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 杜鲁门对高等教育的态度（直接让美国在学术界掌握话语权）

引言

1946年7月13日，哈里·杜鲁门总统设立了一个由28名成员组成的高等教育委员，主要负责“考察高等教育在我们民主中的作用以及探索发挥作用最大化的手段和方法”。

杜鲁门总统专门要求委员会特别关注“为所有有才能的年轻人提供扩大教育机会的方式和途径；充足的课程，尤其是在国际事务和社会理解领域；建立一系列中等技术学校的愿望；高等教育的财政体制，尤其是在物质设施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

明确这一责任在于直接探索《退伍军人适应法》的原则是否有可能超越一个密集的短期项目。对于从初等和中等学校逐层升学上来的整整一代美国公民来说，问题在于下一步底的政策是否应当通过一系列项目提升他们上大学的选择和负担能力。这种尝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标志着有史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专门在联邦层面上对高等教育议题进行调查。

依照传统，美国宪法第十条修正案依旧把高等教育这一主题保留给州和地方政府，但有趣的是宪法所秉承的理念，即高等教育是国家利益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包括其国际和社会角色以及在国防中的作用。尽管几乎所有委员会的报告都或多或少地屈从于妥协和泛泛而谈，但杜鲁门委员会报告避免了这一现象的出现并设法断然地提出了一些调查结果和相关建议，这些结论和建议将成为之后联邦有关经济资助和中学后教育长期发展政策的蓝图。

用1980-2000年的视野，这一报告读起来就是最终为大家所熟悉的一些项目汇编。比如，它预示了公立学校中会出现种族隔离的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最终以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宣告结束，即1954年的布朗诉堪萨斯州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它呈现出因收人和种族而导致高等教育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相关数据和评论。关于高等教育中基于收入和种族的歧视所带来的不公平和不正义的数据和注释。

报告章节中创新地对议员和机构改革者在社会公正的保护下共同制定的立法和项目的必然性进行了评论。当由基金会和其他团体开展的全国性讨论主要关注那些已经成立的学院和大学时，杜鲁门委员会报告关注的却是公立社区学院，因为它认为这种学院能够使中学后教育普遍化。报告中关于教育的提议是以这样的经济状况为基础而提出的，即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对中学后教育的投资比例较少。在总结部分报告详细规划了用于教育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投资和税收等内容。

这份报告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于它给联邦参与高等教育的建议走得太远太快了。虽然美国总统设立了这一委员会，但是并没有在委员会建议与总统或国会的立法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杜鲁门总统虽然是民主党但也是经济保守主义者，他不情愿由联邦政府对大规模的高等教育项目进行资助。

另外这份报告出台的时机也不对，因为当时国会和媒体对于杜鲁门，尤其是他的国际计划和国防政策不予支持并充满敌意。深陷财政危机中的杜鲁门不愿意花费政治资本来进一步加强联邦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因此简言之，虽然杜鲁门委员会报告这份有趣的政策计划已经整装待发，但却无路可走。因为它既没有先例可循也得不到总统的支持，所以难以拿到国会委员会上进行讨论。杜鲁门委员会报告饱受争议的一个观点是要求联邦干预州和地方政策，尤其是关于公共教育中强制种族隔离的相关立法。为了分析学院和大学中关于种族融合游说活动的进展，应该注意到这个时期正是杰克·鲁宾逊在棒球大联盟中打破“种族界限”的时刻－－这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在当时颇具争议性和分裂性。

考虑到当时美国组织（不论是棒球还是大学校园）中的种族关系状况，政治家确信在联邦层面委员会报告将会被搁置，这份报告的影响只有在十年到二十年之后，在约翰·肯尼迪总统的“新边疆”以及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民权计划措施中才得以彰显。虽然杜鲁门委员会报告把联邦政府带入一场关于高等教育的全国大讨论，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只是州政府、私人基金会、个别的学院和大学主动贯彻了委员会报告的各种建议。由委员会承担这个梦想家角色是不成熟且冒昧的，毕竟加州、伊利诺伊州、明尼苏达州和纽约州的州长、议员以及州立大学的校长们都已经在为中学后教育进行投资。

州政府已经努力使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有能力和机会来接受学院教育，至少在本州内是这样。同时，联邦教育政策这一观念遭到了全国私立学院以及大学校长和董事会的反对，使得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来保护他们机构的自治权和自决权。他们同样也关心杜鲁门委员会报告对私立学院与大学所施加的相对较弱的影响；因此这个报告似乎传达着一种不合逻辑的宿命论，即联邦的资金必须主要用于公立（州的）机构上。

由于基金会在各州启动了一些新计划和新项目，从而使得1950年前后的美国高等教育在没有国家政策指导的情况下表现出一种全国性的趋势。正如保拉·法斯发现的那样，在这一时代少数族裔在军队中比在公共学校系统中能获得更多的读写能力和教育机会。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军队也是在没有实现种族融合的情况下提供这些教育机会的。联邦政府作为研究赞助人：“大科学”就是“最佳科学”与杜鲁门委员会报告对大众高等教育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二战”后联邦政策的考虑主要集中在科学中精英式的高级研究和科学发展前景。提倡走这条线是万尼瓦尔·布什的1945年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中所做的宣告。

布什是来自马萨诸塞的物理学家和电器工程师，曾担任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主持了联邦政府的研究与发展办公室。鉴于他成功地用理论科学来解决战时问题，所以他成为拓展战后已经中断的联邦支持研究的恰当人选。布什的观点从历史与情感两个维度进行阐述。当时公众普遍哀叹美国已经失去了当年边疆和西进运动中的开拓精神，而布什论证说这种开拓精神应当从地理意义上转移出来，进而关注一种全国性的科学探究。科学是恰当且无尽的前沿。为此，布什建议创建一个永久性的资金充裕的联邦机构（这个机构成为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原型）。

布什及其同事强调的基本原则是这样的联邦项目在本质上并非平等主义。“大科学”才是“最佳科学”标语意味者一个竞争性的赠款系统将为提交项目规划并被同行评议选出来的大学科学家提供赠款，供其方联邦项目。这一赠款系统与19世纪未联邦政府的实践形成鲜明对比那时联邦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建设自己的实验室、机构和研究设施，久而久之，联邦政府开始尝试这两种方法。布什所倡导的竞争性研究资助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们成为为少数强大而资金充裕的研究型大学提供永久性资助机制的源头。

这些项目和政策结构将会决定未来几十年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对于布什及其亲密的科学界同僚，比如哈佛大学校长和化学家詹姆斯·科南特来说，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一些学校在提升学校欠发达的项目使之达到标准方面无法保持耐心，因为成功解决高水平的科学问题才是获得研究资助的筹码。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一些项目将要或者应该交给相对较小部分的优秀学者和大学。

战时曼哈顿项目所召集的学者团队就起到了这种模范作用。“最佳科学”就是“大科学”这项政策恰当地将拥有优先权的才能和深奥难题结合在一起。不像1947年的杜鲁门委员会报告，布什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对联邦政策和项目产生了立竿见影且持久的影响。本质上，联邦政府成为了研究赞助人和订约人，这不仅通过创建于1950年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日益发展的国家卫生基金会，而且通过各部门和高校开展的研究和发展创新计划来实现。

国防、能源、农业、交通和卫生部越来越多地向学术专家提出竞争某些专门研究项目的要求。使布什和学院科学家这样的倡导者困扰的是，新形式的研究支持更偏好于应用性项目以及与军事相关的联邦机构所追求的即时效益。怎么使联邦为纯科学持续提供资金资助仍然是很大的问题。大学如何对这一新的外部环境做出回应？包括斯坦福、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约翰·霍普金斯以及伯克利加州大学在内的一些大学仍继续为日益增多的新联邦赠款项目而竞争。

另外，国防部或原子能委员会在为联邦研究寻找永久性校园场所时发现这几个强大的应用科学机构是非常合适的选择。位于加州理工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和麻省理工的电子实验室就是这种选择的例证。就斯坦福和麻省理工而言，它们以前的大部分经验就是持续不断地寻求与私人企业签订合同。

斯坦福大学非常乐意转向联邦赠款的平台，因为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同行评议机构实际上比那些来自工业界的非常专门而又实用的合同更了解大学科学家的偏好和工作风格。加州大学在伯克利的旗舰校区率先在应用科学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这将可以为联邦项目迅速输送各种设备和人才，尤其是在物理学和生物学方面。

随着“二战”以后联邦研究资金的注人，大学内部单位中发生变化最大的是医学院。尽管自20世纪初开始，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等一些改革者就主张医学需要与生物科学的高深学问联系起来，但仅有个别大学采纳了这一提议且成效卓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为融合学术与专业工作的引领者，但这种做法只是个例外，几乎没有其他机构能效仿这一模式。

大多数医学院都从“医学预科”，即生物专业中招收学生。这种联合方式的局限性在于尽管学生能够将本科生物课程与医学院的课程联系起来，但并不能保证医学院的教师能够接触到生物学家和其他自然科学家最新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随着国家卫生基金会提供越来越多的大额研究资助，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现在医学院日益把医学院教师的研究和著作引进它们的常规工作中来，用于对未来的医学博士进行临床教育。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医学院教师与研究人员中增设自然科学与物理科学领域的博士点。最终，跨学科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把学术部门与医学院联系起来。这一过程甚至导致了越来越深人的研究部门的发展，并让医学院自身也从中获益。

医学院先是从用人机构预付的医疗保健计划中受益，此后也从诸如医疗保险一类的联邦政府计划的增加中获利，这为大学附属医院提供了大量的补贴。到1960年，医学院及其所在的大学医学中心在众多资金充裕的研究机构中脱颖而出。哈佛大学的例子显示了这一新研究时代的某些复杂性。

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哈佛校长詹姆斯·科南特是在理论科学与联邦政府合作关系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然而哈佛的行政管理层与教师对联邦资助怀有一种复杂的情愫并关注其中潜在的冲突。哈佛是第一个对接受联邦研究资金是否危及学术探究的精神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院校，后来出现许多这样的院校争论。

结语

然而，最终哈佛与其他大学不得不面对事实，即一旦联邦政府的基金会和机构成了科学中的主要资助来源，对任何大学来说如果没有联邦研究的资助，想要保持在某一领域中一贯的领先地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一形势对整个学术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因为它意味着外部的联邦机构有权力改变校园管理和机构目标，包括学术自由的基本宗旨。这一次让大学校长们备感头痛的不是缺少资金，而是由新的资金及不平均分配所带来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