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说能在明清二朝发展如此兴盛（只因“文字狱”从中作梗）

中国文学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多次高潮期，春秋的诸子之言、汉魏的赋文、唐宋的诗词和明清的小说，每一个时期都有它所代表的文学类型。从诗赋词曲发展到小说，这看似是文学的进步，也符合后来人的文化兴趣，但这其实却是统治者推波助澜的结果。

如果要从上述各个时期找出文学的鼎盛期，那么非春秋和唐宋莫属了，因为这两个大时期，统治者对文学的发展是持开放态度的，没有丝毫的禁锢和约束。所以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屡出经典文籍，其中许多文章和百家之言都搬上了当今的语文课本，而唐诗宋词也成了后代学者必读。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不论是赋文还是诗词，都不再有之前的辉煌。你可以看作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但是仔细想想的话，就会明白这是古代文学遭到“打击”后的结果。

从元朝开始，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限制了人们读书识字，这样一来宋时期各个词派都逐渐覆灭，虽然衍生了新的一种文学形式——曲，但这也只是之前文学成的就九牛一毛。而到了明初，因为统治者需要大量的儒生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就大力开放文化教育，但同时也是做了一些防备措施。

其典型措施有两点，一是“八股文”；二是“文字狱”。前者是限制，后者是惩罚。

八股文束缚读书人的思想

八股文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写作形式，但是其限制却很多。首先从作文来说，文章必须是由前后对仗对偶句组成，所有句子的长短必须一致，而且句子声调也要前后相同（比如前句是平仄平仄仄，后句也要是平仄平仄仄）。其次作者在作文时，也必须沿着古人的语气、见解来发挥自己的文章，不能有个人独特的看法。

这样一来各个读书人在十年寒窗苦读的同时，其文学创作思想也渐渐被统治者“奴化”，读书人完全是为了在科考时做出一篇符合阅卷要求的答卷文章，而不在奢求通过自己的贡献让当时的文学成就再现昔日辉煌。

大兴文字狱捕杀“出言不逊”的读书人

虽然统治者对读书人采取了限制和约束，却仍有不少人淡泊功名，不愿意为了一顶七品乌纱帽而改变自己的文章风格，但是这些人大多没能逃过统治者的屠刀。明太祖在修订《大诰》时加了这样一句话：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莫其家，不为之过。

大致是说：生活在王土上的人全都是王者的臣民，如果这些不受教化的知识分子不能为我所用，那么杀了他甚至灭其家族，也不是不可以的。

因而在洪武时期，太祖广兴“文字狱”，从那些不服从他的读书人写的文章中，断章取义找出所谓的反抗话语，然后对其施加刑罚。比如教谕许元作的《万寿贺表》中，出现一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而被杀；训导吴宪作的《贺立太孙表》中，出现一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而被杀。

此二人被杀是因为，太祖认为许元讽刺他曾经当过和尚，诅咒他早日丢掉江山；而又认为吴宪嘲笑他这一朝，天下的盗贼全都是出自寺庙，讽刺朱元璋盗取元朝天下。除了这二人之外，还有许多的读书人和教育工作者，因为好好的一篇文章或文章中的一句话遭到朱元璋的猜忌，而最终丢掉性命。

所以在此大兴“文字狱”的情形下，读书人就越发不敢写抒发个人观点性强的文章和诗词，从而把目光转向了小说题材。我们知道小说这一题材的创作内容都是作者根据所见所闻，然后加以修改杜撰而成的，主要是以讲故事为主，然后捎带上自己的个人情绪和看法。但是这仍然逃不过统治者的“追责”。

比如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中间有一个故事情节说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在车迟国和修道的虎力、鹿力、羊力大仙斗法，改变了国王宠信道士而使得国家民不聊生的现状。但是在同样修道的嘉靖皇帝看来，这是讽刺他不务正业，迟早会让国家断送在他的手上，所以就下令全国禁止刻印销售《西游记》。

到了明中期，虽然著名文学家李梦阳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希望明朝读书人能壮大本朝文化成就，文章可与秦汉赋文比肩，诗词能与唐宋大家媲美。但是经过一百多来年，统治者对文人思想的限制，使得他们渐渐屈于现状，即使有个别学者能突破文化桎梏，但终究掀不起改变形式的风浪。因为当时读书人已经习惯了写小说，而百姓也乐于此道。

就这样到了清朝，小说的发展已经被推到了最高峰，然而此时统治者却又把屠刀伸向了众多小说家，因为新一轮的“文字狱”开始了。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清廷从顺治到乾隆，在全国范围内查找并销毁对自己统治不利的书籍，抓捕下狱反书作者，简直就是“焚书坑儒”。

据统计，所谓的“反书”数量达到了13600卷。这些书籍在今天只知道其书名是什么，而完全不知道其内容如何，就算是那些保留下来的书，也大多被统治者篡改修整过。在这样的形式下，读书人们只能再次自束思想，以求得日后不会因为一句话或一个字而被拉出去杀头。

就此看来，明清之际的小说发展之所以这么兴盛，其实主要是拜统治者所赐，这虽然成就了一种新的文体形式，但同时也断绝了中华传统的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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