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鸿兵：中国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首先需要思想的中西合璧）

■ 文 | 宋鸿兵

大家好，本期核心课程我们继续讲《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第二讲：《解释篇》。

这个系列中我们会讲解亚里士多德的全部六卷逻辑学著作。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大的篇幅和精力来专门讲解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呢？要理解这一点需要知道演绎逻辑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演绎逻辑是西方文明最精髓的精神之源，它孕育了民主思想，激发了科学精神，奠定了法治传统。在中世纪的至暗时刻，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学被重新发现，与罗马法的研究热潮相呼应，催生了意大利的城邦共和国，由此掀起了商业革命与文艺复兴，之后的理性主义、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相继崛起。可以说逻辑学引导了西方所有重要的思想大潮。

彻底消化和吸收演绎逻辑的精华，并实践于中国社会，这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先决条件。由于演绎逻辑在我们的学习和研究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这个系列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深入理解其他课程的基础，是每个人都应该熟练掌握的。

在这一讲《解释篇》中，我们的重点是阐述“命题”的分类与关系。什么是命题？

命题必须是一个断定的语句，即“那些自身或者是真实或者是虚假的句子”。

命题首先是一个句子。亚里士多德的思路是：语言是内心经验的符号，内心经验是严密理性与强烈情绪的混合物，必须对语言进行提炼才能萃取出理性成分，才能获得语言的结晶--命题。

命题的成分包括：名词（与时间无关）、动词（与时间有关）或动词的时态。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没有动词时态就根本无法形成命题。

我认为西方拼音文字的这种特点，是其逻辑学发育得比较强大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汉字文化要发展演绎逻辑的困境所在。汉字的动词是对一个行为的高度抽象，我们的祖先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不愿发明16个新字来表达同一行为。但简洁的代价是付出了对行为发生时间和状态的精确性描述的能力。

我们的思维受制于语言和文字，久而久之，逐渐丧失了描述“他应该在此时已经正在射出一支箭”的习惯和兴趣。在拼音文字中，一个本是合理的命题，在汉字中却难以正确加以表达。

拼音文字天然具有顺序性和组合性，创制新字的成本较低，人们习惯于按照某种秩序来思考问题，拆解和组合词义也比较方便，从而逐渐形成了强大的解析和分类的思维结构。

说完了命题的成分，接着我们就要讲命题的核心：梳理类的关系。基本分为三类：包含、部分包含、互斥。

然后我们要看四类直言命题：全称肯定（A命题）、全称否定（E命题）、特称肯定（I命题）、特称否定（O命题）。

接着是本讲最烧脑的部分，我们要讲他们之间的四种关系：矛盾关系、反对关系、下反对关系、等差关系。

四个命题间的四种关系构成了“对当方阵”，这是《解释篇》核心成果的浓缩。这个部分大家觉得绕是正常的，亚里士多德也花了几十年才搞明白，原著中的阐述相当繁琐，经过数百年历代逻辑学家的精细雕琢，终于形成了古典演绎逻辑学中命题理论的完备体系。

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什么没有进化出演绎逻辑的体系？这是一个令人非常困扰的问题。汉字的局限性有可能是原因之一。

正是在范畴学和命题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才有可能提炼出“三段论”这一人类理性思维最璀璨的结晶。

东方的文艺复兴只有熟练掌握西方的演绎逻辑体系，才能结合中国独特的归纳逻辑特长，重构我们的思维结构，为人类文明贡献出更高层次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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