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之文与其他学说相比较和学习
先秦道家讲阴阳，但较少论及五行;注重法制，而反对严刑苛法;言及军事基地和战争，则更多地反对战争，主张和平。《文子》虽然受到战国多种学派的影响，而以融合道、儒两家为主。所谓受影响，不一定都是积极的、正面的，而负面的、反对的也是一种影响。
《文子》言法
道家的思想文化中通常包含丰富的法治思想，即历史上常说的黄老刑名之学。以黄帝和老子为祖师的道家主张无为而治的政治，倡导上无为而下有为，统治者无为而民众有为。然而社会秩序靠什么来维持呢?
一方面靠人们的道德品质的日益提高，另一方面则靠法律和刑法。何以称刑名?因上古法制设大理、大士以维护法律的公正、公平，大理和大士为民众辩护则依据法律的条文，即名。
相传春秋后期的郑国出现了一位专以刑名为民众辩护的著名律师邓析，同时也专与官府作对，以至于被杀。至战国后期至西汉，黄老刑名之学盛行，汉高祖至景帝，就是靠施行黄老刑名之学治理天下的。今人己经很难分清文子接受战国时期法、术、势哪一家的思想更多一些，《文子》中的法律思想主要也是继承道家的想法。
文子所讲的法，有时是指法度、规则。《上义》曰:“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为检式，故禁胜于身，即令行于民。人法者，天下之准绳也，人主之度量也。悬而未决法也，法不法也。法定之后，中绳者赏，缺绳者诛，虽尊贵者不轻其赏，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必诛;中度者，虽不肖无罪。是故公道而行，私欲塞也。
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民态也;其立君也，所以司使不得专行也;法度道术所以禁君，使无得横断也。”此处所谓的“人法者，天下大事之准绳，人主之度量也”，是指法度，并非单指刑法。《自然》说:“故圣人立法，以导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无德，死者无怨。”所言之法也当指法度。
《上仁》曰:“治之本，仁义也，其末法度也。……法之生也以辅义，生法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这两条资料都在论说法度的，一说为准绳;一说仁义为本而法度为末。文子陷入矛盾之中。若他能惊呼法律为最高准则，那就好了。
文子也曾探讨过法的起源以及何为最高准绳的问题。《九守·守法》曰:“上圣法天，其次尚贤，其下任臣”;“法天者治”;《九守·守弱》说:“是以圣人法天，弗为而成，弗执而得，与人同情而异道，故能长久。”
此处所云法天，系指道法自然之意，即广大无边、清静无为。可是“法天”一词采用自墨家。若立法，文子亦当主张法天。文子反对峻法苛刑、主张法省不烦。《道原》曰:“人法刻刑诛者，非帝王之业也;纂策繁用者，非致远之御也。好憎繁多，祸乃相随。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诛非所为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则细;能守即固，为即败。”
《精诚》曰:“养民以公，威厉不诫，法省不烦，教化如神，法宽开缓，图圈空虚，天下一俗，莫怀奸心，此圣人之恩也。”又说:“悬法设赏而不能移风易俗者，诚心不抱也。故听其音则知其风，观其乐即知其俗，见其俗即知化。人抱真效诚者，感动天地，神逾方外，令行禁止，诚通其道而达其意，虽无一言，天下万民、禽兽、鬼神与之变化莫测。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为非，其下赏善罚暴。”
《道德》曰:“法烦刑峻即民生诈，上多事则下多态。求多即得寡，禁多即胜少。……人主好仁，即无功者赏，有罪者释;好刑，即有功者废，无罪者及。无好憎者，诛而无怨，施而不德，放准循绳，身无与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载。合而和之，君也;别而诛之，法也。民以受诛无所怨憾，谓之道德。”
《自然》曰:“圣人立法，以导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无德，死者无怨。”苛政猛于虎，峻法亦猛于虎，这是儒家思想，儒家礼法并重而偏重于礼治。文子在论述法治社会时，显然偏向儒家。不过，他站在道家的立场上，始终认为道、道德是治世的最高理想。而刑法为末，尤其是要反对严法苛刑，无疑是有人道精神的。
《文子》言阴阳五行顺秋
阴阳五行家的著作己经不传于世，我们很难说清楚它的情况。不过，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说:“人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艺文志》则说:“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根据两者的简要说明，大体上可以理解为:阴阳五行家以天文、历法、四时等自然现象告诫人们要敬畏上天鬼神，要顺应四时节气。
人体的五脏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天为阳地为阴，人体亦有阴阳。并以此解释自然灾害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造成天人感应之说，使人们敬畏上天鬼神，行为有所禁忌。根据这些基本情况，就有理由认为上文论民本思想中，文子对人的自然属性的阐述，实为阴阳五行家的学说。《文子》中有一些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的言论。
阴阳五行与社会政治。《道原》曰:“无形者，一之谓也，一者，无心合于天下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于无，实生于虚。
音之数不过五，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之数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色之数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文中之“一”当指无形的自然规律，即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类总结出来的五音、五味和五色都是从无生出来。这当是揉合道家和阴阳家学说而成的一段论述。
先秦社会通常把音乐、色彩、食物视为礼仪的一部分。《精诚》说:“人所谓大丈人者，内强而外明，内强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无不覆载，日月无不照明。大人以善示人，不变其故，不易其常，天下听令，如草从风。政失于春，岁星盈缩，不居于常;政失于夏，荧惑逆行;政失于秋，太白不当，出入无常;政失于冬，辰星不效其乡。四时失政，镇星摇荡，日月见滴，五星悖乱彗星出。
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时，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国家宁康。”《自然》曰:“人教道者，逆于德，害于物，故阴阳四时，金木水火土，同道异理，万物同情而异形。”很明显，《文子》中的阴阳五行观把社会政治和国家康宁搓揉到一起来论述了。还有把阴阳五行与人体器官、精神思虑搓揉在一起。
《道原》说:“人喜怒者道之邪也，忧悲者德之失也，耳目聪明，筋骨劲强，疏达而不悖，坚强而不匾，无所太过，无所不逮。”上文论民本思想中提到的对人的自然属性的阐述，实为《文子》中一段精彩的阴阳五行家学说。
《文子》写出了与汉代“天人感应”说最接近的论述文字。如《精诚》曰:“故精诚内形，气动于天，景星见，黄龙下，凤凰至，醒泉出，嘉谷生，河不满溢，出诸己，能以神化者也。”“天人感应”的词汇，在先秦著作中不见踪影，实际上是现代学者根据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的论述归纳出来的，如此书有篇目《人副天数》、《同类相动》等。《同类相动》有“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阳相索者”数语。而《文子》此处“天之与人，有以相通”是最为接近于“天人感应”一词语意的。可见，西汉的天人感应思想当起源于战国时代的《文子》。
《文子》言兵
中国最早的兵家著作当为春秋后期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文子》受兵家思想影响，主要是指书中多处论兵，言及战争的胜负问题，却没有提及具体战术。总的看来，文子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文子将兵分成五类，显示出其战略思想。《道德》曰:“用兵有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有贪兵;有骄兵。
欲人财货谓之贪，骄兵灭。此天道也。”他对五种兵的定义，以及胜负的论断对后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他说“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却不必然，如秦国兼并战争，可谓贪兵，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兵之胜败在于政和义，欲取胜，先弱人之国，而后战。《上义》说:“地广民众，主贤将良，国富兵强，约束信，明苛政之变，皆在于政。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决轻重之权，此上义之道也。”
战争是政治的延展，单纯的军事行动大体上是不存在的，故政胜即兵胜，败即兵败，是有道理的。义兵能胜，可谓真理。《下德》说:“善用兵者，会采用计谋，使敌人实力变弱之后再出兵讨伐，因此这样才会让我方这边的战士不用牺牲更多耗费更多的物资就可以取得成功。
所以很多集大成的国家，从上到下，从君主到百姓都是十分聪慧的，而那些不怎么富强的国家，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太喜欢征战，而不顾百姓生活。真正优秀的兵是在没有战斗之前就已经胜利了，那些失败的都是在没有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就直接开战，这就是不正确的道路。”好一个“先弱敌而后战”!堪称大谋略。
在冷兵器时代，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所以道家认为为不祥之器，而非行政治国的宝器，文子同样是反对战争的。《道德》曰:“战而数胜者，则国必亡。战则民罢，数胜则主骄，这样不恰当的行为用以治理国家和百姓，这个国家就算不被灭亡也不会发展到那里去。
君主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而凡事都是物极必反的，如果百姓生活的不如意，一旦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有怨恨，怨恨一旦多了就会有造反行为，以谋求出路，这样从上到下的行为，没有灭亡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上仁》“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己而用之。杀伤人，胜而不美。故曰:死地，到处都是长刺的植物生长，来表达悲伤之情和哭泣的表现，以丧礼形式来居住。这就是君主只是单纯注重道德，而不实践，不发展国家导致的结果。”《文子·上礼》“举兵为难，名声苟盛，兼国有地，伏尸数十万;老弱饥寒而死者，不可胜计。”
《下德》:“人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乱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乱，逆之至也。”以上所述反对战争的理由毋须赘述，即使战而数胜也会导致国家的灭亡，因为胜利容易使得主骄民疲，所以文子提倡仁爱，反对战争。战争就是杀人，不仅将士伏尸数十万，会造成荒年，还会导致更多的老弱者饥寒而死，故须反对战争。这些都是文子对于战争和军队、用兵的态度和想法。
以上简单介绍了《文子》论道的特点，除了勇于为道下定义、企图勾勒道的形象以外，他还指出人可以体道、可以行道，道的功能是法力无边的，就像鬼神、神灵那样，能够洞察天地世事一切至细至微之事，唯圣人、真人、至人能达到这一高度。当然《文子》最大的特点是搓揉了儒家、法家、阴阳五行家、兵家等学说，而以融会道儒为主。
《文子》之文
先秦道家文献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如《老子》五千言是用韵文写成的哲理诗，《庄子》的散文价值则更高。一般的中国文学史或研究庄子文学价值的专文都注意到它含义深邃的寓言以及态肆汪洋的散文写作，偶或提及庄子比喻手法的高明，而较少关注《庄子》中的韵文写作。
《文子》是继《庄子》而起的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的先秦文献，在写作方法上以继承《老子》韵文为主，也学习《庄子》韵散文结合的写作方法。《文子》行文中时常有散文和赋作结合的情况，句子精炼整齐，写出不少，并由徘句演变成对联。有的段落一句紧接一句，句句连环相扣，因此有不少连环句写成的段落，还有像绕口令一样的连珠句子。可以说《文子》将语言艺术推向了另一个高度，并对后世道家文献和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文子》比之于《庄子》，没有寓言寓意，没有故事描绘，也缺乏较高艺术技巧的对话。文子行文，大都是散句加徘句，或加连珠式段落，或加小型赋，或加韵文段落而构成。文子自称是老子的弟子，其韵文的写作系继承《老子》而为之。还有如第一章所分析的那样，《文子》实际上受《庄子》的影响甚深，其遣词造句方面也多效仿《庄子》。
韵文，本文第二章论文子勇于释道，己经举了《道原》中一长段韵文。兹再举数例。比如《精诚》，文中德、革、得押韵，疏、虚为韵，近、镜、迎为韵，藏、伤为韵，中、宗、通、用为韵味。其中“近之即疏”之“疏”，本可用远，文子显然为了押韵而用疏字。而近字在跳开三句后与镜、迎相押。
可见文子在写作时是注意到用韵的，而非偶然为之。在此节短短的百字中，却有三处见于《庄子》:“圣人若镜，不将不迎”出《应帝王》;“大通”见于《大宗师》、《秋水》;“此假不用，能成其用”系据《知北游》“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长得其用”改。
可见文子效仿《庄子》的行文用典，是有根据的。再比如《道德》:不足百字一节中用了两组韵:根、门、生、成、身、人、真;宁、形、邻、情、信。这些韵尾字，根据先秦协韵法，是可以通押的。
再看《符言》:以穷、宗、雄为韵，双字两现，也是朗朗上口。《庄子》也时有韵文段落，比如在《逍遥游》里有一段富有诗意的韵文:这段行文中的树、榕、矩、途、顾、去、者、下、署、鼠、树、野、下、者、苦，全用了鱼部韵字，读起来一气灌下，酣畅淋漓。《文子》在散文中夹杂韵文段落，是他学习老子、庄子的行文法之后的成功实践。
辞赋，用辞赋的文学形式阐发哲学思想，己见于《老子》，如“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忽兮恍兮。恍兮惚兮”等，除了这些类似辞赋的句子，还见整段的辞赋，如第巧章:“豫焉若冬涉川。”而《文子》中采用了以短篇辞作加之于散文中的行文方式，这可以认为是文子的新创造。
比如《文子·道原》写道:虽然简短，却确确实实是一篇赋作，透露出文子学习《老子》写作法的痕迹。再看《微明》，此节文字用排比句铺陈，用类似于《庄子》的危言，应该是根据《庄子·知北游》中无穷、无为、无始、泰清四人的对话改写而成。铺陈是辞赋写作的基本方法，而且这段文字也采用押韵的方法，故可以视为辞赋，是一种散文化的辞赋。这种辞赋的写法也见于屈原的弟子唐勒所作的《驭赋》，以驾御车辆比喻治理天下的赋作，都属于此种散赋体裁的辞赋。再看《上仁》，这篇辞赋中从“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至“广兮其若谷”七句，系改写自《老子》第巧章。
老子歌颂的是得道之士的士容，文子改成了歌颂天下有容者。而文子的创造在于用辞赋的形式诊释这首赋作，然后对自己的诊释再进行诊释，最后与“道”连接，一环紧扣一环，章法严密，密不透风。释道的几句以先、坚、全、鲜、贤为韵。令人读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明白晓畅。这种诊释性、说理性的散文辞赋写到这里，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三、妙语连珠
徘句(徘赋)，本文对于徘句的定义是连续三个对偶句以上组成的段落，或可视为徘赋。古代辞赋发展到魏晋，才出现以对偶句为主的作品，十分讲究音节和练词。而战国时代的《文子》中出现较多此类段落，可以认为是魏晋徘赋的萌芽。实际上此类徘句己见于《庄子》，如《大宗师》这一节文字可以看作是徘赋的先声。
所以徘句虽不是文子的新创，但《文子》中也写得很精彩，令人瞩目，如以下三例。《文子》中此类连珠妙语甚多，几乎每篇都有。可见《文子》作者在写作时是用尽心机的，尽量把句子写得简练、通畅、明白、有文彩，让深奥的道家思想演化平易而精彩的段落，使读者易记忆、易背诵，其目的是让道家观念深入人心，而其效果确实让人易于铭记脑海。
对偶句(对联)，中国文学中有民众喜闻乐见的对联。清朝学者梁章铂的《楹联丛话》认为，将对仗的俪句写成两联纸粘于楹柱以起到装饰效果，这一风俗可能形成于五代十国，而对偶句的出现则早在战国时期。《庄子·骄拇》就有“弱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玩，出乎形哉，而侈于性。”
战国后期的《文子》中颇多对偶句的精彩描写，如下所引。以上这些例句，足以说明《文子》中的对偶句写作己经运用纯熟，精炼优美，将其视为后出的对联雏形是完全可以的。
连珠句式，连珠式句式系一句紧接一句，接连不断，一气呵成。比如《庄子·齐物论》，描写大树的各种洞穴为一串连贯句式，描写风吹洞巅声响又是一串连珠句式，这样的连贯不断下笔，就是典型的连珠句式。《文子》中类似此类的描写很多，兹举数例。例出《精诚》、《九守》、《九守·守真》、《下德》，这四例的形容描写，乃至推理论述，皆写得连贯流畅，一气而下，有着气势酣畅、淋漓尽致的艺术感染效果。
结语
以上通过对《文子》文学性的分析，发现《文子》极具特色的韵文、辞赋、徘句、对偶句、连珠句等行文法，其实大都是继承了老、庄的创作方法。当然在继承的基础上，还是显示出了《文子》的自身特色。众所周知，《老子》是用哲理诗写成的道家经典，《庄子》是用寓言、重言、危言写成的道家经典，而《文子》则是在其后，以散韵相杂，或加辞赋、徘句、对偶句、连珠句写成的。因此可以说《文子》是继《老子》、《庄子》之后的另一部自具特色的道家经典著作。
像《老子》这样精妙的哲理诗，鲜有后继者;像《庄子》那样汪洋态肆的哲学著作，后来也成绝唱。只有像《文子》这样写法的道家著作，还有像《淮南子》、《抱扑子》等后来者，流传日广。至唐代尊《文子》为《通玄真经》，《文子》的地位被推至最高峰，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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