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卖国贼” 九十高龄接受采访（一句话让人肃然起敬）

1933年3月，上海滩一栋豪宅中，引咎离职后到上海散心兼治病张学良正在徘徊，口中不停地长吁短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麾下30万东北军一枪未放撤到关内，拱手将东三省让给了日本侵略者。

如此一来，举国哗然。作为封疆大吏的张学良，对待外敌时竟毫无作为，一时之间，对他的口诛笔伐出现在各家报纸上，甚至有激进声音要求杀张学良以谢国人。张学良与赵四等的风流韵事更是备受抨击，时人纷纷指斥，边防大任为何交给一个花花公子？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马君武一首讽刺诗，更是把张学良推上了风口浪尖：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事变一年多来，张学良到处被人戳脊梁骨，到热河丢失后，国人的不满情绪到达顶峰。张学良只能引咎离职，带着夫人于凤至、女秘书赵四小姐等人悄然来到上海散心。

上海滩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离开了部队的张学良，在国人纷纷喊杀的氛围下来到上海，内心也是忐忑不安的。但由于与青帮大佬杜月笙交情颇深，杜月笙拍着胸口给了他绝对安全的保证，但也善意地提醒了他一句：别惹王亚樵。

王亚樵，安徽人，斧头帮帮主，有“民国第一杀手”之称，手下人虽然不多，但都是悍不畏死的勇剽之士。他曾策划刺杀日酋白川义则大将，宋子文、汪精卫、蒋介石、张学良这些民国要人，纷纷上过他的黑名单，达官贵人对他，那是又恨又怕。据说有一次，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曾邀请王亚樵参加会议，会议中杨虎的几句讲话激怒了王亚樵，身材瘦小的王亚樵竟然爬上会议桌，居高临下打了杨虎一耳光……对此奇耻大辱，杨虎竟然也不敢发作，大事化小了。

果然，张学良一家刚到上海的当天晚上，就有人放置了一个炸弹在公馆门口，留的字条说必取张学良首级以谢天下。

后来，虽然在杜月笙的全力斡旋下，王亚樵答应不与张学良兵戎相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限期张学良离开上海，理由是上海不欢迎卖国贼。

这件事给了张学良极大刺激，他这才发现，自己真正是犯了天下之大不韪，上到知识分子，下到草莽平民，竟无一人对他心存好感——这，或者也为他后来发动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张学良其人，确实在军政方面缺乏大才，他就是一个闲散公子哥儿，改旗易帜后，他被南京政府委以高官，但他对军政治理缺乏兴趣，他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当时最怕到南京开会商谈国事，在他看来那是极端无聊的事情。

他说，当时一开会，他自己就在下面写打油诗，比如这一首：

一生猪狗熊，两眼财权势。

三是吹拍骗，四为礼义廉。

张学良回忆说，当时以他的官职地位，开会本来是应该坐第一排的，但是蒋介石规定，座位按岁数论，六十岁的坐头一排，张学良那时候才不到三十岁，二十几岁，只能坐在最后头。国民党内的实权人物汪精卫年龄也不大，就坐在张学良前面，张学良就写了首打油诗：

少活三十年，座位下三排。

没前我不怕，屁味实难闻！

对于开会内容，张学良没兴趣关心，他一首打油诗说：

大委员小委员，中委执委常委，委实无聊。

男干事女干事，男干事干女干事。

张学良回忆说：“那时候蒋先生有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我就写：死干硬干快干，干得有趣。”

你看看，把开会大事视为儿戏，可见张学良这个三军副总司令有多么不称职了。当要说张学良卖国，那实在也是冤枉他了。近年资料解密表明，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中，确实是希望避免与日军冲突的。

张学良张学良回忆说，最终让他下决心发动西安事变，是因为当时蒋介石当着他的面下令要用机关枪扫射去华清池请愿的学生，这真正激怒了他。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了50多年，直到1990年蒋家父子死后，才获得自由——这也算是他为当年的不抵抗赎罪了吧。

但这位少帅对国家还是有感情的，不然也不会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发动西安事变。获得自由后，张学良移居美国，在他九十高龄接受记者采访，说起西安事变时，他的话让人肃然起敬，感受到了这位老人身上的热血。

他说自己不爱打仗，“我从来没有这样（主动打仗），你到历史上去翻。那个时候我跟我父亲南征北战，我在我父亲手底下是个将，让我打什么我就打什么。可是到我自己手里，你看我打过什么仗？我自己每次打仗都是为了中央统一。（暗指九一八时候南京政府根本不想打）”

他说，发动西安事变，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他说：

“假如国家要用到我，虽然我九十岁了，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事我不干，假使那事没人能干，没人敢干，我干。”

这句话，让人看到了一位老人拳拳的爱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