文言作的。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出来。”蔡元培在《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中说：“钱玄同于七年三月十四日《致陈独秀书》有云：‘旧文章的内容，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为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在玄同所主张的‘废灭汉文’虽不易实现，而先废文言文，是做得到的事。所以他有一次致独秀的书，就说：‘我们既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次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必定会有。’可以看见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按：上述陈、胡、黎、周、蔡几位的话，异口同声地指出钱玄同参加新文化运动所起的独特作用，建立了非凡的功绩。
又按：钱玄同在《论应用之文之亟宜改良》中说：那独夫民贼，最喜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对于文字方面，也用这个主义，好叫那些富于奴性的人可以震惊赞叹。凡是做到文章上，尊贵对于卑贱，必须装出许多妄自尊大看不起人的口吻，卑贱对于尊贵，又必须装出许多弯腰屈膝、胁肩谄笑的口吻。其实这些所谓尊贵卑贱的人，当面讲白话，究竟彼此亦没有什么大分别；只做到文章，便可以实行那“骄”“谄”两个字。若没有那“骄”“谄”的文章，这些独夫民贼的架子便摆不起来了，所以他们最反对那质朴的白话文的。还有一些“文妖”，若用白话文做文章，那么会做文章的人必定渐多，这些“文妖”，就失去了他那会做文章的名贵身分，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的。这些话清楚地表明，钱玄同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不仅是从文学上文体的改革着想，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说，文言文容易为君主专制制度所利用，而白话文则容易为民主制度服务。这便是钱玄同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思想基础。这在当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刚刚失败之后，是有争取民主、反对封建的现实意义的。
（选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