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轻逸”的语言风格

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理论自觉性的作家，卡尔维诺被称之为“作家的作家”，他的创作自然会有意识地实践自己的诗学思想。自然，他的小说中处处体现着轻逸。在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卡尔维诺在语言、形象和结构三个向度上对三种“轻”的实践：

轻逸的语言风格

美国著名学者雷纳·韦勒克说过：“语言是文学的材料，就像石头和铜是雕刻的材料，颜色是绘画的材料或声音是音乐的材料。”语言对文学来说就是砖瓦与建筑物的关系，语言构建了文学的血肉，也决定了文学的“重量”。卡尔维诺说：“有时候我觉得一场瘟疫袭击了人类，使人类最大的特点——使用语言的能力，或者说一场语言瘟疫袭击了人类，使其讲些意义平淡、没有棱角的话语。”由于现代高度发达的媒介，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各种平台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电视、报纸、广告以及网络。话语权不再是某一小撮人的专利，话语权的大众化消解了话语，让人们的语言成为了没有意义的梦呓。卡尔维诺认为这一切产生的根源是“外部世界的不实在性”，一种言语的危机，这种“不实在性”使语言呆滞、沉闷。那么，卡尔维诺认为文学语言的重量需要减轻，使意义附着在语言上。文学语言的“轻”应该是精确的、果断的，与含混与疏忽无关。在这里，卡尔维诺列举了艾米莉·狄金森的例子：

一个普通的夏日的清晨一个萼片、一个花瓣、一根花刺、一汪露水、一只蜜蜂也许两只，微风吹过，树叶飒飒，我是一朵玫瑰花！

就整首诗来看，我们知道它是有意义的——描写玫瑰花。但是，将整首分成一句一句单独来看，它们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普通夏日的清晨”普普通通；一个“萼片”、“花瓣”、“花刺”让人觉得支离破碎；“一汪露水、一只蜜蜂也许两只”让人不知所云；“微风吹过，树叶飒飒”，细小而微。但是，在诗的结尾，诗人笔锋一转：“我是一朵玫瑰花！”一切都变得形象鲜明，赫然在目。作者的思维在这里犹如尖端放电，果断、迅速，将词语的重量尽可能的轻化。这是卡尔维诺所推崇的语言风格，这是一种轻逸的语言风格，由词语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引发的美感。在这首诗中，结尾句前的每一句诗的意义都若有若无的附着在没有重量的词语上，在结尾，让词语的重量落入了形象之中。

此外，从读者的阅读角度来看，读者不再有阅读的滞重感。阅读不是作者一个人的语言游戏，而是将作品和读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这首诗不是艾略特《荒原》那种需要渊博的知识才能理解其含义的个人化写作，而是搭积木式的层层展现。

但在笔者所查找的各种中文文献中，大多的研究者都认为卡尔维诺轻逸的语言风格体现在他对数量词的偏爱上。他们从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中所引用的的艾米莉·狄金森的例子中入手，曲解了他的本意。他们从这首诗最显著的特征入手，从而得有失偏颇的结论。卡尔维诺引用狄金森的诗歌是另有所指的，意象的并列叠加，最后得出完整的形象。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中国元代马致远的著名散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这首散曲跟狄金森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显出轻逸之态。

除了语言材料本身的轻逸之外，卡尔维诺还运用了符号叙述的方式来对语言进行轻化。是在卡尔维诺的小说中，语言的不确定性最为明显的就要数《命运交叉的城堡了》，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预设了一个场景：一群互不认识的人来到了森林里的一座城堡中，他们都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每个人都想知道别人的故事，于是只能借助于仅有的塔罗牌来述说自己的经历。于是作者将图画文字作为叙述的载体，进行寓言化写作。我们知道，符号是一种需要解释的言语，每张塔罗牌都是一个符号，但每张塔罗牌的意义却因组合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命运交叉的城堡》的第三个故事《被罚入地狱的新娘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塔罗牌结构中符号语言所产生的不确定性：

现在，又开始放上一列牌，捕捉其含义又成了问题：一张大棒二（表示叉路口还是选择？），一张金币八（一个隐藏着的宝库？），一张宝杯六（一场爱情的宴会？）。

作者在这里运用符号解读的不确定性从而产生的意义的不确定性，作者并没有站在全知全能者的角度叙述新娘的经历，而是站在一个旁观者抑或城堡中失声者的角度来解读新娘排列的塔罗牌。这种符号解读的不确定性所造成了语言轻逸的效果。我们知道，如果这个新娘开口说话，就可以让语言的不确定性消失，而这个新娘的故事是确定的。但是，作者有意使这个前提消失，让人物的语言只能以图画文字的形式存在。而图画文字的解读与确定性的语言之间存在着鸿沟，从而塑造一种扑朔迷离的效果。这种效果的生成，也造成了歧义的生成，实现了语言的轻逸。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消解了叙事，而将之变成了一种挑战想象力的智力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