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到魏晋时 高句丽由弱变强（与中国北方政权的朝贡关系如何）

序言：

公元1-5世纪，中国古代王朝处于由统一到分裂的变化时期。位于东北一隅的高句丽国，自建国之日起就成为汉朝东北朝贡制度的成员，此后无论是在统一的汉王朝时期，还是王朝分裂、政权频繁更替时期，高句丽政权始终是中原王朝或北族政权朝贡制度成员，其朝贡活动由 单向到多向，甚至建立起以本国为中心的亚朝贡体系。

在东亚朝贡体系下，高句丽政权由弱转强，成为东北亚地区强国之一。那么，在这400多年间高句丽朝贡活动的动力是什么？如何定位它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位置？这种朝贡关系在高句丽政权由弱变强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作用？今天，我就带着各位读者来探讨下以上几个问题。

一、高句丽建国之初与汉朝：朝贡关系的开端

西汉末年，松花江中上游的夫余人朱蒙率人进入汉玄菟郡内较为偏僻的山谷间——句骊夷聚居地，征服了当地的部落。元帝建昭二年，建立王国，以玄菟郡治高句丽县名为国名,号称“高句丽国”。西汉王朝允许边郡地区存在土著民的王国，由边郡进行羁縻统辖。关于高句丽县令管理的高句丽是不是朱蒙建立的高句丽国，西汉王朝是否对高句丽国主进行册封，封号是什么，学界有较大的分歧，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关于高句丽县令所辖高句丽与高句丽国的关系，主要有二种看法：一是认为二者分别是两个高句丽国。二是认为二者是同一个高句丽国，这是目前中国学界的通说。朱蒙以玄菟郡内的句骊人建国，受汉朝册封，由高句丽县管理。高句丽建国前，玄菟郡各县管理分散的句丽部落朝贡事务，高句丽国建立后由玄菟郡所在地高句丽县管理高句丽国“名籍”与朝贡事务。

《汉书·王莽传》记载：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 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余、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说，下书曰：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

其次，西汉王朝是否对高句丽国主进行册封，封号是什么?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国自建立直到太武大王二十二年，用了百余年的时间才完成对高句丽、貊各部的统一，高句丽建国初年仅是玄菟郡境内一个弱小的部落联盟体，西汉王朝对高句丽国主的册封是“高句丽侯”,而不是“高句丽王”。

光武帝重建汉王朝后，建武八年，高句丽国主遣使朝贡。高句丽出塞之后,国主在对外交往时不再使用汉朝册封的封号“高句丽侯”，而自行称“王”，光武帝因之册封高句丽国主为“高句丽王”这一封号高于西汉王朝所授的 “侯”，以示特别恩宠与怀柔。

营建华夷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理念建构东亚朝贡体制，采取怀远招徕政策经营着边疆朝贡制度，对于朝贡成员叛服无常表现出十分宽容的态度，只要反叛者重新愿意归附，汉朝都予以接纳，并给予册封和赏赐。安帝元初五年(118)高句丽出兵袭玄菟，焚烧、抄掠辽东郡的候城、辽隧县，连年数寇二郡。

在东汉中后期，高句丽也形成了自己的朝贡体系，因高句丽为汉朝的朝贡成员，可视为从属于汉朝朝贡制度的亚朝贡体系。在汉代高句丽无论弱小还是强盛,即便是不断寇抄边郡时期，都没有脱离汉王朝东北朝贡体制，除了汉朝积极经营朝贡制度之外，还要从高句丽自身利益寻找原因。

首先在周边各族都是汉王朝朝贡成员的环境下，高句丽王只有得到汉朝的册封才能得到周边民族的认可和本国贵族大姓的拥护，巩固其统治地位。其次只有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人们进行交往和贸易，才能发展本国经济与文化，汉人郡县是这 一地区最为发展的地区，加上汉朝厚往薄来的边疆政策，朝贡活动是最为有效的交往活动。

二、高句丽与曹魏、西晋王朝：朝贡关系的发展

东汉末年，王朝进入分裂时期。相继建立的魏蜀吴三国为追求正统地位进而实现大一统梦想，都十分积极经营边疆朝贡制度。东亚朝贡体系并没有因为中央王朝的分裂而解体，反而进入进一步发展时期。西晋实现暂短统一，继承了前朝的朝贡制度。

三国时期，州一级行政建制已经正式确立。曹魏时期，主要以幽州刺史和设在襄平的护东夷校尉统辖东北塞内外朝贡成员。西晋时期，分设平州，平州的护东夷校尉和幽州的护乌桓校尉分管东北东、西部塞内外朝贡成员，高句丽由东部护东夷校尉统领。

这一时期中原王朝或忙于统一战争，如曹魏对吴蜀之战；或困于内部战乱频出，如西晋八王之乱，无暇顾及东北边疆朝贡制度成员是否适时诣阙朝贡。关于地方州郡管理的一般朝贡活动史书多不载，只是边疆有重大事件才见于记载，但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些许在魏幽州、护东夷校尉管理下高句丽的活动信息。

东汉末年公孙氏割据辽东，高句丽成为公孙氏政权的朝贡成员。高句丽与孙吴发生朝贡关系，实起于公孙氏政权通吴之举。孙吴嘉禾二年(233)，孙权派遣册封公孙渊的使者张弥、许晏等人到辽东襄平后，公孙渊将吴使团中的秦旦、张群、杜德、黄强等扣留于玄菟郡40天之久，秦旦等人由玄菟郡逃往高句丽。

于是，高句丽王遣使向孙吴政权朝贡。两年后，孙权派遣使者谢宏、中书陈恂，拜高句丽王宫为单于，加赐衣物珍宝。此时曹魏对高句丽与孙吴的关系似有耳闻，幽州刺史示意高句丽王宫不得臣属孙吴。高句丽王宫则因主簿笮咨、带固等30余人被吴使扣留，遣使贡，纳数百匹马以示谢罪，并接受了孙吴的册封。

第二年(236) 七月，高句丽王宫斩送孙权使胡卫等首，此后高句丽不再与孙吴通使朝贡。在这次高句丽与孙吴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幽州刺史及时掌握了高句丽与孙吴交往的动向。因吴使陈奉的警觉，高句丽王未能按照幽州刺史的指令办。但当孙吴再次遣使到高句丽时，高句丽王便将其斩首送至幽州，将功折罪。

公元238年曹魏灭公孙氏政权以后，在襄平设护东夷校尉，魏晋时期高句丽主要诣襄平朝贡。这一时期，高句丽处于早期国家阶段，呈现出对外扩张、频繁四处掠夺的特点。公孙氏政权的公孙康时期，高句丽王伯固“数寇辽东，又受亡胡五百余家。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

曹魏正始中，高句丽王位 宫频繁寇抄边郡，幽州刺史毌丘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句骊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宫连破走。清光绪三十年，辑安县板岔岭发现一块残碑，正是当年毌丘俭于丸都山留下的《记功碑》。残碑仅存7行48字。

西晋时关于高句丽的记载极少，西晋末年，政局不 稳，包括汉族官吏在内的各族割据势力之间战事频繁。幽州刺史王浚承制以妻舅崔毖为平州刺史、护东夷校尉，管辖包括高句丽在内东北民族的朝贡事务。高句丽与魏晋王朝的关系是高句丽与汉朝朝贡关系的延续，保持了原有的统治机制。

三、高句丽与东晋、中原北族政权：朝贡关系的结束

西晋暂短的统一崩溃后，东晋偏安江南，北方地区各族纷纷建立政权，此起彼伏激烈地角逐中原，偏居东北一隅的高句丽也表现出强烈的对外发展欲望，尽管遇到慕容鲜卑诸燕政权的阻力，但高句丽仍然能够在开展多向朝贡活动中逐步走向强大。

永嘉战乱爆发后，高句丽占据了汉魏以来建立在朝鲜半岛北部的乐浪郡、带方郡。趁中原陷于战乱，各族政权分立，高句丽力图向辽河流域发展，遇到的最大的对手便是慕容鲜卑。东晋元帝于太兴三年册封慕容廆为“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増邑二千户”。这个“平州刺史”已经不是晋朝的地方官吏,而是朝贡制度成员的封号。高句丽并没有将慕容廆视为中原王朝的官员，而是看做与自己同样身份的朝贡国。

为了寻求中原政权的支持，高句丽积极开展对中原北族政权和南方东晋王朝的朝贡活动。在北方,高句丽遣使向势力强大的后赵朝贡。石勒建平元年，高句丽成为后赵的朝贡成员。石季龙时因攻打段辽之事与慕容皝发生矛盾，然在后赵与慕容鲜卑的角逐中，慕容鲜卑多占上风，高句丽向后赵朝贡的目的落空。于是高句丽又遣使向东晋朝贡。然而，此时慕容鲜卑也是东晋的朝贡成员，东晋更重视实力较强的慕容鲜卑，高句丽的朝贡活动同样没有达到目的。

5世纪初年高句丽占领辽河以东州县地区之后，将发展的战略目标转向朝鲜半岛，427年高句丽长寿王将王城由丸都城迁到平壤，高句丽与朝鲜半岛的百济之间的争斗日益增多。与之同时,在拓跋鲜卑的强大攻势下北燕国势岌岌可危，北魏发动灭亡北燕战争之前，太延二年，世祖“遣使者十余辈诣高丽、东夷诸国,诏谕之”。但高句丽并未听从北魏的诏令，而是出兵迎接北燕亡主冯文通，跟随冯文通迁往高句丽的北燕人户和携带物资，大大增强了高句丽的国力。

公元前37年高句丽建国便被纳入汉朝东北朝贡体制，直到436年北魏灭北燕统一东北之前，高句丽曾先后遣使向西汉、东汉、曹魏、孙吴、西晋、东晋、前燕、后赵、前 秦、后燕、南燕、北燕、刘宋朝贡。汉魏晋王朝以边郡或设在边郡的机构管理高句丽的朝贡活动，虽然高句丽曾不时寇抄三朝边郡，但双方的朝贡关系基本处于持续而稳定的状态。

后记：

4世纪以来，高句丽抓住各族割据政权角逐中原的时机，尽力向郡县地区发展势力，虽几次遭到沉重打击，在恢复国力后仍不懈努力对外扩张，尤其在控制东北地区的各政权出现交替或呈衰落之势时，高句丽对南北政权朝贡活动表现得最为活跃。

这表明高丽的朝贡活动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希望在中原政权中寻找到强大的政治势力做靠山，以增强它在东北各族中的竞争力，尤其是助其在与诸燕 政权的竞争中取胜。开展经济交往和引进吸收先进文化也应是高句丽进行朝贡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以至最后得到北燕亡国后都城人口和物质。

本文参考：《汉书》、《三国史记》、《朝鲜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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