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生前百元借条用了什么暗语 二百斤铜钟怎样为爱国运动预警（听文物说话）

你可知道，近一个世纪之前，一封看似借条的致柳亚子手札上，“店中”指什么、“店东”又指什么？这些烈士生前使用的革命暗语，以及在大搜捕中挽救爱国学生的大铜钟，还有陈毅、粟裕将军签发接管校园的“一号令”等，都可以听听文物来“说话”。即日起至11月底，包括100件实物珍档在内的大批图文音像史料，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文博楼党史文献实物展上向世人公开。

事实上，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后，陈独秀、恽代英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就受邀到交通大学演讲。百年后的今天，这座拥有125年校史的高等学府决议启动“交大百年党史编纂和文献整理工程”，规划用10到15年时间全面整理与系统研究，力争源源不断推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成果，此次办展就是这项工程的先声。

1949年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签发的接管交大的两个“一号令”

【暂借百元用作党部经费】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了解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交大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历届学生及教师，有姓名可查者共计420人。此次展览重点推出的珍贵文献实物中，就有中共早期革命家、交大校友侯绍裘致柳亚子手札。这封毛笔写下的手书称：

“亚师：店中有被流氓敲诈之虞，拟即搬家，但目下开销尚缺百元之数。店东方面，未汇款来，青黄不接，可否乞借百元，十数天后，店东汇来，即可奉赵也。此 颂安。苏 绍裘”

据考证，这是1925年8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侯绍裘在上海主持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时写给柳亚子的，希望他伸以援手，暂借百元，以作党部的革命活动经费。

侯绍裘在信中多用暗语，以作掩护。如“店中”指的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中的中共党组织；“流氓敲诈”指的是国民党右派分子或军阀孙传芳势力的迫害；“店东”指的是上级党组织；“搬家”指党组织转移至安全地点。最后，“奉赵”意在“完璧归赵”，在归还借物时婉称“奉赵”或“奉璧”。

1925年8月23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上海成立，柳亚子、朱季恂、侯绍裘3人当选为常务委员。柳亚子兼任宣传部长；朱季恂兼任组织部长。侯绍裘主持党部工作，并为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他与柳、朱等国民党左派团结一致，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旗帜鲜明同国民党右派作坚决斗争。尤其与“亦师亦友”的柳亚子结下深厚革命友谊，而他俩的革命活动遭到国民党右派攻击，又深受军阀孙传芳忌恨。后者扬言要逮捕他们，更以两千银圆的高价换取侯绍裘的首级。

在“四·一二”前夕，1927年4月11日，侯绍裘殉难于南京。陆定一同志称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一个立场坚定，并且极有才干的共产党员”。

中共党员、交大革命烈士穆汉祥石膏像

【对“军警特”实施反包围】

至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交大地下党组织成为沪上大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铸就了上海乃至全国知名的“民主堡垒”。展览上，解放战争时期用于爱国民主运动预警的大铜钟，就见证着这段历史。

在国民党当局镇压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背景下，交大进步学生在党总支和学生自治会领导下，组织负责校园安全的纠察队员，用撞响铜钟发出预警信号的方式，紧急集合学生，动员参加运动。

这口铜钟，造型美观，重近200斤，铜质含量较纯，钟声洪亮雄厚，音频极高，加之吊装在较高的木制小塔楼，钟声传播速度快、距离远。在1947年“红五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这口大钟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是5月25日晚，交大学生自治会在上院114教室举行系科代表大会，讨论要不要“休止罢课”。国民党当局竟出动大批警察，以制止“学生斗殴”为借口，进校包围了114教室，企图抓捕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当学生代表奋起斗争堵住教室门不让警察进入时，徐汇区警察局长居然亲自举起大斧，妄图破门而入，特务、流氓还向室内扔掷铺路的石块，有多名代表受伤。

在此紧急时刻，纠察队长裘有安奔到宿舍区，呼唤学生们到上院支援。纠察队员林家铿敲响了大钟告警，急促的钟声把学生们从宿舍中呼唤出来，纷纷向会场奔去。一群群学生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手挽手，肩并肩，对包围会场的军、警、特队伍实行了反包围。由此，军警、特务、流氓、地痞等不得不丢下凶器溜走。

又一次是5月30日深夜，国民党当局一举出动2000名军警冲进交大校园，架起机枪，如临大敌，主要目标是要逮捕18名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人和学运骨干。事前交大地下党总支已得到上级通知并作了紧急部署，18名“黑名单”中的人大部分已撤离学校并隐蔽起来。

结果，军警入校后，企图封锁各个学生宿舍进行搜捕，但广大学生接到警报，在党员、积极分子的带领下迅速集合到“民主广场”（今校内郑坚固体育场），把一些未及撤退的学运领导人、骨干保护在中间。见军警要抓人，学生们高喊口号：“生要一起生，死要一起死。要坐牢，大家一起去。”军警毫无办法，对峙到天快亮，只能撤走——大逮捕又告失败。

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交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等关于西迁问题讲话的钢丝录音带（1957年7月4日）

【“红色教授”缴获日寇军品】

上海解放时，上海市军管会决定首先选择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交通大学作为首个试点接管高校，先后向交大发布两个“第一号令”，以此来稳定上海教育界的局势。这也为后来1952年2月中共交通大学委员会正式成立，确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奠定了基础。

有意思的是，在实物展上，交通大学首任党委书记李培南相关的两件文物来自战地，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使用的望远镜、军用皮包。李培南（1905-1993），江苏省邳州市人，从战争年代的红军大学政治教导员、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山东分局党校副校长，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华东局党校副校长、交通大学首任党委书记、代理校长，再到上海社会科学院首任党委书记，他被著名学者张仲礼称为“我党第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

红专并进，李培南在延安时期就成了战友、同事和年轻学生公认的“红色教授”“小马克思”。听过他讲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课程、政治时事、思想工作报告的人数以万计，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著名战将许世友等人。

他经文纬武，不仅能用英、法、德、俄4种语言阅读和讲解原版的《资本论》，还从事过地下秘密交通工作，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展出的望远镜、军用皮包，就是他在抗战时期缴获于日寇手中，代表着他在“理论家”身份之外的“军功”。

李培南担任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代理校长期间，正值1952年大规模院系调整。是年8月他主持召开师生员工代表大会起，经过2个多月准备与实施，从师生员工的调动，到器材、设备、图书、家具的调拨，一切均按计划进行。截至10月，顺利完成院系调整工作。至此，当年交通大学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下，由之前“理、工、管”为主体的工业大学，调整为“机、电、船”为主的多科性工业大学。

栏目主编：徐瑞哲

本文作者：徐瑞哲

文字编辑：徐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