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董卓并称乱国奸雄 三国乱世只因其一句话（曹操才有出头之日）

在公元2世纪末的华夏大地上，无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还是匡扶汉室的刘备，亦或是雄踞江南的孙权，多少都想和汉室宗亲来点“亲密接触”，因为这是利益驱使也是政治需要。可以说当时汉室宗亲无疑是最值钱的名片，最好的招牌。然而刘氏子孙虽人才济济，英雄辈出，割据一方，有志于权力极限挑战的汉室宗亲着实不少，除了刘备这个卖草鞋出身且家世传承得不清不楚的汉室宗亲最终能一站到底，成就霸业。其余都折戟沉沙，成为历史的弃儿。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个让大汉王朝彻底玩完的汉室宗亲——刘焉。

刘焉这个汉室宗亲的身世非常清楚，是汉代鲁恭王之后，在东汉章帝年间因封在江夏竟陵，且在当地落户，是公众认同的大汉皇族却只能于188年以州牧身份建立的割据势力为东汉时期最早的一批，同时也是持续时间最长，至214年刘璋向刘备投降才终结，前后长达27年之久。刘焉这人，身居太常之高位，却为个人和家族私利，不务太常的正业，插手太尉属官太史的职责，所以在后期这个汉室宗亲干了一件大事，让汉王朝彻底分裂。

这件事就是著名的“废史立牧”事件，就是指东汉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太常刘焉向汉灵帝建言提议用宗室、重臣为州牧，在地方上凌驾于刺史、太守之上，独揽大权以安定百姓。这一事件在《三国志卷三十一》也有记载，即焉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议言：“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

原本刺史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检察官。刺史制度对维护皇权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后，刺史就逐渐向地方行政官转化，并拥有一州军政大机。而汉灵帝遂了刘焉之议，改刺史为州牧，并按刘焉的《建议选牧伯》 奏疏要求，选派列卿、尚书出任州牧。这样州牧就变成居于郡守之上的行政长官，握有一州行政大权，职位之重。至此州牧各自为政，割据一方，形同割据政权，最终演变为汉末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进而改变了东汉末年王朝的走向，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就这样一个建议居然被朝廷采纳了，可以说当时的汉灵帝确实脑子不好使。这个制度一发布从此以后各地州牧可以自行掌控一方的财政赋税乃至招兵买马等各项事务，其结果造成了各地割据军阀的形成，包括刘焉在内的州牧上任后基本就不再受朝廷的控制。现在我们看来废史立牧之所以施行，就是当时掌权者认为州牧制度有助于稳定大汉天下。但太常刘焉提出这项建议却是心怀不轨，足以与后来董卓和袁绍同称乱国奸雄。

为什么说他心怀不轨呢？因为刘焉作为汉室宗亲还是汉朝臣子基于四个不允许的，即一是出身不允许；二是身份不允许；三是于公于私不允许；四是后果未充分考虑不允许，却向最高统治者提出这个乱国乱政的建议，最终竟然被采纳。从而在历史与董卓和袁绍同称东汉的乱国奸雄。刘焉虽为汉鲁恭王刘馀的后裔，可这个家族在王莽时期就被贬成庶民。后汉光武帝建立东汉，却把鲁王的封号赐给自己的亲侄子刘兴。因此至刘焉这一代，除了老祖宗留下个“刘”姓，汉室宗亲的名头，其它可是一无所有。但不管怎么样，刘焉的汉室宗亲背景传承还是很清楚，是汉朝稳定的基石。

刘焉没有从帝国根本性症结入手，反以一己之私主导“废史立牧”事件，其后果是使东汉末年的行政区域划分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由原来的郡国并行制变成州郡县三级行政体系。而刘焉即是汉室宗亲又是汉朝臣子却心怀不轨，向朝廷建议“废史设牧”，让天下的局势更加纷乱。封建社会，为臣之道先是国家社稷接着建功立业然后保家顾小最后才修身养性。如用古语“半部论语治天下”来论为臣之道，即上合天道、下得民心。

然而刘焉被选上牧伯到任后，却与地方势力相勾结，使朝廷丧失了对郡一级的控制权，而刘焉根本就不在乎刘秀建立的东汉朝兴衰荣辱，只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复兴。一旦建议被采纳，或许能为自己谋个理想的振兴家业的地方，地处偏远的交州正是远离战争和朝延斗争的好去处。导致以州为单位的大割据集团的形成，东汉在政治上分裂的趋势更加明朗，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而他苦心经营的基业（其后任益州州牧），后也为刘备所吞并，真可叹为他人做嫁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