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莫里森逝世｜她不仅是诺贝尔奖得主（更是黑人民间文化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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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8月5日晚，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在纽约去世，享年88岁。
▲托尼·莫里森
托尼·莫里森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首位获得此殊荣的非裔美国作家。她的代表作包括《所罗门之歌》《宠儿》《上帝救救孩子》等，她是公认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黑人民间文化的继承者
——谈托妮·莫里森的小说艺术
文 | 王家湘
瑞典文学院宣布，将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与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她是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开始颁发以来第八位获此荣誉的女性，也是得过此奖的共十位美国作家中第一位黑人。当代黑人女作家在美国文坛上是一支十分引人注目的力量，自美国民权运动特别是女权运动以来，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黑人女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如波勒·马歇尔（Paule Marshall）、玛雅·安奇洛（Maya Angelou）、托尼·凯特·本芭拉（Toni Cade Bambara）、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艾丽丝·奇尔德瑞斯（Alice Childress）、盖尔·琼斯（Gayl Jones）、澳德·洛德（Audre Lorde）、索妮亚·桑切斯（Sonia Sanchez）、尼基.乔万尼（Nikki Giovanni）、格洛拉·内勒（Gloria Naylor）等。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从既是黑人又是女子的双重边缘状态下走上美国文坛，为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争得了说出心声的权利，创造出了一个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黑人女性文学。莫里森的获奖不仅是莫里森本人的殊荣，也是世界对以她为代表的黑人女性文学所取得的杰出成就的首肯。
莫里森是位对待创作极为认真严肃的作家。她重视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也重视如何以高超的艺术技巧使小说发挥这个作用。在“根性：作为根基之祖先”（Rootedness：The Ancestor as Foundation）一文中，她指出，
“小说应该是美的、有力的，但同时也应发挥作用。小说应有启迪性，应能开启一扇门、指出一条路。小说中应反映出矛盾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并进而强调“作品必须具有政治意义，作品的力量必须在此。在当今文艺评论界中，政治是个贬义词：如果作品中有了政治、就玷污了作品；我认为，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政治，就玷污了作品。”
▲托尼·莫里森作品《宠儿》
莫里森之所以如此重视作品的政治以及社会意义、作品的启迪性，这和她的出身有很大关系。她于大萧条的1931年出生在俄亥俄州钢铁工业城市洛雷恩的一个贫困的黑人家庭中，12岁起就开始打工挣钱帮助养家，同时她还顽强地坚持学习。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进入霍华德大学，继而又深造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做了大学教师。她虽然离开了故乡，却始终不忘黑人社区，不忘普通黑人群众的苦难。她说自己在观察世界、描写世界时，这个世界永远是个黑人世界；在提笔创作时，笔底涌现的是黑人的村镇、社区和黑人的生存境遇。她利用小说这个形式，因为她想到，在黑人大规模脱离土地流入大城市后，传统文化失去了民间口头传说这一载体，“我们在家里不再听得见那些故事了，父母不再和孩子们坐在一起，给他们讲述过去我们听到的那些传统的民间神话故事和传说”。莫里森认为，正因为如此，小说成了继承传布黑人民间文化传统的有力工具。她对黑人文学的界定也反映了这一思想。她说黑人文学不只是黑人写的作品、或有关黑人的作品、或使用了黑人喜用的词语的作品，它还应是同时包含了黑人民族与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成份的文学。
▲托尼·莫里森作品《所罗门之歌》
瑞典文学院的授奖决定中称赞莫里森“在她的以具有丰富想像力和充满诗意为特征的小说中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现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我认为这“极为重要的方面”指的就是美国黑人的生存境遇，以及在逆境中生存而仍不屈不挠地维护自己文化传统的尊严和独立存在的自我。这也正是莫里森要反映的政治意义。她所创作的六部小说反映了黑人在美国社会中，在他们各自生活的环境及集体中，在被种族歧视扭曲了的价值的影响下，对自己生存价值及意义的探索，莫里森通过人物的命运表明，黑人只有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才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莫里森在追求作品的社会意义的同时，还十分注意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对她来说，作家的责任就是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既有鲜明的政治性，又有无与伦比的美，做到了这一点才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莫里森的艺术成就之一是她在小说中成功地吸收和发扬了黑人文化传统中独特的魅力，把从黑奴时代起就开始流传的民间口头文学的传统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她要求自己的作品要利于朗读，要具有黑人传教士布道或黑人音乐那种震憾人心的力量，要留给读者参与的天地，不仅要打动读者，而且要他们和人物一起去哭、去笑、去思考、去变革，和作者一起进入叙述程序，去填补作者蓄意留下的叙述空白。莫里森不在人物外形的描写上多费笔墨，在写对话时也很少去形容说话人的口气声调，她希望读者在自己的想象中去完成人物的外貌，从故事行文中体会交谈者的心境和状态，听到他们说话时的声调和语气，体会到寓于其中的感情色彩。
▲根据莫里森小说《宠儿》改编的电影《真爱》的海报
莫里森还善于利用群体背景话语，这和黑人口头文化的广泛流传也是分不开的。在黑人长期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的岁月里，知识的传布主要依靠口头媒介，一人讲，众人听，并且加入议论、插话，在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中丰富扩展。参加过黑人礼拜仪式的人都惊奇于他们与众不同的参与性，在教师布道时，完全不像白人那样无声地静听，而是或大声感叹、或高声赞同、或插话，最后便是众人同时高声倾诉，哭的、叫的，感情充分地抒发出来。读莫里森的作品时总能清楚地感到这种存在于主话语之外但又和主话语相互作用的群体背景话语的存在。小说中人物生活于其中的群体对主人公的言论行动进行着各式各样的评论、施加着各式各样的影响，这种背景话语拓宽了小说的空间、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增加了读者观察的视角。如《最蓝的眼睛》中，基本叙述是以第三人称进行的，这是描写黑人小姑娘毕可拉的悲剧的主话语。但在小说四个部份各自的第一章中，莫里森使用了毕可拉的女友克罗地亚作第一人称叙述，以回忆的方式讲述了她和姐姐听到、看到、经历到的有关毕可拉的故事。小城中各种人物对毕可拉命运的各种评论以及他们的不同身世遭遇通过尚未充分认识人事的克罗地亚的似懂非懂的叙述交织成了小城的群体话语，读者从这群体话语的背景中意识到毕可拉的毁灭绝非个人的悲剧，而是历史造成的整个种族悲剧的一部份。又如《苏拉》中，俄亥俄州梅达林城一个叫“谷底”的黑人区，宛如一个无所不在的人物，读者处处都能感到它的巨大影响。这片处于小山坡上的黑人区竟然被白人强行称作“谷底”，而谷底也以其颠倒了的价值对主人公苏拉和女友内尔进行着挑剔、审视、评价，以自己敌意、冷漠、封闭的群体话语孤立了苏拉，也窒息了内尔的热情与活力。小说结束时谷底已不复存在，它在白人世界的开发规划中解体消失。谷底是莫里森作品中唯一的一个没有生命力并最终消亡了的群体。发展到《所罗门之歌》，尽管主人公麦肯的姓“戴德”意为死亡（源于白人登记官把应登在“父亲”栏下的“死亡”错写在了“姓名”栏下）及戴德住的医生街因得不到白人当局的承认而成了“不是医生街”，也就是说，和“谷底”一样，也是被颠倒了的存在，但因为在《所罗门之歌》里存在着强烈的寻根意向的群体背景话语，指引着麦肯找到了自己祖先的故乡，了解了自己家庭的历史，使群体获得了希望与生命力。这种群体背景话语在莫里森作品中最大的作用莫过于使读者看清美国黑人的悲剧不是性格悲剧而是历史悲剧。大概这也是为什么黑人更需要教堂中的高声宣泄而不是独自的忏悔。
▲根据莫里森小说《宠儿》改编的电影《真爱》的剧照
莫里森作品的又一特点是它的魔幻色彩，她认为黑人既现实又富于幻想，很能够接受超自然的魔幻力量。这一点和美国黑人的历史也是分不开的。生活在蓄奴制下的黑人，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渴望，但现实的残酷使他们寄希望于冥冥中的神秘力量，如在黑人民间广泛流传的巫术。一些在别人看来怪异难信的事在黑人民间传说中视作当然，为人们所接受。莫里森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但她却能使读者把疑问置于一旁，被故事本身的魅力所吸引，悟出怪异现象的寓意。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宝贝儿》（《宠儿》）中那在蓝石路124号作祟的两岁的宝贝儿的鬼魂了。这个小女孩因为母亲塞斯不愿她落入奴隶主之手而杀死了她，但她阴魂不散，总在母亲家里出没。后来，一个女孩子从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来到塞斯家中，塞斯立刻认为这是长大了的宝贝儿回来了，而这个女孩子的言谈也真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宝贝儿。从理性上分析，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情节，但恐怕没有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会去纠缠到底有没有鬼，他们会被莫里森惊心动魄的故事和无与伦比的叙述所吸引，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非理性的情节，并超越魔幻性而获得对现实的深一步了解。《宝贝儿》从第一页起就闹鬼，吓跑了宝贝儿的两个哥哥。塞斯提出搬家，然而奶奶回答说：
那有什么用？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所房子不是直顶到房梁全都塞满了死去的黑人的悲苦……你够幸运的了，还有三个儿女活着，三个扯着你的裙子，只有一个在另一个世界里闹腾。知足吧，我有过八个孩子，个个都走了，四个被抓走，四个被追捕。我看他们全都在什么人的房子里闹鬼呢。
奶奶的一席话诉出了黑人的苦难，也把人们头脑中的怀疑赶到了九霄云外。莫里森作品中常常出现老人的形象，她们往往是民族传统的体现者，作者称之为“祖先的存在”，认为这能反映出作家的历史感。她说“我的作品就是要说明，（保持与祖先传统的联系）正是我们的任务。一个人要是扼杀了祖先，也就是扼杀了自己。我想指出这样做的危险性，那些完全依赖自己不去自觉地与历史传统接触的人不见得一定有好下场”。这些老人不仅是长者，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力量，他们以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和朴素的价值观念面对生活中的艰辛，保护和指引其它人物，用黑人代代相传的智慧的结晶守护着他们苦难的儿孙。《苏拉》中的伊娃就是这样的一位老人。她婚后五年丈夫就不告而别，留下三个幼儿，不到两美元的现金、五个鸡旦、三个甜菜头。但她并未向命运低头，她把自己的一条腿塞在火车轮下，用得到的赔偿盖起一所房子出租，养大了子女。她承受着生活给与一个黑人、特别是一个女人的一切不公正的对待，不屈不挠地活了下来。丈夫的懦弱使她终生痛恨在生活面前屈服的人，她的这种态度对苏拉的性格形成和人生抉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所罗门之歌》的派莱特身上，更集中体现了一个继承、保护黑人文化传统的老人的形象，甚至还赋予了她几分神秘的色彩。她没有肚脐，会施巫术魔法，左耳上吊着的一只铜制匣式耳坠里装着一张写有自己姓名的纸条，住房里挂着一个沉甸甸的绿色油布包。她十岁时和哥哥躲在一个山洞里，当哥哥一心想着如何把在被杀死的白人老头身下发现的黄金弄走时，派莱特却听见了死去父亲的呼叫、看见了他离山洞而去的身影。不仅如此，父亲的幽灵不但总是在她耳边提醒她唱所罗门之歌，而且三年后又敦促她回到山洞去收拾白人老头的尸骨。麦肯就是从这个完全生活在物质追求之外，只注重人本身的价值的姑姑嘴里第一次听到了所罗门之歌，又在故乡黑人小村儿童嘴里听到这熟悉的歌词后，逐渐追寻出自己家庭的历史，了解了祖先所罗门“飞”离奴隶命运的经过。在派莱特的影响下，麦肯逐渐和黑人的文化传统认同。
莫里森的作品植根于黑人文化传统，同时，在创作技巧上又广泛运用现代手法。如她十分讲究叙述角度的运用。有时分别用第一和第三人称叙述一部作品的不同篇章，有时又在同一章节中自由变化叙述角度，有时利用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做叙述者，有时又以每个人物的内心独白为基础，以第三人称叙述将其联结为一个整体，如《爵士乐》的叙述结构。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叙述者在书中不断地改变着身份、口气、心态、情绪，他时而像作者，时而又像个无所不知的第三者，裹在一层神秘的色彩之中。象征也是莫里森喜欢用的手法，读她第一部作品《最蓝的眼睛》的第一页，三段不同排列方式的同样的文字，其象征寓意就给人无穷的回味。
第一段按规范的结构排列，展示了一幅美国中产阶级的“美满家庭”图，漂亮的房子，爸爸、妈妈、狄克、珍妮，十分幸福。这是流行的识字课本中的一课，向儿童展示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接下去同样是这段文字，只是没有了大小写和标点符号；而再一次重复时连词与词之间的间隔也取消了。
毕可拉的悲剧的根源是占主导地位的白人价值观念所造成的黑人价值观念的混乱和颠倒。《最蓝的眼睛》表现的就是白人文化从政治上及文化上对黑人传统价值观念的肢解。而防止悲剧的重演就需要在黑人群体中解构白人的价值观念，使自己的民族传统得以保持。莫里森在小说正文开始前把象征白人价值观念的启蒙读物从文字上彻底解构，使这个主流话语完全丧失意义，它所指的价值观自然也就随之被解构了。这正是莫里森象征手法运用的奥妙之处。
莫里森将黑人特有的传统表达方式和精湛的叙事技巧相结合，使紧扣美国黑人历史和现实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喜爱。所以瑞典文学院在授奖决定中称赞说：“人们喜欢她无与伦比的叙事技巧。她在每本书里都使用不同的写作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来源 | 《文艺报》1994年1月15日 6版
编辑 | 王雅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