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记我人生中的四位恩师（万字好文 建议收藏）

文/秋韵

全文共12374字

六十多年了，每每想起几位恩师，总会控制不住地鼻子酸涩，眼中有泪。年代久远，有些恩师的模样已经模糊，但恩师们给予我的那份爱，却随着岁月的沉淀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厚重。

我出生在宁夏，两岁多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不得已带我投靠了酒泉的亲戚家。那年月，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一下子多了两张嘴，亲戚家的日子就更显紧张了。

虽然母亲靠给人当保姆赚取了微薄收入补贴亲戚家用，但日子长了，彼此间终究也难免摩擦。眼见亲戚已有微词，脸色越来越不好看，母亲便带我搬了出去，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土坯房子里租住了下来。

母亲每天依然早出晚归去雇主家干活儿，我就被锁在狭小昏暗的屋子里。常常是她走时我还没醒，她回来时，我已经睡着了。饿了，胡乱吃几口母亲给备下的饭菜，陪伴我的，只有父亲生前买给我的布娃娃、水晶球以及和平鸽胸针。

开始时，我又哭又闹，但无人理无人问，日子久了，便也麻木并习惯了这样的孤独无依。那时，每天最高兴的时光，就是邻居家刚上小学的小姐姐放学回来的那一刻。

她会站在窗前与我搭几句话，教我认识她刚刚学会的几个简单的字。高兴的同时，我心里也非常向往，向往着有一天自己也能走进学校去读书识字。

五岁多的那年，母亲经人介绍，去一位幼儿园老师家里看护一个与我同龄、患有严重软骨病的女孩子。这位老师，就是我的第一位恩师刘老师。

当刘老师得知母亲家里还有个与她女儿差不多大的孩子锁在小屋子里时，她对母亲说：“我的孩子是不得已才被困在家里的，你女儿如果一直这样锁在家里，是会被毁掉的。”她建议母亲送我去幼儿园，说幼儿阶段是各种能力培养的关键时期，万万不可忽视。

见母亲面有难色，她说她会帮忙解决我家经济上的困难的。于是，在刘老师的帮助下，我进了她所在的师范附幼。

开始，我不在她的班里。已经在封闭环境中困了很久的我，怯懦，孤僻，不会与人交流玩耍。

第一节课时，老师拿来连环画和积木让我选择。书我在家附近的租书摊上见过也看过，花花绿绿的积木却是第一次见，我感觉很新奇，用手指了积木。老师留下积木，我却不敢把积木拿出来玩，整整一节课，我都没动它一下。第二节课开始，除了连环画外，我就再也没碰过其他玩具。

由于我极少说话，小朋友们不喜欢跟我玩，老师也不太喜欢我，我就越来越胆小，越来越孤僻。

我很小就知道家里穷，除了班上的玩具书本和画笔，我自己没有任何东西。看到有些小朋友带来红蓝铅笔和五颜六色的蜡笔，我非常羡慕，却不敢跟母亲去要。

有一次，一个小朋友把很短的一截红蓝铅笔丢进了垃圾桶。我几乎有半天一直看不下去连环画，眼睛时不时地看向垃圾桶，心里惦记着那一截铅笔。趁下课小朋友们都不注意的时候，我偷偷翻出那截铅笔装进了衣兜里。

到了下午，那位扔笔的小朋友忽然去翻垃圾桶，他是想再捡回那截铅笔。没翻到，他开始大哭，说有人偷了他的笔。老师边哄他，边大声问谁拿了小朋友的笔，几次问下来，有小朋友指着我说，“是她偷了。”

原来，中午睡觉的时候，那一截铅笔曾经溜出我的口袋，被小朋友看到了。我被指认了，磨磨蹭蹭掏出了笔，却不敢为自己辩解。从此，我觉得小朋友和老师看我的眼光，都好像不一样了。我看书或者自己玩的时候，还经常有小朋友故意捣乱。

后来的有一天，酒泉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雨，正在扩建教室的园区，很多地方都有了小水洼。

我从书包找出以前手工课上叠的小纸船，独自去水洼中放船，一小男孩跑过来抢我的船。我用手护着，他一把推倒我，跑了。我气得哭了，老师走过来凶我，“又哭又哭，你咋那么多事情！”

刘老师刚好路过看到，她蹲下来抚摸着我的头问咋了。那时候，我唯一说话不犯怵的人就是刘老师。我像见到亲人一样，向她告状，说有小朋友抢我的船还推倒我。我班里老师一脸不高兴地跟刘老师说：“这孩子，老实是老实，太爱哭了。”刘老师没接她的话，安抚我几句走了。

第二天早上入园，在大门口就见刘老师笑着迎过来，她牵着我的手，用很和蔼可亲的语气说：“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班里的小朋友了。”

从第一天到刘老师班上，我就开始和小朋友一起，每天下午听收音机里的《小喇叭》或者其他儿童节目了。那时候，收音机还是稀罕物，在刘老师这里，班里小朋友几乎都是第一次见到收音机——刘老师爱人是部队搞无线电的军人，我们听的收音机，就是他亲手组装的。

至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听过的很多故事，还都留有印象。后来，我的普通话不错，一要感谢刘老师，她是北京近郊人，普通话自然非常标准；二就要感谢那台收音机，它是我们班小朋友的第二任语言老师。

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刘老师拿来一个小布包。她高举着布包对我们说，这是她妈妈从老家寄过来的五香毛豆，是她小时候最喜欢的零食。她刚刚收到，就拿过来给我们品尝了。她说，她要让我们和她一起，品尝家乡的味道，体会妈妈的温暖。

我们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小把毛豆粒。至今，我依然记得毛豆粒的味道和模样。毛豆粒很香，软软韧韧的，不像炒豆粒那么干，那么脆。因为是不成熟的豆子煮熟晾干的，豆粒不饱满，有褶皱，颜色棕绿色。那是我唯一一次品尝到那样的美味，以后，再没见过。

寒假的一天，母亲回家时，带回来很多东西，其中，有一台崭新的收音机。棕色木框，正面上半截是棕色带金黄色大菊花图案的屏布，下半部左边是长方形玻璃罩，罩下有数字和我看不懂的图案，右边是三个圆圆的的纽。

母亲边收拾那些东西，边抹眼泪，然后告诉我说，刘老师爱人部队换防，去了南方，刘老师也跟随部队一起走了。部队换防是保密的，所以，母亲是早晨去刘老师家时才知道的消息。刘老师让母亲转告我，来不及和同学们告别，让我替她跟小朋友们说声对不起。

我拿着刘老师送给母亲的照片，哭个不停。母亲也边哭边说，“刘老师是好人啊！我放心不下她家妞妞啊！”

母亲不识字，我那时候还小。这次分别，我们就再也没有了刘老师的消息。

开始上小学了。

我直接从师范附幼转入师范附小，老师是上海来的知青。那时候，酒泉市来了很多上海人，分布到各行各业，说是支边青年。学校有好几位老师，平时上课讲普通话，下课后他们之间交流，就是我们一句都听不懂的上海话。

老师姓凌，我是在往办公室送作业本时，从黑板上知道了凌老师姓这个字的。

凌老师长得不是很漂亮，尤其是鼻梁上的那一颗蚕豆大小的褐色斑，更影响了她的容貌。但凌老师很爱笑，讲课幽默，同学们非常喜欢她。

大家最喜欢她的周会课。每周一的第一节课，凌老师都会总结上周大家的各种情况。在会上，她会给每个人总结出一个优点，学习，纪律，卫生，劳动，方方面面。她从来不在课堂上批评学生——有同学课堂纪律不好，她会边讲课，边走到那位同学身边，轻抚一下他的头，脸上却若无其事的样子；实在调皮的同学，她会在下课以后，把学生喊到外面，轻言细语地指出问题。

我曾经在幼儿园刘老师的引导下，有了一些自信和勇气，敢与同学一起玩儿了。可是刘老师走后，我又恢复了之前那种怯懦孤僻的性格。凌老师很快就发现了我的问题，她开始有意帮我改变。

最先，她在课间拿来很多彩色毛线，坐在我旁边，然后喊来一些女同学，教我们学习编发带。编好以后，她让我们互相给对方扎辫子，慢慢地，我便有了几个很好的朋友。

后来，学生们经常要配合社会上大跃进运动搞汇演宣传，老师就特意为我安排了一些角色。最初让我演一些快乐的小姑娘，可是我怎么也演绎不出来角色该有的状态，于是老师就想办法找一些有老太太的节目，安排我扮演老太太。

有时候演出是在晚上，散场后，很多小朋友都会有家长来接，而母亲太忙，白天去人家家里干活儿，晚上还经常接一些浆洗衣服的活儿做，不能过来接我。每逢这个时候，老师都会亲自送我回家。

母亲还是每天天不亮就走，天黑才回来。家里没有闹钟，学校离得比较远，我迟到是经常的事情。当初是刘老师建议母亲给我选择师范附幼附小，说那边教学质量比家附近学校好很多。

从家里到学校有两条路。近的一条，要穿过一个小胡同。听人说，小胡同里有个小门儿，是医院太平间的出口。远的那条路，要经过鼓楼，比近路多走好几分钟。我很怕走近路，有时太晚了，必须抄近路，我会闭着眼睛跑过小胡同。

迟到次数多了，很怕老师生气，有时，我就与母亲一同起床，不吃早饭提前到校。有一次，我很早到校，被老师遇到了，她摸着我的头说：“以后，不要来这么早，饭还是要好好吃的，不然，身体受不了的。老师会告诉同学们，你离家太远，迟到是不得已的。只要努力学习，同学们是不会怪你的。”

老师知道母亲没有节假日，经常在周末让我去学校找她，她陪我写作业，带我出去玩。

母亲由于生活的艰难，脾气越来越坏，我挨打挨骂是经常的事情。当时酒泉有越剧团，是上海派来慰问安抚支边知青的。母亲是南方人，她喜欢看戏。有时是雇主给的票，有时是母亲狠心拿出钱来买票。虽然那时一张戏票才几毛钱，但对我们家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是母亲太累太辛苦了，她需要这样的活动来调节心情。

白天，母亲可以不管我，但晚上出去看戏，她不敢把我留在家里。带我一起去看，我看不懂，也坚持不了，常常会在剧场睡着。等散场的时候，就会哭闹，为此母亲没少打我。相对于母亲的脾气，我觉得，凌老师才更像一位慈母。

其实，凌老师也打过我一巴掌。但那一巴掌，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是老师对我厚厚的爱。

那是一年级时，一次深秋季节的劳动，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近郊农场剥棉桃。天冷了，棉桃自己打不开，人工剥开以后，还能出产一些次级棉花。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同学们一起野餐，吃得高兴，玩得开心，我也开始淘气了。我拿着母亲为我缝制的小布袋子去水渠边玩水，不小心布袋子掉进了水渠，我怕回家被母亲打，赶紧跳进水渠去抓，水流很急，布袋子没抓到，我吓得哇哇大哭。

老师听到哭声跑过来，一把把我从水中拽出来，从后背给了我一巴掌，她带着哭腔吼着，“你不要命了！水又急又凉，即使淹不死人也会激出病的。”然后，她喊来两个跟我玩得很好的同学，说道：“同学们都在这里，我脱不开身，你们替我把她送回家。她妈妈若不在，就送她去邻居家，让他们帮忙给换件衣服，给熬点姜汤喝。”到了晚上，老师又赶到我家，看到母亲那天没打我，我也安然无恙，她很高兴，跟母亲夸奖了我半天，又嘱咐我听妈妈话，少淘气。

在凌老师身边的日子过得很快，也很高兴。转眼就到了一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我依然隔几天就去学校，跟凌老师一起玩儿，听她讲故事，陪她逛街。有一天，凌老师带我走了好几家机关办公室，办理什么手续。走出最后一家机关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她要调走了，要去兰州，是去结婚的。

我一下子懵了！老师带我一年，虽然我比以前有了改变，但天性木讷寡言，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默默流泪。老师说，早点回去吧，明天如果起得来，到汽车站送送老师就行。

我不知道是怎样走回家的，等母亲回来，我告诉她这个消息，母亲也哭了。她说，说你命好，你真是命好，总能遇到好人；说你命不好，也真是命不好，遇到好人，却总是陪你不到头。

平时，母亲想父亲的时候，也是会说这句话。她经常说父亲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对我的娇惯，是含在嘴里怕化，顶在头上怕吓。说父亲那么好一个人，因为我命不好，早早走了。

母亲打开家里仅有的一个小箱子，翻来翻去，唉声叹气地说，“这穷家，竟然拿不出一点点东西送老师。”她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继续翻箱子。最后，从箱底拿出一本日记本。

那是父亲在世时，在单位被评选为“劳动模范”时得到的奖励。父亲单位公私合营后的第一年，父亲就得到了这份荣誉。可是第二年，他就撇下我们母女走了。

本子有两公分厚，硬皮，线装。每一页都分别用红、绿、黄、蓝颜色印有一个国家的名称和那个国家的基本概况，还有当时那个国家的元首像。平时，母亲心情好的时候，她会拿出那个本子和我一起翻看，边看边讲父亲的故事给我听。

母亲找出本子对我说，这本子是咱家最珍贵的东西，本该留给你保存的。可是家里实在没有合适的东西送凌老师，她是咱们家的大恩人，只有将这本子送她，妈才心安。

我当时识字不多，不敢写赠言。母亲喊来隔壁张爷爷，求他帮忙写了“赠敬爱的凌老师”几个字。睡觉前，母亲再三嘱咐，“明天早点起，去送送老师。”

那晚，我没睡好。第二天早上，没有与母亲同起，等我醒了天已经大亮。我不知道当时几点，没有洗漱就赶紧往汽车站跑。我在酒泉没坐过车，汽车站的方位是母亲昨天晚上告诉的，离我家比学校远很多。我跑到车站时，有几个人在那里等车。我抱着本子也开始等，可是一直等到中午，已经有几趟车走了，也没见老师影子。

我恨我自己恨了一辈子，当时为啥就那么傻，没有去学校看看，却在没等到老师的情况下，哭着回了家。这次，也少不了母亲的一顿责骂。

那以后不久，家里出现变故，我随母亲与亲戚一家迁移至河北农村。走之前各种事情纷杂，母亲和我都没想起来去学校找其他老师要凌老师的地址。从此，便与凌老师失去联系，留下终生遗憾！

小学毕业以后，我曾经偷偷给兰州日报社写过信，想通过他们找到老师，可没有得到回复。后来，运动中，母亲受到不公正待遇，我也从此失去了求学机会。

再长大后的几十年里，我不知动过多少次寻找老师的念头，却都没有勇气实施。一辈子庸庸碌碌，一事无成，总觉得无颜面对恩师。每每想起老师，我只能在心里默默送去祝福，祝恩师一生幸福，快乐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到了河北农村，就读学校的简陋，没有经历过的，难以想象。

当时我们村新学校刚开始筹建，学生被按班级按距离远近，分别分到一个一个村子里。学生少的村子两个年级分到一起，在一个教室，由一位老师给他们上课，那种叫做复式班。

教室都是借用的民房，阴暗潮湿，门窗破损。课桌是木头锯开成板，不整形不刨光，搭在土坯垒起的桌腿上，几乎每天都有被课桌上毛刺扎手割口子的同学在惊叫哭闹。

家境的贫寒，帮我养成了很强的适应能力。从环境很好的城市学校来到这样的地方，我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唯一不习惯的是，这里当时还没电，每天晚上在家写作业，是点煤油灯的。

学校这样子，老师也水平很低。教我们的老师，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大的在邻村读书，两个小的就在我们教室跑来跑去。老师据说是扫盲班出来的，教课文时要带着字典。有一次忘了带字典，将“跋山涉水”的“涉”读成“pu”，第二天才又纠正过来。另外一个村子的老师，闹的笑话更大，教数学的时候，告诉学生，0.5+0.5=0.1。

在这样的学校读了两年，新学校建成了。与新学校的落成一起，来了几位新老师。分给我们的老师姓张，很漂亮，个子也瘦瘦高高的，穿戴明显有别于之前的老师，很洋气。

那时候，班里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大的比我大四岁，小的小我一岁。听那些大同学说，张老师是城里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教书。虽然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却已经有四五年的教龄了。

那时候的老师都是全科。语文，算数，体育，音乐，全是她。她比较严肃，上课来下课走，很少与同学有课外交流。班里纪律一直不好，每节课上，都会有人闹闹哄哄，像集市一样。

她来后的不久，给我们上第一次音乐课，她不像之前老师只是简单地教一首歌，而是让同学们抬来学校唯一一台风琴，从乐理开始讲授。

当她在黑板上画好各种符号，给我们讲“小节线”时，同学中有人起哄，大声笑着喊着说，“小姐线、小姐线……”马上，教室里乱成一锅粥。张老师回头看看，脸色阴沉可怕。她一句话没说，用力将手中粉笔摔到地上，转身出了教室。

那节课，我们被晾起来了。但正是这次被晾，班上纪律竟然出奇地好了。遗憾的是，从那以后，张老师也与其他老师一样，音乐课只简单教歌曲，再没有讲过乐理了。

在甘肃的时候，我们的小学是五年制，到河北，学制是六年。可能是在甘肃提前学习了一些东西，我在班上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张老师对我就有些另眼看待，对我要求也非常严格。她教我的两年中，我被她严厉批评过两次。她不教我以后，我还被她严厉批评过一次。

第一次被批评是因为数学成绩。那天，老师在黑板上出了四道大题。我同桌是个男孩子，学习非常不好，他抄题的时候，一直是读出来的。我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抄题时竟然把自己看题和听他读题闹混了，有一道题抄错，被减25分。卷子发下来，我看了错题，忍不住笑了，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下课以后，我依旧如以往一样，坐在位置上看小说。看书已经是我生活中一个离不开的喜好，只要能借到的书，不分类别，有字就能认真细读。在校课间看，在家饭桌上看。因为到农村后，有很多活路，是需要我与母亲分担的。除了饭桌上，母亲是不允许我耽误时间去看书的。

我打开书刚看一眼，老师走过来了，问我看的啥书？我说，《洋铁桶的故事》。老师没再说啥走了。

书是借同学的，同学要求明天必须还他，书中描述的抗日故事也挺吸引人，我没理会老师的态度继续看下去。

第二天早上，我把书还给同学，老师又看见了。上午自习课时，老师把我带进她宿舍问我，“书看完了吗？”我说看完了。老师语气严厉起来，说道：“昨天成绩考那样，是不是觉得挺满足啊？昨天提醒你一次，觉得你应该能懂我的意思，会把书还回去好好温习功课，没想到还是等看完了才还回去。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骄傲了……”

我被老师说得大气不敢出，眼泪哗哗地流。以后看书，就有了一些收敛。

第二次被批评，是有一次下午放学以后，我们几个女同学没走，聚在教室听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同学闲聊。

同学刚从内蒙回来，父母工作忙，她被送回奶奶家做了留守儿童。她性格活泼，爱说爱笑。尤其她的笑，非常有特色。常常是别人无感的一句话，就能让她咯咯咯笑个没完。然后，旁边的人会被她的笑声感染，忍不住跟她一起笑。她挺喜欢我，经常拉着我一起玩。她懂的事情挺多，闲聊时，她是主播，其他人都是听众。

那天，放学以后，我们几个女同学聚在教室听她东拉西扯，忽然，她就说到了女孩子来例假的事情。那时候，这是个非常敏感、不能随便出口的话题。她说的不脸红，我们听的却都不好意思了。班上还没有几个同学经历这种事情，听她说着，大家都有想听又怕听的感觉。

第二天，我又被老师带进她宿舍，她问我，“昨天为啥放学以后不回家，在这里和她们胡说八道。以后再这样，我会告诉你妈妈！”对老师这次的批评，我感觉到很委屈。我不知道她是怎样得知这件事，也不知道她所谓的胡说八道指的是什么，但我没有分辩。后来，我倒是很感谢那位同学，提前给我们上了一次业余的生理卫生课，那时候的学生们，是没有机会公开学习这些常识的。

可惜的是，那位同学小学毕业后回内蒙，时间不长，在一次群殴事件中意外去世了。听到这消息，大家都很惋惜。

张老师教我们一年后，突然病了，好像是风湿类疾病，回家休病假了。我们的班长，一位非常善良的大姐说，我们应该去看看老师。老师与我们相处时间长了，不像开始那么严肃了。她教课认真，同学们学习成绩都有提高，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了。班长的提议，有十几个人响应。

大人们说，通往县城的路有两条，一条公路，有二十五里，有车危险；一条小路，十八里，要过河翻山。班长带我们走小路，边走边问，一群没去过县城的孩子，还真的找到了老师家。

张老师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六年级了。她不再教我们，同学们都很遗憾。课余时间，放学以后，我们很多同学依然会去找老师玩或者请教一些问题。老师也会经常主动喊我们去她宿舍玩，去的最多的，是我和我们的班长。就是在那个阶段，我被张老师第三次严厉批评。

那天，班里考试。我一向答卷很快，那天的题感觉也很简单。答完题，我就跑出教室，在晾晒的青草上坐着玩。草是全体同学周末割来交学校的，晾干卖了，用来买冬天的烤火煤。农村学校就是这样的，现在割草筹钱，待几天还要捡拾引火柴。

我非常喜欢闻草香，已经晾得半湿半干的草，清香扑鼻，软软的，躺在上面非常舒服。

忽然，我发现张老师从她的教室出来向我这边走来。对张老师，我的感情比较复杂，我喜欢她，敬重她，也有些怕她。见她过来我赶紧坐起来讷讷地喊了一声“老师”。老师看我一眼没说话，我心里就知道，坏了。

果然，放学的时候，班长说，张老师让咱俩去她宿舍待会儿。我非常忐忑地跟随班长过去，一进屋，老师看我的眼神就挺严肃。她问我，今天又考得不错吧？我小声说不知道。

她说，那么快就从教室跑出来，一定是考得很好啊！我发现你真的是越来越骄傲了。班长赶紧在一旁打圆场说，老师，她一向学习好，今天的考试，成绩一定坏不了。

老师拉长了声音，还是面对着我说，马上要考中学了啊，知道不？那时候，考中学跟现在的考大学有的比，我们那个学校，每年能进县城读初中的，不超过三五个。

老师缓和了语气说，老师们都说，你们这个班，最有希望考上一中的就是你。你妈妈也对你求学深造抱很大希望，你不能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啊！

说到母亲的希望，我是挺有压力的。母亲没有文化，学习上没怎么给过我帮助。但她经常在说到学习问题时，会提到父亲临终在病床上留给她的话，父亲嘱咐她，无论日子多难，一定要让娃好好念书。母亲不知道全国有多少大学，但她知道最好的学校是清华北大复旦。她每次说到这些，我都会在心里默念，为了父亲的临终嘱托，也一定要好好学习。

第二年的春天，学校气氛开始有了异样。我们这些学生都能感受到，老师们好像分了派别，经常见他们你一堆他一堆儿地议论什么。偶尔一次我与班长经过两个女老师身边时，听到她们恨恨地说，“一个地主崽子，能让她成精了？”班长看我一眼拉我快走了。

班长比我大四岁，很多事情比我懂得多，她说，她们肯定是在说张老师，张老师家成分不好。

有一天，我们再去张老师宿舍玩的时候，老师问我们，“听到过关于老师的什么消息吗？比如有没有人议论老师？”班长说，没有，没听到啥。我当时很想把那两位老师的议论告诉张老师，班长可能看出了我的心思，狠狠掐我后背一下。那以后，我们就很少去老师那里了。

到了五月份，学校忽然到处贴满大字报，班里也不知道是谁送来很多红纸，让我们给老师们写大字报。还有同学拉着大家去看大字报，我转来转去，没见到有关于张老师的大字报，心里踏实了。

到了升学考试的日子，学校安排张老师带我们进城考试。老师带我们一行五十四个学生，排着长队走小路进城。中途休息三次，每次休息，老师都给我们讲考试注意事项。她说，答算数卷子，先易后难，必须复查。答语文卷子，千万注意作文题目。她说，去年有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就因为作文走题丢分，没有升上初中。去年的题目是《记夏收劳动的一天》，那位同学写了玉米田里捉虫的事情，作文一分没有。

考试成绩出来了，班上共考上三个同学，其中有我。通知书上说开学时间另行通知，这一等，就等来了全国停课闹革命的消息。我的求学路，就这样中断了。

小学毕业开始，我就参加了队里劳动，对学校的事情知道的很少了。后来听说，张老师调到其他村小去了。再以后几年，说她跟随丈夫去了外地。

据说婚姻开始时，丈夫嫌弃她出身不好，经常骂她“地主崽子”，俩人没少生气，老师也因此断绝了与之前很多熟人的联系。

很久很久以后，再听到老师消息，说她被评为一级教师，俩孩子都很有出息。这些，让我替老师高兴，觉得好人还是会有好报的。

这是个悲剧人物！

五年级的时候，朱老师调入我们学校。他眼睛近视得厉害，镜片很厚，一圈套一圈，透过镜片看不清他眼睛长啥样。他很有风度，很儒雅，一看就知道是文化人。

他一来，各种风言风语就传开了。有人说，他是县里四中犯错误的老师，被发配到我们这里改造的；有人说，他道德品质败坏，欺负过女学生；也有人说，上面要我们这里建农中，他来，是做筹建工作的。我相信最后一种说法。

他刚来的时候，张老师休病假，班上功课大多是其他老师兼职。他来以后，也教我们一些课，语文，历史，书法。

他书法很好，我们之前没怎么上过书法课，所以，兴趣都不大。有一次，他上完课，还给我们留了书法作业。我拿回本子胡乱写着，母亲过来看看说，“这哪里叫字，像画符。”说着，她拿过笔也写了两个字。

我一直不知道母亲到底识不识字，没见她看过书看过报，那天她却写了两个很漂亮的水笔字，是她自己的名字。

等作业发回来的时候，只有母亲写的两个字，被老师圈了红圈。老师拿着我的本子问，这谁写的。我不敢说，老师笑着说，我敢肯定不是你写的。

朱老师当时兼两个年级的语文课，他经常拿我的作文去其他班作范文。那段时间，我在学校里可是出了点名。他订有很多种杂志书刊，《人民文学》、《民间故事》等，之前我基本没见过。

他来教我们以后，每月刊物到了，都会主动拿来给我看。那些年，书的来源很少，同学们也都没多少书，几个喜欢看书的同学，互相寻找书源，交流着看。学校，只有一份《少年报》。

看到老师那些刊物，我真的是爱不释手如饥似渴地读了又读。老师说，你作文写得不错。学习之外，多看看课外书，能补充些课本以外的知识，也能提高写作能力。真希望以后在这些刊物上，看到有你署名的文章。

朱老师对我要求也很严。我上学以后，不记得有没有老师规范过写字，反正我的字很烂。

有一次，他带我们数学课，他喊我们三个同学到黑板上做示范题。做完以后，他用粉笔笔圈了我的题问大家，这道题哪儿有问题？

同学们说没问题，老师说，有问题，问题还不小呢！看看这字，一是写得很难看，二是很不整齐。看看开头的字多大，到后来又多小。布局的时候，就没有合理安排，所以出来就这样子。如果是考试，这样的卷子，哪怕你全对，我也不会给你满分。

同学们听了，有的窃笑，有的悄悄议论。老师又说，她只是个范例，你们都要注意。将来你们是要走向社会的，字是走向社会的敲门砖。你一笔好字，会让人高看一眼，一笔烂字，多好的才华，也被那烂字给湮没了。

那次的当众出丑，我很窘，但不敢气恼。从此开始注意练字了，虽然还是写不好，但最起码工整了，谁都能认识了。

朱老师的历史课很吸引人，他从来不照本宣科，而是旁征博引，穿插进很多课文里没有的故事，让人如听书一样如痴如醉。

他还多才多艺，热衷于培养文艺人才，不仅校内有他的学生，周边村子里也有不在校的村民找他学习乐器。

他们组建成一个小乐队，朱老师教他们自制二胡，唢呐；拉二胡，吹唢呐，吹笛子，识谱，唱歌。每天晚上，他们都折腾得挺热闹。

后来运动中，村里配合宣传，组建宣传队，多一半是朱老师当年的学生。邻居家哥哥就是跟朱老师学会的吹笛子，水平不错，被县里宣传队挑去做专业演奏了。

到我们读六年级的时候，朱老师开始筹建农中，当时听说，主要是为了培养农业技术人才。从建房到招生，都是朱老师承头办理的。也就是这个农中，最后害了朱老师。

农中招来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有三十多个人，朱老师一个人负责管理教课。他们有文化课，也有农用基本技术课，朱老师就显得非常忙。他们开课，是在我们六年级的时候。那以后，除了每期刊物到了我去借读外，就很少与朱老师接触了。

第二年的五月份，忽然一夜间，校园里到处都张贴了大字报，有些是挂在绳子上，被风吹得摇摆加哗啦声，那气势挺吓人的。我记得那天是周一，我一到校，被那些大字报吓了一跳。当时，村子里开始了四清运动，有些地方也有大字报，但学校还是第一次见，而且那么多。

到教室里，不知道谁拿过来几张纸，让我也写。我不知道写啥，有人招呼说去看看别人都写了啥。我跟随大家绕了一圈，发现大多数大字报都是批判校长和朱老师的。我没有找到批判张老师的大字报，长舒了一口气。

可是看到那么多批判朱老师的大字报，而且写得都很不堪，有批判他道德品质败坏的，有批判他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还有挺多词语根本看不懂。我有些懵了，不知道为啥一夜间，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老师就被戴了这么多大帽子。

回到教室，我呆呆地看着桌上那两张红纸，心里还是懵懵的。有一男同学过来说，朱老师被批判了，他平时对你可是挺好的，你没发现他有啥不对的地方吧？有了就赶紧揭发出来。

这些年，成绩优秀，给了我一些自信，但语言笨拙，没有得到改变。我不知道怎样应对他，只狠狠地瞪着他，可能我的眼神太凶，他摆摆手嘟囔了一句啥话走了。

班上还是有人写了大字报，我没有看他们写了啥，也没再去看外面贴的大字报。自那天起，我再没见到朱老师。

等我参加队里劳动以后，有一天，有人告诉我，学校那边开批斗会批斗老师，一男一女，去看看不？我说不去。我不敢看，也不忍心看。心里想着，男的会不会是朱老师呢？他们会怎样对待他呢？那时候的批斗会，伤人的很多，我们县里一位老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就在批斗会时被打死了。

我提着一颗心等待着看热闹的人回来，终于有人回来了。他们告诉我，女的是外校老师，脖子上挂了几只破鞋，头发剃成阴阳头，说是作风问题。男的就是朱老师，眼镜没有了，脸肿得厉害，头上戴报纸卷的高帽子，脖子上挂了纸牌，写着“道德败坏”等字。

俩人一会儿被按下头弯腰，一会儿又被揪着领子抬头，倒是没见有人踢打。时间不长，就开车拉他们去了别处。

我担心着老师，却也无能为力，一是我还小，做不了什么；二是那时候的我家，也已陷入困境。母亲由于来自外地，成分是城市贫民。可是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有人觉得母亲来历不简单，把她列为审查对象，每天晚上要出去接受所谓的调查，搞得我们也每天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的。

后来不久，听说，朱老师被开除公职遣送回老家了。

再听到他消息时，已经是老师去世以后了。十年动乱结束后，到处平反冤假错案。我高年级的一位学长，运动中被提干，当时任某镇镇长。他主动出来找有关单位为老师纠正错案，恢复工作。但十多年的磨难，老师的身体已经不行了。

另外，据说由于他被处理的案由名声不好，家人也不接纳他，与他划清界限。他被安置在大队的饲养处与牲畜同住并接受劳动改造。恢复工作不久，老师就因病去世了。

关于他的问题，我一直不知详情。也是在听闻老师去世消息的时候才知道，是当年他的农中班上学生的污告，让老师蒙受不白之冤。

那是个女孩子，只读过两年小学，已经二十岁了。招生的时候，老师说她条件不行，怕学习跟不上。可是她家里做村支书的哥哥说，我们去上学，不是为了学啥，先在学校混着，等有机会了，我们是要出去找工作的。

她家里哥哥弟弟多，有村里书记，有县武装部干部，也有现役军人。那年头，她哥哥说出去找工作，是肯定有机会的。

老师无奈收了她。可是上课，她真的一句听不懂，老师性子有些急，可能是点过她几次，她记仇了。运动开始，她找到报仇的机会了，跟家人说，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扯开了她的衣服，欲行不轨。

他们找有关部门告状，却要求为了女孩子名声严格保密。就这样，“道德败坏”的名声挂在了老师头上，大家却云里雾里都摸不清到底咋回事。而老师的分辩，谁肯听呢？那个年代的老师，臭老九，怎能与那家人的势力相抗衡？一位很有才华的老师就这样被毁了。

当年，由于几位老师的厚爱，我曾经立志将来做一名像他们一样爱学生也被学生爱的教师。可生不逢时，学业中断，再没有机会实现理想，深感遗憾！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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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秋韵，原籍河北，随子女漂流至深圳，现退休在家，喜欢讲述过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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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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