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张炜：文学是伟大的事业

读者大概不会想到，在写过几十万字之后，张炜还在怀疑自己是否适合从事文学创作。光芒的背后，张炜也曾有过困惑。他毫不避讳谈论困惑，他说，这些只与自己的能力有关，而并非是怀疑文学的意义。在张炜看来，文学是伟大的事业，无须怀疑。

语言的生动传神需要依赖土地

拨通电话之后，张炜主动提出邮件沟通的方式，他担心自己的方言口音影响手机另一端的理解。

在很多个公开场合，张炜说着普通话，但隐约能听出其中的烟台味道。那些独具地域特色的乡音，一次又一次提醒着读者，这位作家来自哪里。而对张炜而言，方言则是他对故土的留恋和一次次告白，是他文学表达的涵养地。

“我以前说过，方言才是真正的语言，这是一种极而言之。语言的生动传神需要依赖土地，保持它根植处的那份生气和力量，这才有最大的准确性。作家有时要改变方言，那是为了让更远处的他乡人听懂，让传播力变得更大更远。”张炜说。

在《丑行和浪漫》这部作品中，张炜运用了较多的方言。为了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他在写作过程中就已经作了适当的“翻译”，但实际上，仅凭其中那些直白的、不需要多加解释的语气词，就足以见得一方水土的深沉和俏皮。

而在另一部作品《艾约堡秘史》中，方言得到了克制，但并不是没有。特别是在那些描写渔村的章节中，正是灵动的方言带给读者一个明确的地理指向，勾连着人物与土地的关系。“它的语言基调依然是方言，没有这个基调，就会使语言的艺术性大打折扣。”张炜说。

在张炜看来，坚持方言，还是改变方言，对作家来说是两难的事情，“所以文学家在写作中往往既要保持一定的方言品质，又要在写作时进行适当和必要的普通话翻译。这个度很难掌握，这也是判断和决定一个作家语言水准的依据之一”。

不仅仅是《丑行和浪漫》和《艾约堡秘史》，在张炜的小说中，出现与故土相关的意象，方言一般都会伴随左右。那里的人说着那里的话，是土地印刻在人物身上的一种气质，掩饰不了，消磨不掉。方言与故土，属于小说中的人物，也属于张炜。

2015年，张炜与法国文学评论家、汉语文学翻译家安妮·贝尔赫雷特·居里安有过一次对谈。居里安也是张炜作品的法语翻译者之一，她很好奇，张炜为什么在作品里花了那么多的篇幅写他16岁之前的生活场景。张炜说，因为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片未经雕琢的大自然，茫茫无际的丛林、荒滩，很少有人工的痕迹。它对于我生命的塑造与影响、世界观的形成、审美力的培养、未来的文学道路，都有决定性的力量”。

张炜从未停止对故土的书写。在近几年写的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中，他写了一个海边的渔村与一个商业帝国的对峙和鏖战，而在另一部散文集《海边兔子有所思》中，他则自喻为海边的兔子。张炜写的又不仅仅是故土。海边的兔子“讲出的是树木小獾小狐刺猬等所有动植物的故事，大家都喜欢，都需要”。

“我有时想象自己也是一只兔子，穿行在无边的海边林野中，因为写作，带来了那么多的幸福和哀伤。”张炜写道。

应该怀疑的永远只是自身的能力

张炜在文学作品里的语言艺术，除了表现在方言的使用上，还有句子结构。阅读张炜的作品，会发现短句子较多，灵巧生动，但又有一股舒展的“雅气”。张炜表示，他不喜欢在作品中过多地使用长句子，因为那会使阅读多出一些障碍。

“首先要做到言简意赅，在这个基础上再追求丰富的意蕴、独特的风格，这才是好的语言。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不好，其他的就不需要再谈了。有人或者以为一部文学作品语言不好，而因为其他方面有可能使其成为好的，这只是误解。没有这样的事。

“作品的一切都是通过语言抵达的，从思想到人物到情节，都无法和语言剥离。如果它们可以和语言剥离，那一定是通俗文学，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雅文学（纯文学）。

“我对自己的作品，全都采用语言方面的严苛标准，无一例外。差别只是由于功力不足，有时做得好一点，有时不甚理想。这不是追求某种风格特征，而是语言艺术即文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在张炜看来，伟大的作品的标准是复杂且多元的，“但一定是、首先是真正高超的语言艺术，之后才是其他，是某些超越文学标准的介入”。

读者大概很难想象张炜对文学的尊崇，以及对那个从事文学创作的自我的要求。即便他在文学面前遭遇困境，就像对文学语言的琢磨一样，他只认为那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从来没有对文学有过任何的质疑。

张炜的文学写作开始很早，1970年代便开始发表作品。但在写过几十万字之后，张炜还在怀疑自己是否适合从事这样的工作、有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他也曾做过其他尝试和努力，但最终还是无法拒绝文学的强大吸引力。

“困境和困惑是时而出现的，但主要是自己的能力出了问题，而并非是怀疑文学的意义。它的意义是永恒而伟大的，这是不须怀疑的。应该怀疑的永远只是自身的能力，这二者尤其不可以混淆。有人常常将这二者混淆到一起，是不对的。我如果某一天由于才力或其他原因放弃了文学创作，也仍然会仰望文学，而不会迁怒于它，更不会怀疑它的意义。文学是伟大的事业，是灵魂之业，严格讲并不是一门专业，而是生命的本来需求与固有的表现。”张炜说。

伟大的文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作为一名生于1950年代的当代作家，张炜经历了时代的更迭和巨变。他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刻意追赶时代的速度，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文学总是匆忙跟随时代，那一定无法深入表现时代与人性的本质，更何况，文学也不一定直接写时代。

“时代变化巨大，但文学表现的重点不是时代的表相，而是人性在时代变化中的各种演化以及可能。所以好的文学总体上看是不会有措手不及的时候，”张炜说，“但无论怎样，作家还是要呼吸自己时代的空气。”

所以，张炜作品里的时代，是当下的时代，又不是当下的时代，因为他总能让读者看到一些熟悉的影子，但更多的又是审视和反思。比如《艾约堡秘史》，它聚焦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既高度依赖又相互纠结的尖锐现实”。张炜的笔墨并未集中在对矛盾的白描上，而是潜入人物的内心，呈现人物的经历和思考，让人物在良心和财富之间作出选择。

如果这部小说有原型，那么它在时间轴上一定是属于过去的，但是关于这部小说的思考，不仅仅关乎过去和当下，甚至还影响未来。因为小说表层是在写商业帝国和小渔村的对峙，但深层是在写人在纷繁复杂的时代中如何抉择，该放弃些什么，又该坚守些什么。无论时代如何改变，这些最终的人性问题，所有人都还是要面对。

时代的变化似乎更能彰显文学经典的魅力。张炜反复阅读《鲁迅全集》《托尔斯泰文集》，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以及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的辞作与诗作。在张炜看来，它们有永恒的魅力。

这或许就是文学的伟大之处，任凭时光流转，但它依然光芒璀璨。创作伟大的文学大概是很多作家的追求，但张炜却有他的理解——“伟大的文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味地追求也不一定得到或抵达。伟大的文学往往不是离得太近而能够看得清的，因为它需要时间的考验和检验。作品在当时读者中的影响大小并不是、而且往往不是最重要的考察标准，最重要的标准，还是具有超越性的审美能力的个体判断，是经过较长时间之后，更多人与这些判断所达成的共识。”

作者：江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