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汉语言文字（传统思维方式）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古代历史：汉语言文字、传统思维方式，

语言形式同思维形式紧密联系，直接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因此.我们可以从汉族人的思维特点人手去认识汉语言文字的特征.也可以从汉语言文字人手看汉族人思维形式的特点。

汉族人思维的整体性、辩证性、具象性在汉语言文字的组织形式中都有深刻的表现。同西方民族从古希腊开始就注重形式逻辑、抽象思维相反.中国人从远古以来，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生活方式的氛围中，养成了整体地观照世界的方式。在古代哲人们看来，对于整体，不能用概念分析，也不能用语言表述，只能靠直观去把握。因此直观成为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也影响到汉字的形义关系。古人在造汉字的“形”之前，往往先凭借直接的观察来把握事物。

譬如，人们通过对于“日”在丛林或草莽中这样的傍晚景象的直观来把握“暮”这一时间，通过下弦月时日方出月尚可见这样的清晨景象的直观来把握“朝”这一时间。形成文字时就通过对于该事物的感性形象的线条式特征性的描绘来与表示该事物的词的意义发生关系。在识别汉字时，人们又通过字形—词所代表的简要的特征性感性形态—的直观来把握其意义，把握文字书写的词所代表的事物。许多汉字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而不必像音素文字那样由文字到读音再到意义。直观的思维方式具有意象性特征，总是通过具体形象表现抽象的意义，由象表意，由象知意，汉字使用的基本字符形符和记号就类似于具体的物象用于表义、索义。

中华民族注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善于把握统一物的两个对立的方面，具有极强的辩证性，这使得汉语的语言思维方式也特别注意讲偶讲对。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汉语修辞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诗、词、曲、赋，各体散文、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等都经常使用对偶这一修辞手段。人们认为成双成对的事物是美好的。天地为一体，夫妻为一体，阴阳对立，统一于气。而汉字也追求对偶性，一个汉字多由两个字符构成。占汉字主体的形声字，形旁和声旁就犹如阴阳对立构成字的整体。汉语中颇具特色的数fit可观的成语一般用四字也主要因为对偶这一结构安排的需要。因为这种相互对称可以构成平衡美。可见，正是在这一辩证思维影响下我们古人产生以平衡为美的审美观念。也因此汉字无论篆书、楷书、隶书，其字体的结构形式都讲究内部平衡，要求写得整齐、匀称。

中国人尊祖宗，重圣人，传统思维惯于把文化的起源同祖宗、圣人联系起来，因此汉字的历史、汉字本身及创造汉字之人都受到顶礼膜拜。传统思维这种缺乏超越性、非批判性的特征.使我们对汉字敬若神明，不可以对汉字产生怀疑.进行否定和批判，因此汉字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而只有在不改变汉字根本性质的前提下，为了更便于使用而进行的改良。汉字寿命之长久，除汉字与汉语的高度适应性外，显然也受益于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

传统思维方式对汉字有深刻的影响，而汉字对传统思维方式也有反作用。汉字不仅表音，而且以形表义，这种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得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由于汉字的特性，使得古人常常“望文生义”，“识字读半边”。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更具模糊性。与此同时汉字兼表音、义，体现了一种综合性的造字法。这样的文字特性反作用于我们先人的思维方式，使得我们更长于综合。此外，汉语精于表义疏于表音，因此不像拼音文字那样容易随语言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汉语的书面语很难吸收口语的新成分，方言很难进人书面语，在引进外来语方面，汉字也有它的局限性。因此汉字同拼音文字比又有着缺乏灵活性、适应性和开放性的局限。而这一点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也产生了反作用，所以古代中国讲“正统”、“文统”、“道统”、“家法”、“师法”。在中国古代除了先秦的百家争鸣外，儒家学说几千年一直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对新思想、新观念持否定、排斥态度。这种稳定的、缺乏灵活性和开放性的思维方式与汉字无疑也具有通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