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大家｜毕飞宇：我会非常用心地跟自己的小说厮守
在著名作家群中,60后的毕飞宇给人的感觉不太一样。他的小说写得性感可读,笔法细腻,既能捕获普通读者的心,也能得到批评家的青睐。近日在山东书城举行的“大家文学现场”上,55岁的毕飞宇耐心、敏锐又幽默地回答读者的提问,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对文学、对小说驾轻就熟,对古今中外文学史信手拈来的深度阅读者。在记者对他进行专访问到作家如何选择阅读、如何看待经典时,毕飞宇的回答非常直接:“哪里有不阅读的作家?永远也不会有。其他作家的作品好在哪里你都读不出来,你却能写出来,这样的神话不会有。”
齐鲁晚报:某电商网上你的作品《小说课》的评价数万条,说明作家谈经典阅读远比专业批评家更受大众欢迎。还会继续写类似的书吗?比如系统点评文学经典。
毕飞宇:《小说课》出第二辑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不会更多了,毕竟我的主业是写小说。《小说课》是我的误打误撞,谁能想到这样的书会受到欢迎呢?当初如果没有丁帆教授的编书计划,也许这本书就不会有。实际上,我在40岁之前就开始在外面做讲座了,讲稿也是随讲随丢,现在想起来挺可惜的。很长时间内,我都没有把这些讲稿太当回事儿。
我只能说,现在的大众阅读回暖了,如果没有这个大气候,《小说课》不会有这样的局面。这其实也说明了读者喜欢经典。我一直说,如果你讲经典还能讲出一点意思来,首先是经典写得好,这个是大前提。一篇烂小说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什么来。
当然,在作家的解读和学者的论文之间,读者偏向于作家的分析,这个也可以理解。阅读论文需要素养,需要你在文学史和文艺美学方面有必须的准备,一般的人都做不到。不能因为我的解读受到欢迎就看低学术论文的价值。文学研究不是选举村干部,不能用得票多少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个人是阅读论文的,因为我读过中文书,具备了阅读的能力,实际上我很喜欢读论文。
未来能否系统解读经典,还不好说。那得是70岁之后的事情。老了,彻底写不动小说了,那就玩玩。对解读经典,我没有计划,性质上也就是欣赏和把玩。做研究我是不会的,我不喜欢那样,这和我的文学观有关。
齐鲁晚报:你说“阅读的能力越强,写作的能力越强。阅读的才华,就是写作的才华”,将阅读放到至高位置。有让你欲罢不能的作品吗?你对大众阅读有何建议?
毕飞宇:哪里有不阅读的作家?永远也不会有。我所认识的好作家都热爱读者,几乎没有例外。其他作家的作品好在哪里你都读不出来,你却能写出来,这样的神话不会有。
这个世界上的好作家是很多的,但是,好到让我绝望,那也不至于。你知道的,好的作家都会伴随着风格,风格也是局限,风格与风格会出现对冲,李白和杜甫就是对冲的好例子。一般来说,一个人在阅读的时候不会陷入一种风格太久,太久了他也会厌倦,那就要换口味。
写作一定有它的基本要求,那就是底线,你总不能句子都没有写通就去做作家,这个不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阅读就要有什么警戒线,在我看来,什么都是可以读的,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谁都不应该画地为牢。
齐鲁晚报:您怎么看作家的文学课与教授的文学课的关系?作家进校园授课会带来什么?
毕飞宇:文学院还是应当注重文学史和文艺美学。我在文学史和文艺美学上都受到过比较完整的教育,我的写作能有现在的成就,和这些分不开。
但是,我也主张作家进校园。教授有教授的长处,短板也有,那就是没有感性的经验,很难感同身受,作家如果参与进来,会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我还想说,大学的文学院只有学者没有作家是个缺憾,但文学院只有作家而没有学者,那就成笑话了,那要误人子弟的。
学院式的研究是一种非常高端的能力,作家可以不具备那样的能力,没问题,但我们不能轻浮。那我们评论小说依靠的是什么呢?是经验,是长期阅读所建立起来的审美能力,是直觉,是我们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可我要说,直觉是双刃剑,有时候,它比逻辑更精确,更生动,但有时候也会找不到北。
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作家,如果对文学史和文艺美学一无所知,那一定是危险的,也走不远。在几十年之前,还有所谓的“工人作家”和“农民作家”,今后很难出现了。读者的素质提高了,远远不是识字那么简单,他们需要更高的审美满足,作家就必须水涨船高。
齐鲁晚报:评论家认为你的作品题材广泛、人物塑造具有多样性,不断给读者惊喜。很多人对写作的创新感兴趣,你怎么看创新与突破?
毕飞宇:所谓的创新,都具有谎言的性质。写作也不存在所谓的创新,不过是某种元素重新用了一下而已。如,马尔克斯开宗立派形成了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他的《百年孤独》里将时空关系处理得非常棒,可是去分析一下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不能肯定地说马尔克斯是在向我们的古人学习,但它们的基本手法很类似。
太阳底下无新事,这话一定是对的。问题在哪呢?问题是如何将你所喜爱的元素尽可能地发挥,把它处理到最好。另外,我还想说,作家如果怀揣了一个创新的梦,这可能是危险的。你如果一定要创新,一定要用别人没有用过的方法去表达这个世界,这可能不是最好的主意。最好的主意是什么呢?是我对这个世界感兴趣,我要表达这个事情。我觉得对写作者来说,这才是根本。在你全心全意地去表达这个世界时,有一天你的手狂欢了,你的手替你创造,也许你都不知道,我觉得这种创新更加可贵。
我全神贯注在我小说内部的某一事件的精神世界里,把小说写出来,我觉得我写了一个很普通的世界,然而文学批评家说,这篇小说具有很大的创造性,这可能是最佳的一种文学现象。而不是说,我在家里面什么还没有,我先想创新,这是危险的。书写的时候不觉得自己创新,但文学研究者、文学史专家发现了你的创新,这才是重要的。
齐鲁晚报:你曾说把小说看得非常轻,它就是玩具,一个手把件儿,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一遍又一遍。你写小说时什么状态,你与自己的小说是一种什么关系?
毕飞宇:写小说都有状态好坏,作家一般到了我这个年龄,有几十年的写作经验,大概在书房里坐下不超过半个小时,就再也想不起自己来了,我就会完全失去我。小说是一个系统,写小说也是一个系统。需要作家有比较长的时间,在书房里静下来,把茶喝好了,把烟抽足了,然后进入那个系统,慢慢去体验那种很微妙的写作感觉。
但写作中重要的东西都不在这里,这都是自己演戏给自己看,你的内心戏,你的自我表演、自我狂放、自我陶醉、自我哀怜,都不重要。写作真正有效的是最后一个环节,是在你面对那个世界,想表达时,能找到恰当的语言去呈现。这个语言跟你内心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东西要搭配,要通过词、句子、章节,把你想的东西固定在那里,然后让读者通过这些语言再去生成自己的阅读世界,这才重要。无论你的内心多么充分,当落实到语言上信息量不够、不准确,你所有的戏都没用,表达得越充分、精准,越有弹性,效果就越好。
对我来讲,一本小说的完成,写作只占1/3的时间,2/3的时间是写完后,非常用心地跟自己的小说相厮守,跟它一起玩,一起畅想,一起游泳。这个地方有点不妥,删了,那个地方有点不够,补一点。当我作为一个阅读的人,看到这些文字时感觉到特别轻松,一点都没费劲,然后东西也都在,这就算完成了小说。即便是顶级作家,他也知道自己是普通人,他和每个读者都是朋友,他只是把内心的东西跟朋友分享了一次而已。
齐鲁晚报:评论家李敬泽赞赏你的语言,认为“就语言的考究、精确、诗意、复杂和犀利而言,毕飞宇在当代中国小说家中堪称翘楚”。能谈谈语言风格吗?你们彼此的书中也会不经意间读到对方。
毕飞宇:风格不是别的,它是作家的性格,风格就是个性气质在语言上的具体表现。当然,仅仅有性格当然不够,它也是需要一定的修炼的。我的语言风格是如何形成的,老实说我不知道,它就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当然,我对自己有要求,一个人有了要求总是一件好事。
李敬泽老师很厉害,他的阅读比我厉害多了。我其实是一个没读过几本书的人,这是由我的个人历史决定的。我识字很早,但是家境特殊,没有书可以读。李老师不只是现代汉语厉害,古汉语也很棒,他能读文言,我就不能,这是非常大的遗憾。
齐鲁晚报:作为小说高手,迈入50岁之后还有写作上的痛苦吗?
毕飞宇:我的写作心态没有显著的变化,如果说有,那就是更耐心了,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有耐心的人。
写作有它的痛苦,这个痛苦不一定来自于书写,而是别的,这就牵涉到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了。写作最大的好处就是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学识上的、能力上的,还有修养上的,这些东西都会给人带来不好的感受,但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甚至可以说,每一个艺术家都是这样的,否则,创作还有什么意义呢?艺术还有什么意义呢?从宏观上说,这样的痛苦是好事,它会让一个人更好。写作也是修炼,每时每刻都像喝大酒,那还叫修炼吗?是你的痛苦你就要接住。
齐鲁晚报:《推拿》翻译成十几种语言进行版权输出,作家面临着一种跨文化的阅读和理解,在创作上会考虑这个问题吗?
毕飞宇:版权输出越来越频繁,这是实情,是不是正规,也不一定。王安忆有一个观点我很赞同,文学的行为最好不要成为国家行为,输出小说又不是卖手机。我有不少作品翻译出去了,但是我没事也不会去惦记这个,或是在写作上想更多。写作的人,内心朴素永远是好的。
齐鲁晚报:2018年长篇创作已达1万部,图书市场、文坛大环境更加关注长篇,这是一种长篇焦虑吗?
毕飞宇:关注长篇是当然的,除了特殊的情况,读者看重长篇,作者也看重长篇,这没有什么不正常。能不能写好那就是自己的事了。焦虑可能言重了,不至于。一个作家,他如果很擅长中短篇,他也不傻,绝不会放弃的。长篇小说的挑战更大,一个人在精力、体能都允许的情况下选择写长篇,这不是一个荒谬的念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师文静实习生黄奕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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